伟人毛泽东的婚姻情感生活

——四次婚姻和十个子女纪实（连载五）

  十一、 被救回国

        转眼之间，岁月流逝到了1946年。这年夏天，王稼祥同夫人朱仲丽再次来到了莫斯科。

       王稼祥和贺子珍是亲密的战友，他们曾一起经历过长征，来苏联后又在一起工作过。来到苏联，没有见着贺子珍，就决定寻找她的下落。

      一开始，苏方回复：下落不明。然而，王稼祥并没有放弃努力。一次，他无意之中从留苏学生的谈话里获悉，贺子珍被关在伊万诺夫精神病院。

       在确切的消息面前，苏方只得承认有此事。但仍以精神病未好为由，不同意让贺子珍回莫斯科。

       最后，王稼祥只得利用当过共产国际代表与苏共高层人物熟悉的条件进行沟通，苏方才同意让贺子珍离开精神病院，返回莫斯科。

      这样，贺子珍在进入疯人院两年多以后，终于得以走出医院的大门，来到共产国际大厦旅馆预订的房间。

       贺子珍一推开房门，发现已两年多没有见面的女儿娇娇也在这里！顿时，因突然的惊喜而昏了过去。过了好一会儿，才慢慢清醒过来。

        贺子珍回来的消息传来，在莫斯科居住的中国同志纷纷前去探望。大家劫后余生重新聚首，叹世事沧桑，惊人世莫测，无不感慨万千。朋友之情、亲人之爱，贺子珍慢慢地重新振作了起来。贺子珍思念心切，决心回到祖国去。

       于是，王稼祥给毛泽东打了一个电报，告诉了贺子珍的有关情况及要求回国的想法。

       不久，毛泽东复电，全文四个字：完全同意。

       贺子珍听到消息，十分高兴。兴奋地对王稼祥说：“感谢毛主席给了我回国的机会。”

        1947年初秋，贺子珍、娇娇、岸青一行人坐上了莫斯科至哈尔滨的列车，踏上了回国的路程。列车在苏蒙大地上走了八天八夜，终于到了哈尔滨。林彪、李富春、聂荣臻等东北局领导来到车站迎接。

       “一路上辛苦了，回来了要好好休息休息。”林彪笑着握手道。

       “我现在身体已恢复得很好，不需要休息。请求组织上尽快给我安排工作，干什么都行。”

        在贺子珍的一再请求下，组织上安排她在东北人民政府财政部任机关党支部总支书记，娇娇、岸青也进入学校读书。于是，她们在哈尔滨住了下来。

       1948年春，贺子珍带着娇娇和岸青由哈尔滨来到沈阳，安排在东北局总工会干部处工作。妹妹贺怡从千里之外的西柏坡，带着毛泽东的嘱咐，来沈阳看望姐姐来了。

        贺怡也早年投身革命，1939年曾任广东省民运部长、妇女部长，后因叛徒出卖被捕。在狱中，她坚贞不屈，曾吞下金戒子准备以身殉职，险些丧命。后经南方局书记周恩来交涉，以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军官交换才得以出狱。出狱后在延安开刀取出了金戒指。手术时一时找不到亲属签字，还是毛泽东以亲属的名义签的字。后在中央党校学习毕业后，留在了中央机关工作。

       贺怡的到来，特别是姐妹对历历往事的共同回忆，贺子珍又燃起了对毛泽东的炽热之情，心里有一种非给毛泽东写信不可的冲动，并且愈发强烈，欲罢不能。贺子珍把心事透露给妹妹，征求她的意见。当过七大候选代表的贺怡快人快语：“这有什么好为难的，你早该这样做了。”

       于是，贺子珍叫已经12岁的女儿给爸爸写信，娇娇高兴地答应了。娇娇经反复修改，信中写道：

    毛主席：

        大家都说你是我的爸爸，我是你的女儿。但是，我在苏联未见过您，也不清楚这回事。到底你是不是我的亲爸爸，我是不是您的亲生女儿，请赶快来信告诉我。

       贺子珍看了看女儿写的信，脸上露出了笑容。一会儿又凝思神重，摊开信纸，第一次以一个普通人的称呼，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

    主席：

        我已经回到中国来了。身体不太好，还在休养，并参加了一些工作。……在苏德战争期间，生活很艰苦，什么都要自己做，……比长征还要苦。不过，这已经过去了，现在我要好好工作。我正在学习做工会工作。我很感激您对我妹妹和母亲的照顾，代我尽了姐姐和女儿的责任。我将终身铭记在心。……

