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人毛泽东的婚姻情感生活

——四次婚姻和十个子女纪实（连载三）

 第三章  第三次婚姻

       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婚姻，是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相识、相爱的。他们是战斗的伴侣，是十年的患难夫妻。

      一、 井岗女杰

      1909年农历八月半，贺子珍出生在江西永新县烟阁乡黄竹岭村。这天，秋月朗朗，桂花飘香。其父为了表达对女儿最美好的祝愿，给她起名为“桂圆”，希望她将来大富大贵，人生圆圆满满。

       贺子珍的父亲贺焕文出身望族，田地上百亩。贺焕文生于农家，却是读书人出身，曾捐过举人，当过安福县县令。母亲叫温杜秀，广东梅县人，是四方有名的美女，随四处游医的父亲来到江西，嫁给贺焕文时才18岁。

      子珍4岁那年，军阀混战，兵荒马乱，民不聊生。贺焕文羞于与官宦为伍，辞官回乡，在永新县衙门做了个刑门师爷（律师）。一天，贺焕文因一件官司牵连被关入大牢。后虽经四处托人救了出来，但家产已变卖得差不多了。后来，只得设法凑了些钱在南门开了个“海天春”的茶馆，兼营饭菜、旅馆。

       一天，茶馆里来了个算命先生。他喝完茶后笑着对贺焕文说：“我送你一卦，不要钱。”

贺焕文有些奇怪：“什么卦？请说。”

      “你家的大女儿将来是个娘娘！”算命先生煞有介事地说：“不过，你女儿虽是娘娘命，却因白虎月蟾相冲，是个哀怨的娘娘”。

      是否真有此事，不得而知。不过，当地盛传此说法。

       贺子珍10岁那年秋天，贺子珍同妹妹贺怡一起，进了教会办的福音堂小学女子班学习。不久，贺子珍根据自己学过的知识，认为自己的名字“桂圆”太娇嫩，就给自己取了个学名叫“自珍”，意思是善自珍重。

       而子珍这个名字，是她在中央苏区时改的。那是在同毛泽东结婚后，贺子珍曾让毛泽东给他新取一个名字，毛泽东说：“不必了，自珍这个名字就蛮好。”但后来，贺子珍的好友曾碧漪一次无意中把“自珍”写成“子珍”，于是就一直沿用了下来。

       1925年5月，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因为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还在秀水女校读书、年龄未满16周岁的贺子珍很快地接受了新思想，不久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6年5月底，叶挺独立团进入湖南永兴县城。7月1日，北伐正式出师。正是在这个革命高潮中，贺子珍转为了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不久，贺子珍到永新县党部驻吉安办事处工作，并积极参与了永新暴动的组织工作。1926年9月，永新光复。永新县以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为领导，正式成立了国民党永新县党部和永新县行政临时委员会，许多共产党员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的双重身份参加了党政领导工作。贺子珍也加入了国民党，并以跨党分子的身份出任了国民党县党部委员，并担任妇女部长，同时兼共青团县委副书记。

       1927年8月，强敌压境，永新沦陷。永新县委经研究商量，贺子珍和担任县委书记的哥哥贺敏学等其他县委成员，一起跟袁文才、王佐的农民自卫军上了井岗山。

       二、 袁王设计

       1927年9月29日，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余部到达永新县三湾村。突然山上来了一支1000多人的队伍，井岗山的气氛马上紧张起来。消息传到自卫军指挥部，究竟是什么队伍？从何而来？来干什么？当时都还不清楚。指挥部经商量，决定由贺子珍打扮成回娘家的小媳妇去三湾侦查。贺子珍曾在三湾搞过农会工作，与当地百姓很熟悉，很快就了解到来三湾的部队，是“农民运动大王”、毛润之委员带领的秋收暴动的工农革命军。

        很快，毛泽东和袁文才取得了联系，毛泽东当场赠送袁文才100条钢枪，袁文才也以1000元银元回赠，双方建立了愉快的合作关系。1927年10月，工农革命军进驻茅坪，开始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毛、袁合作。