       信发出以后，贺子珍像小姑娘似的天天盼着回信。几天后，收到了一份毛泽东给娇娇的电报：

        娇娇是我的女儿，你的信我收到了。你好好学习，做一个中国的好女孩。爸爸很好。

       毛泽东在收到贺子珍母女的信时，正在西柏坡召开七届二中全会。他只给娇娇拍了电报，而没有给贺子珍回信。

       十二、 转途南下

       1949年1月21日，北平守将傅作义与中共签署了《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北平终于得以和平解放。

       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向北平进发。

        4月下旬，远在沈阳的贺氏姐妹接到毛泽东的电报：要毛岸青和娇娇去北平。

      “妈妈也一起去吗？”娇娇兴奋地问。

      “你妈妈现在不去，她要过些日子去。”贺怡回答后，又转过头来对姐姐说：“我和两个孩子一块先去。我要去见主席，我要为你把一切事情办好！”

       不久，贺怡带着两个孩子到了北平西郊香山的双清别墅。

     “爸爸！”娇娇在阿姨的指点下，欢欣地扑向毛泽东的怀里。

     “娇娇，我的小娇娃！”毛泽东双手抱起娇娇，一个劲地亲着她的小脸蛋。

      一对儿女来到了身边，毛泽东欢乐之情溢于言表，脸上泛着兴奋的光辉。

       过了几天，贺怡带了好多好吃的东西来看娇娇。娇娇却摇头说：“我不想吃，我想妈妈。阿姨，妈妈什么时候来呀？”

       这时，刚好毛主席跨进门来。贺怡见是个绝好的机会，马上把娇娇的话题仍给了他：“姐夫，娇娇在问妈妈什么时候过来，我想你回答娇娇最合适。”

      “哦。”毛主席轻轻地一声，既没有支持，也没有反对。

       “主席，我这次来，一是护送她们，二是给子珍争回她应当得到的地位。”

       毛泽东默然无语。思索一阵后，说：

“你让子珍到这里来，这是历史造成的事实。我们还是按中国的老传统办吧！”

       具体怎么办？毛泽东没有明说。而贺怡认为，毛泽东说承认历史的事实，并同意让子珍到北京来，说明同意恢复同贺子珍的夫妻关系。于是，高兴地返回沈阳去接姐姐。

       1949年6月，贺氏两姐妹收拾行装，踏上了开往北平的列车。

        与此同时，方志敏的堂弟方志纯和朱旦华（原名朱丹华，原是毛泽民之妻）抱着1岁的孩子登上了开往上海的火车。在动身南下时，朱旦华已发现方志纯眉宇间常常流露出一种忧郁。火车快到天津时，方志纯郑重地对朱旦华说：“这次南下，主席交给我们一个任务，陪同贺子珍同志到上海。”朱旦华这才明白这些天来方志纯忧郁不乐的原因。

       当南下的火车到了山海关时，上来两个同志，自称是组织部派来的。他们说：

      “你们不要进北平了，继续南下，到你们哥哥那里去。这是组织的决定。”

       贺子珍一听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沉默着，没有说话。后来，有人猜测，可能是江青这一关过不了，毛泽东左右为难，只好中途变卦。

      可贺怡一听，马上与来人争了起来。但那两个人板起面孔，毫无商量的余地，并以开除党籍相威胁。这样，贺氏姐妹只得转车前往上海。

       贺氏姐妹一下火车，就看见了哥哥贺敏学和嫂子李立英。贺敏学当时在三野二十七军任副军长兼参谋长，是战上海的有功之臣。从1934年分别，贺子珍和哥哥已经15年没有见面了。兄妹劫后重逢，自然激动不已，有说不完的酸甜苦辣。

       一次，贺敏学与妻子谈起贺子珍与毛泽东十年患难夫妻的事。李立英道：既然感情这么好，为什么会落得这个结果呢？贺敏学低头吸着烟，沉默了好久，才说：“主席是钢，子珍是铁。两个人都有脾气，谁都不让谁，钢铁相撞叮当响，有时犟得没法讲和呐。”

       1949年8月，浙江省委书记谭振林、副书记谭启龙来华东局开会。谭启龙是永新人，而谭震林在井岗山时就和贺子珍熟悉，他们盛情邀请她到浙江去工作。她答应了。于是被安排在杭州市妇联任副主任，不久又被安排到安吉地委担任组织部长。

       这时，其哥贺敏学也被任命为华东军区防空司令部司令员兼政委。后来，转业到地方，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建筑工程部副部长。1958年底又被调到福建省当副省长。这是后话。

      一次，贺敏学到北京开会。毛泽东约见了贺敏学，谈了两个多小时。分别时，毛泽东对贺敏学说：“还是叫子珍成个家吧！“

       贺敏学回答说：“主席，子珍的脾气您是知道的。她不愿意的事，谁都拗不过她。”

       十三、 心灵创伤

       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开幕。会上，毛泽东致了题为《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开幕词。最后，他庄严宣告：

    “我们正在前进。

      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而伟大的事业。

     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

     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会议进行了现场实况转播。这时，贺子珍正好和嫂嫂李立英坐在一起听收音机。突然，其中传来毛泽东在开幕式上的讲话录音，贺子珍一下子呆住了。毛泽东的声音，对她来说是多么的熟悉，但现在却又是那么的遥远！

      广播电台把毛泽东的讲话放了一遍又一遍。贺子珍竖起双耳，听了一遍又一遍，她忘了吃饭，也忘了睡觉。

       第二天起床后，李立英到子珍房间去，只见她还一动不动地坐在老地方，耳朵贴着收音机，似乎全神贯注地在听着什么。嫂嫂叫她，子珍也没有反映。过了一会儿，才对嫂嫂说：“怎么不响了？怎么不广播毛主席的讲话了？”

       李立英走过去拿起收音机一看，原来收音机一夜没关，机子已经烧坏了。

       李立英正要说明原因，却见子珍脸色苍白，眼光呆滞，嘴唇哆嗦，从此病了，处在一种时而清醒时而糊涂的状态。这是因为，毛泽东那久违的浓重的湘音，对她的刺激实在太大了！她原本已慢慢愈合的心灵创伤，又被重新撕裂、流血！后经华东医院医生诊断，贺子珍患了精神分裂症。

      贺子珍生病后，贺敏学让妻子李立英给李敏（娇娇）写信。李敏接信后十分难过，马上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爸爸。当毛泽东听到贺子珍的生病经过后，心情十分沉重，泪水湿润了双眼，晶莹的眼泪慢慢地流下了脸颊。这是李敏第一次看见爸爸流泪，她也禁不住陪着爸爸一起流泪。

       不久，毛泽东特地委托上海市市长陈毅对贺子珍多加照顾，并说：“子珍在上海的开销，从我的稿费中支付。”陈毅哈哈一笑，回答说：“我们上海养得起一个贺子珍。”

       心病还要心药医。毛泽东是了解贺子珍的，他知道贺子珍的病是因他而引发的。于是，提笔给她写了第二封信。信中劝她要注意身体，好好治病。要听医生的话，不要抽那么多的烟。同时，毛泽东还给她带去1000元钱和一台当时国内最好的熊猫牌收音机。毛泽东劝贺子珍少抽烟，可有一天，外宾送给他一条名牌香烟。他打开一包抽了一半，忽然想到贺子珍现在学会了抽烟，就把剩下的九包连同抽过的半包一起包好托人带去。殷殷之情，溢于言表。

      说来也怪，毛泽东的信一来，就象一把钥匙打开了她心灵上的铁锁，她的神智逐渐清醒了起来。

      1958年，贺子珍回到了江西老家。江西省委把她安排在南昌市，住在靠省委大院附近三纬路20号的一个二楼小院里。

       这时，贺子珍的精神分裂症时好时坏，往往怀疑心很重。她在家里养了一条狗，有什么都先让小狗先吃，没事自己才吃。服务员给她倒的茶，贺子珍从来不喝。有时到方志纯、朱旦华家作客，朱旦华为她新泡的茶，碰也不碰，只有朱旦华喝过后才喝。饭菜上来了，也只有别人动筷后才吃。

       贺子珍是一个很讲旧情的人。她对毛泽东感情很深，凡是与毛泽东有关的事都会立刻触动她那根敏感的神经。一次，省举办一次工业展览。朱旦华约贺子珍一起去参观，想叫她散散心。谁知，门口立着毛泽东挥手的巨像。贺子珍一见，马上呆住了，泪水象一颗颗珍珠滚落了下来，痴痴地望着，一动也不动。