       袁文才早在1926年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但以井岗山茨坪为大本营的王佐则不然。他虽然专与土豪劣绅作对，也同情革命，但毕竟是绿林出身，思想比较复杂。前一阵听说毛泽东要派党代表来指导、改造他们的队伍，担心工农革命军要吃掉他。同时，又看到毛泽东强大的实力，又担心工农革命军在井岗山呆不长，对己不利。于是，就跑去与袁文才商量：如何把毛泽东拴在井岗山。袁文才想了想说，要让老毛久居井岗山，唯一的办法是让他做井岗山的女婿。两人商定后，决定先和贺敏学、贺子珍商量，准备亲自作媒把才貌双全、“永新一枝花”的贺子珍介绍给毛泽东。

       贺子珍这段时间已读过了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知道毛泽东是党内有名的“农运王”，崇敬已久。又看到毛泽东虽然衣衫破旧，脸庞瘦削，但他人高马大，两眼炯炯有神，谈笑和蔼可亲，不失青春风采。再经袁文才、王佐大哥和自己亲兄长的极力推荐，不禁怦然心动。虽默不作声没有直接表态，但袁、王在少女特有的羞涩之中读懂了她的意思。

       几天后，袁文才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向毛泽东提起了此事。毛泽东以为袁文才只是说说而已，并没有把它放在心上。

       半个月后，袁文才又郑重其事地向毛泽东提起此事来。毛泽东也认真起来，推辞道：“我在湖南早已有妻子儿女，这事使不得！”

      袁文才劝说道：“这有什么关系？王佐已经给贺子珍说过此事了。”毛泽东还是不肯答应。

       不久，毛泽东去茨坪了解王佐的农民自卫军整编情况。王佐又说起贺子珍之事，毛泽东又当面婉言谢绝。

       但王佐不肯罢休，态度热情坚决，下决心要撮合成全。

       袁文才、王佐一再作媒说亲，其用意不言自明。要是答应，无法面对远在家乡的开慧母子；而要不答应，则袁、王可能动摇刚刚对自己、对共产党和工农革命军建立起来的信任，这将对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又十分不利。这可给毛泽东出了一道难题。在进退两难之际，毛泽东只得先拖一拖再说。

       1928年2月，早春的阳光给群山披上了新绿。毛泽东决定亲率一支队伍到永新南乡一带活动，边帮助地方开展工作，边进行社会调查。贺子珍听到这一消息，主动到八角楼向毛泽东请战，自告奋勇要求去当向导。毛泽东知道贺子珍是永新人，还做过县妇女部长，于是说道：“当然可以，不过要和县委商量一下。”因为，贺子珍人虽在宁岗茅坪，但组织关系仍隶属于永新县委。不久，永新县委同意了贺子珍的请求。

       于是，毛泽东和贺子珍两人有了更多的接触和了解。后来，贺子珍回忆道：“那时的日子虽苦，但精神生活永远是新颖充实的，因为有主席在身边呐！”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经过艰苦转战来到宁岗，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井岗山的革命力量进一步得到壮大。

       一天，毛泽东把在象山庵开会的永新县委新任书记刘真找去，郑重地说要向永新县委借个人：前委急需一位能干的秘书。我与前委几位领导商量了一下，认为贺子珍同志有文化、有能力、懂政治，字和文章写得也不错，挺合适的。

      本来，根据象山庵会议的安排，贺子珍是要随其他县委负责人一道回永新去开展工作的。因此，刘真开始有些不愿意。但想到这是前委的意见，又是刚指定他当书记的毛泽东亲口郑重提出的，当即笑了笑说：“既然前委要人，还说什么借呢？我们当然只能忍痛割爱了！”

       就这样，贺子珍来到了毛泽东身边，担任了前委秘书。

       三、 永新郎婿

       1928年5月，贺子珍根据组织安排，带领一个工作组到永新县西乡的塘边村开展打土豪分田地工作。不久，毛泽东带领一部分警卫战士也来到塘边村搞如何合理分配土地的调查研究，准备起草一个土地分配的统一章程。