      朱旦华见状，轻轻地上前扶着她的肩，劝道：“子珍，我们进去看展览吧！”

       “不，我就在这里看。”过了老半天，贺子珍轻轻地说了四个字：“我好悔呀！”

        十四、 庐山重逢

        弹指到了1959年7月，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史称“庐山会议”。

       会前，毛泽东先行来到庐山。6月29日，广东省委书记陶铸的夫人曾志去180号美庐别墅拜访毛泽东。互相寒喧、笑谈一阵后，曾志说起了一件事：

      “主席，来庐山的路上，我在南昌看望了你的一个老相识。”

      “谁呀？”毛泽东抽着烟，好奇地问。

      “贺子珍。”曾志直接了当地回答。

       毛泽东沉吟了一下，关切地问道：“最近怎么样？还好吧？”

       曾志答道：“我看还不错，她对过去的事还记得很清楚，哪有什么神经病？”

        听到这里，患难夫妻的往事，毛泽东情不自禁地涌上心头，动情地说：“我们毕竟是十年的患难夫妻啊！自她从延安睹气出走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至今已有21年了！你去同汪东兴谈一谈，看看能不能安排和她见一面？”当时，汪东兴正在江西省当副省长。

       当汪东兴知道主席意思后，直接找到已是江西省委书记的方志纯。两人商定，乘江青还没上山，抓紧将贺子珍送上山见上一面，并注意严格保密。

       就这样，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的妻子水静，在一个月牙弯弯的晚上，陪同贺子珍悄悄地来到了庐山，住进了牯岭涵洞左侧28号的临时招待所。

        贺子珍住下后，水静立即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泽东满意地说：“这几天先由你陪着她，不要让她离开房子一步，以免让延安时的老熟人碰上。我会很快安排见她，时间可能在明天晚上，我会通知你的。”

       毛泽东嘱咐完，见水静起身要走了，突然又冒出一句：“希望她能一拍即合。”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毛泽东没有进一步解释。水静也不便多问。

       第二天晚上，水静接到通知。晚上9点，水静与贺子珍准时乘车来到别墅门前，上了毛泽东住的二楼。经过周密精心安排，分别20多年的毛泽东、贺子珍终于再次见面了。

        贺子珍一跨入屋内，抬头一看，不觉一惊：里面坐着的是毛泽东。毛泽东见她来到，忙站起身来，微笑着请她坐下。然后，倒了两杯茶，一杯放在贺子珍前面，就隔着一个茶几，在两把藤椅上坐下来。

       贺子珍做梦都想见面的毛泽东，现在就坐在面前，她的眼泪哗地一下流了出来，就象打开了闸门的水坝，想拦也栏不住。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不停地哭。

       毛主席温和地说：“子珍，我们见面了，你又不说话，老是哭。以后见不到了，想说也没有地方说了。”接着，问道：“这几年生活得怎么样？身体都好否？”

        听到毛主席的问候，贺子珍的心情渐渐平静了下来。她擦了擦眼泪，抬起头仔细端详着毛泽东，说：“我的身体好多了，只是你的身体不如以前了。”

      “忙呀！比过去更加忙了。”毛泽东注视着她的脸回答道。

       接着，毛泽东详细问起了贺子珍在苏联的情况。贺子珍简要地一一述说了。

       毛泽东叹了口气，问道：“当初你为什么一定要走呢？”

        “都是我不好，我那时真是太不懂事了。”贺子珍的眼泪又禁不住流了下来。

        接下来，毛泽东谈起了他这些年的情况，但一句也没有提到江青的情况。

       这时，贺子珍突然“提醒”毛泽东：“当心有人害你，当心王明这样的人来害你。”说完，就一把把茶几上的三小瓶安眠药拿在手中。

       毛泽东看见了贺子珍的动作，怔了一怔，但仍点着头说：“我会注意的，你放心好了。”

       毛泽东还告诉贺子珍：“娇娇有朋友了，你见过没有？同不同意？”

       “我见过的，我满意。他们的婚事，你同意了，我也同意。”

       毛泽东点了点头，告诉贺子珍说：等这次会议结束回去，就准备为她们举行婚礼。

       就这样，他们在一起谈了一个多小时。

      毛泽东按响了值班室的铃声，水静走了进去，把两眼通红的贺子珍扶了出来。卫士封耀松让贺子珍坐下。

        过了一会儿，封耀松通知水静：“主席请你进去一下。”

        水静走入房内，只见毛泽东吸着烟站在那里，满脸的痛苦和忧愁。

       “不行了，有时答非所问，脑子坏了。”毛泽东像是对水静说，又像是在自言自语。

      接着，毛泽东对水静交待：“她很激动，要注意她的情绪。她拿走了我的三小瓶安眠药，你要想办法从她手里拿下来，以免出事。”并说第二天再安排见一次面。

      “好的，主席，我会办妥的。”水静退了出来。

        从毛泽东房间出来，水静陪贺子珍回到住所。贺子珍一直处于高度兴奋状态，睡到床上了还一直说个不停，整整说了一夜。

       第二天傍晚，水静接到了通知，却要她马上陪同贺子珍一起下山回南昌。因为，已在杭州的江青不知从什么途径听到了贺子珍上庐山的消息，特地给毛泽东打来一个长途电话，说很快就要来庐山了。因此，第二次见面的计划只得取消。

        事后，曾志曾经问过毛泽东：“主席，久别重逢的感觉如何？”

       毛泽东摇摇头说：“大失所望！看来她的精神还是不正常，我的安眠药，她一把抢过去，说是有人要毒害我，唉！”毛泽东重重地叹息了一下。

        如果说，毛泽东和江青结婚后也许曾经萌动过与贺子珍破镜重圆之念的话，这次也就是最后的一次了。

       贺子珍在忧郁、愁闷中经受着精神的煎熬。1976年3月6日、7日的台历上，她曾用毛笔写下这么几行字：

抽刀断水水更流，

举杯消愁愁更愁。

念天地之悠悠，

独怆然而涕下。

    这就是她悲怆、忧郁心情的真实写照。

      十五、 生死相祭

       光阴如箭，日月如梭，一转眼到了1976年夏天。83岁的毛泽东已日趋病重，处于时而清醒、时而昏迷的濒危状态。

       8月下旬，李敏从文件中看到毛泽东病危的通报，匆匆赶到中南海去探望。

      “娇娇，你来看我了？”毛泽东颤颤地拉着李敏的手。李敏点了点头。

       “你为什么不常来看我呢？”毛泽东吃力地望着李敏，目光中充满着爱怜和惦念。

        李敏结婚后，与江青的关系不好，早已搬出中南海。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江青就以各种理由将李敏夫妇拒之门外。从毛泽东患病到去世，李敏总共只见到爸爸三次面。第一次是毛泽东去参加陈毅追悼会后也生病了，李敏去看过一次。第二次是毛泽东病重了，毛远新打电话通知她。李敏去后，要求留下来守候病重的毛泽东，但遭到江青的拒绝。第三次就是这一次，李敏获悉爸爸病危消息后，不顾一切去见毛泽东。现在，她能告诉爸爸进不了这门的委屈吗？李敏的眼泪涌了出来。

    “你今年多大了？”毛泽东接着问道。

    “39岁了。”

    “不，你是37年生的，今年38岁。”毛泽东重病在身，还清楚地记得女儿的出生年月。

      接着，毛泽东艰难地把右拇指和食指连成一个圆圈，说了一句话，声音很轻，李敏听不清楚，问旁边的服务员，服务员也摇了摇头。

       毛泽东见李敏没有明白自己的意思，不再说话，无力地闭上了眼睛。

       李敏知道父亲太累了，就只好轻轻地退了出来。

       现在看来，毛主席打的手势，估计是询问其母贺子珍的身体情况。因为，贺子珍原名桂圆，有一个圆字。若是如此，表明毛泽东在垂危之际也还在心里记挂着她。

        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一代伟人与世长辞。消息传来，贺子珍先是一呆，随后其精神就被击倒了。贺子珍嚎啕大哭，一连几天不吃不喝，伤心欲绝，情绪极其低沉。

       可是，在江青的把持下，有关部门却没有安排贺子珍去北京和毛泽东作最后送别。悲伤之际，贺子珍说：“我也要祭奠润之。”

       于是，贺子珍流着泪，把黑纱披在毛泽东的像上，向毛泽东遗像深深地鞠了三鞠躬。然后，含着热泪深情地祝祷：

“润之，请安息吧！”