      一天，一支地主保安队偷偷地向塘边村袭来。此时，毛泽东正和贺子珍在分析调查材料，驻地的红军和警卫战士已分散到各个村做群众工作去了。枪声突然响起来了，情况十分危急。

      “怎么办？”贺子珍焦急地问。

       毛泽东一动不动，慢条斯理地抽着烟，思考片刻后冷静地说：“我们力量少，又不知敌人底细，不能打冒险仗。马上通知群众，全部撤离上山！”敌人进村后找不到人，只得抢掠一阵后开拔了事。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这虽是很平凡的一桩小事，但在贺子珍的生活里却是一次关键性的事件。贺子珍目睹了毛泽东在险情面前镇定自若、沉着果断的革命家气质，仰慕之情油然而生。

       事后，贺子珍正要走进毛泽东的住处，却看见他正伏案捷书，就一声不吭地倚在门边，深情地注视着毛泽东，不禁心潮澎湃。不知过了多久，毛泽东一抬头，正遇上那双炽热的眼睛。心有灵犀一点通，毛泽东看出了贺子珍这颗年轻、质朴和火热的心。但两人一时默默无语。

       一天，两人单处一起时，毛泽东终于打破了沉默，用他那浓重的湘音温存地说：“子珍，你是一位好同志、好姑娘，我很喜欢你。”

       接着，毛泽东讲起了自己的身世和经历。告诉贺子珍，自己今年已34岁，结过婚，在湖南老家有妻子和3个孩子。现在远隔千山，音讯不通，已与他们失去联系多时了，不知他们是死是活。有人说杨开慧已被反动派抓去了，说已不在人世了，但又不知真假。

       这次，他们谈了很久，谈得很投机。贺子珍被毛泽东的坦诚之言深深感动了，两颗心不知不觉地融汇到了一起。

      1928年5月26日，毛泽东和贺子珍终于在象山庵结合到了一起。象山庵，建于清乾隆年间。有前、中、后三进，院内小桥流水，古木参天；院外绿树掩映，群山环抱，是一座名府其实的古庵。

      他们的婚事办得很简单。热心的袁文才从家里做了几个菜，拎了一壶黄酒，大家热闹了一番。他们的全部家当就是两人的背包和换洗的几件衣服。结婚后，贺子珍花了几天时间在煤油灯下一针一线给毛泽东精心缝制了一个大挎包。后来，这个挎包成了毛泽东必不可少的办公用具，行军、作战，毛泽东都背在身上。

       1928年仲夏的一天，毛泽东、贺子珍带领三十一团团部又来到了永新县的塘边村。县委书记刘真知道后，邀人一道去毛泽东住处贺喜。路上商定，贺子珍是我们永新妹子，要按永新的风俗补办个仪式。贺子珍是土生土长的永新人，当然知道永新的习俗，同时也被刘真等人的真情所感动，红着脸说：“我随便，你们问他吧！”

      毛泽东知道贺子珍的心思，笑了笑说：“完全是形式主义嘛！不过你们有心搞，我这个郎婿也只好入乡随俗了。”

      几天后，结婚仪式在毛泽东的住所进行。按永新习俗，挑了两个塘边村的姑娘当伴娘，刘真做主婚人，乡亲们也来了不少。结婚仪式既简单又热闹，厅堂里充满了欢声笑语。在乡亲们的掌声中，毛泽东和贺子珍一起合唱了《国际歌》。几十年后，乡亲们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欢乐情景。

      四、 尴尬境地

      毛泽东和贺子珍同居结婚后不久，杨开慧的堂弟杨开明被湖南省委任为湘赣边界特委书记。1928年7月上旬，杨开明来到永新接替了毛泽东特委书记之职，毛泽东任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

      杨开明来到井岗山，不仅带来了湖南省委的来信，也带来了杨开慧带着岸英、岸青、岸龙三个孩子与保姆仍生活在板仓的消息。杨开慧还托堂兄杨开明给毛泽东捎来了两双亲手做的布鞋。

       而此时，贺子珍已有孕在身。杨开慧仍活着健在的消息，使贺子珍陷入了一个十分尴尬的地位：她既深深地爱着毛泽东，舍不得与毛泽东分离，但又考虑到杨开慧多年的夫妻恩爱，且独自带着三个小孩艰难地生活，又深深地陷入了痛苦之中。因而，常常一个人偷偷地掉泪。

      考虑再三后，一天，贺子珍独自默默地收拾起行李来。她把自己的衣物和毛泽东的分开，装入另一个包袱里放在另一边，为的是能让自己在杨开慧来的那天走得自自然然。

     一天，毛泽东发现了贺子珍的这个秘密，故意问：“子珍，这里面是什么东西？”