       1979年6月1日，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期间，许多老同志向党中央和全国政协建议，鉴于贺子珍是妇女界参加革命最早，并曾参加井岗山武装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又曾是毛泽东的患难夫妻，很有代表性和影响性，建议增补其为全国政协委员。会议采纳了这一建议。

        贺子珍听到这振奋人心的消息，深深感到党和人民还没有忘记她，心情非常激动，高兴得像个孩子，热泪盈眶。这份迟到的殊荣，犹如春风细雨，滋润了贺子珍已经干涸的心田。

       贺子珍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会不久，她第一次向组织提出了一个要求：“我要上北京去瞻仰毛主席的遗容，同时看一看天安门。”

       去北京是贺子珍珍藏在心中已整整30多年的愿望。1979年9月3日，贺子珍出生以后第一次走进了北京城。

        9月18日，女儿李敏、女婿孔令华带着孔宁宁、孔东梅，一起陪同贺子珍去毛泽东纪念堂。

      上午9时许，贺子珍坐着轮椅从纪念堂正门进入。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神态安详的毛泽东的大理石雕像。贺子珍一见，老泪纵横，眼泪像串串珍珠在脸上流淌，久久不愿离去。

       尔后，李敏和孔令华推着轮椅来到毛泽东遗体陈列室。贺子珍坐在轮椅上，慢慢地绕着毛泽东的水晶棺灵柩转了两圈。贺子珍用泪眼凝视着安祥长眠的战友、丈夫，眼泪再次像泉水一样流淌出来……

       1981年5月，贺子珍心满意足地从北京回到了上海。

       1984年初，一身多受磨难的贺子珍断断续续出现了体温升高的现象。到了中旬，低温突然变成高烧，而且便血，只好住进了华东医院。在医院，医生们用了很多药，也没能把体温降下来。于是，在医院通知下，女儿李敏、哥哥贺敏学等亲属很快赶到了医院。贺敏学立即建议服用安宫牛黄丸，贺子珍服药后，体温奇迹般地降了下来。但到了18日晚，贺子珍的病情又突然加重，体温再次升高，并陷入昏迷之中。但虽经医生极力抢救，到19日下午，贺子珍的心脏跳动越来越微弱，心电图再也没有显示了。贺子珍这位平凡而伟大的女性，这位饱经风霜的革命老人终于走完了她光辉而又艰难的一生，享年75岁。

       贺子珍逝世后，对于她的后事怎样操办？骨灰盒安放在何处？中共上海市委不敢妄作主张，马上请示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办也有些拿不定主意，于是向邓小平请示。邓小平知道贺大姐逝世后，沉痛地说:“我们中央领导人都要送花圈。贺子珍的骨灰盒放一室。”一室是八宝山革命公墓存放中央领导同志骨灰盒的地方。邓小平的话，给贺子珍葬礼的规格定了调子。

      1984年4月25日，向贺子珍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在上海龙华革命公墓大厅举行。胡耀邦、邓小平、陈云、邓颖超、聂荣臻、习仲勋、杨尚昆等中央领导都一一送了花圈，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郝建秀、中共上海市第一书记陈国栋等数百人，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大家怀着敬仰的心情，向这位革命老人沉痛告别。

       4月25日下午，贺子珍的遗体火化。随后，中央派了一架专机，把她的骨灰送到北京。李敏、贺敏学、孔令华以及他们的子女，一路小心护送骨灰到北京，把骨灰安放到了八宝山革命公墓。一些未能到上海参加遗体告别仪式的老大姐，一些当年曾在苏联一起学习工作过的同事以及一些当年在苏联国际儿童院学习过的革命子弟，纷纷自动去八宝山参加了贺子珍的骨灰安放仪式，向这位女红军战士表示最后的敬意。

       4月26日早上的中央新闻节目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贺子珍逝世的消息，北京及全国各大报纸都刊登了新华社向全国播发的贺子珍逝世的电讯，并刊登了她的照片，介绍了她的革命简历，作出了客观公正的历史评价。。                                                              （待续）

编者简介:杨雄彪（又名杨荣标），1950年出生，1969年参军，曾任团政治处主任、师司令部直工科科长。1987年底转业至金华市财税系统，任税务稽查局局长8年，在参与查处共和国第一税案(金华县虚开增值税发票案)中，荣立三等功。2010年在金华市国税局总会计师位上退休。现任金华市税务学会付会长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