     “这是我的行李呀！”贺子珍头也没有抬随口回答。

      毛泽东心头一热，忍不住又问：“你准备行装干什么？”

      “准备走呀，杨开慧姐姐什么时候来，我就什么时候离开你。我还年轻，到哪里都可以工作生活。”贺子珍扬起白皙秀美的脸庞，冲毛泽东勉强一笑。这笑，是纯真的，也是苦涩的。

     贺子珍的宽宏、大度，让毛泽东又爱又怜，忍不住湿润了双眼，毛泽东好半天说不出话来。

      然而，在这烽火连天的年代，敌情容不得太多儿女私情的纠葛，他们来不及理清自己情感上的困惑，形势骤然严峻起来，井岗山陷入了湘赣两省大军的“围剿”之中，后又一次次地进入了先后五次的反“围剿”斗争。

      1933年下半年开始，蒋介石经过半年准备，调集100万军队，自任总司令，采取堡垒政策，分北路、南路、西路三面向根据地步步推进。而中央苏区在共产国际洋顾问李德的指挥下，在几十倍于红军兵力的敌人面前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照搬苏联红军的作战经验，用堡垒对堡垒，实行正规战、阵地战，同敌人拼消耗。结果，根据地越打越小，红军越打越少。

     五、 参加长征

     鉴于越来越不利的战场形势，中央于1934年9月中旬决定着手准备西征，以便到湘鄂西同二、六军团会合。

      1934年9月30日，正在赣南省委、省苏维埃所在地于都视察的毛泽东，接到中央“有特殊任务“的秘密通知，要他立即赶回瑞金。毛泽东骑马赶回后，先到军委向周恩来报告了于都方向的敌情、地形（该情况报告，为中央下一步下决心从于都方向突围起了重要作用），然后毛泽东回了家。

      毛泽东刚到家，贺子珍抱着1932年11月在福建长汀生下的毛毛（岸红）也回到家。小毛正是牙牙学语的年龄，已经会喊“爸爸、妈妈”了。小毛一见爸爸回来，又像以前一样亲热地扑向爸爸。

      “一边玩去！”毛泽东却不耐烦地训道。

       可怜的小毛毛看到昔日慈祥可爱的爸爸向他发火，吓得不知所措，一脸的委屈，马上要哭出声来。贺子珍见状，忙叫奶妈把小毛毛抱了出去。

       等小毛毛走后，毛泽东对贺子珍说：“中央决定，红军马上要转移。但规定一律不得带家属，孩子更不能带。”

       贺子珍这才明白，原来一家人的分离即在眼前！她自同毛泽东结婚以来，无论环境怎样险恶，都在一起共同战斗。现在，革命遭到重大挫折，他们却要分开了。这一别，不知何时才能相见？想到这，眼泪不禁涌了出来。但贺子珍毕竟是个坚强的红军战士。她背过身去，用手抹去眼泪强笑着说：“润之，这是不得已的事情。我要是真的走不了，就带着小毛毛到他奶妈家去住一段时间再说。”

       第二天一早，毛泽东到军委提了两条意见：第一，希望将他和张闻天、王稼祥安排在一起，不要分散到各军团去；第二，建议带一部分女同志走。军委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带上30名女同志，其中包括贺子珍，并被编入卫生部干部休养连。

      于是，贺子珍参加了举世瞩目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而小毛毛，则托付给留下来打游击的毛泽东弟弟毛泽覃和贺怡夫妇。

      长征途中，贺子珍历尽了千辛万苦。不仅和其他同志一样爬雪山，过草地，还先后经历了二渡赤水时在贵州途中下雨天生小孩、为掩护伤员在娄山关敌机轰炸时，头部、四肢、上身等处中弹17处等常人难以想象的的磨难。（待续）

编者简介：杨雄彪（又名杨荣标），1950年出生，1969年参军，曾任团政治处主任、师司令部直工科科长。1987年底转业至金华市财税系统，任税务稽查局局长8年，在参与查处共和国第一税案(金华县虚开增值税发票案)中，荣立三等功。2010年在金华市国税局总会计师位上退休。现任金华市税务学会付会长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