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百诞（上）
文 | 庄滇冠
母亲薛云妍，虽然离开我们已有二十多年，但她顽强抗争疾病的毅力，乐观面对生活的音容，时时凸现在我记忆中。在她百年诞辰之际，与母亲在一起的往事，如缕如丝，萦绕在心头。
母亲1916年出生于常州城里一户殷实人家,姐弟四人,她和我的小舅舅读书到大学。在那个年代，女孩子能上学读到大学毕业的不多，街坊邻居中好象就我母亲一人。高中起她就离开家乡，在外求学。读了书，知道外面的世界五光十色，就会到外面去奔闯。
在我幼年时，常听她说到过贵州、云南、香港，还说我在她肚子里时就坐过飞机。其实，那时她上课的学校以及后来工作的地方遭到日本鬼子飞机的轰炸，不得不随着学校和单位东避西迁。抗战胜利后，她和父亲才辗转回到江南，随工作单位迁居苏州，直至新中国成立，我也出生了。
母亲是职业女性，她学的是蚕桑，在公司任技术员。为了哺育我，父亲和她再三商量后，辞去了工作。对此，她是非常不舍的。我的婴幼年在苏州度过，除了大人哄我时常讲的“骑马骑到观前街”和院子里邻居家的大狼狗，几乎没留下什么印象。
儿童对亲人，尤其是父母，天然会留下深刻印象。从我懵懂能记事起，我看到的母亲就一直躺在床上，小脑瓜里还曾疑问过，她怎么老不起来呢？怎不带我们出去玩？父亲整天忙碌，脚步匆匆，只看到他的身影，很少听到他的声音。我们的家，几经迁徙，从苏州到南京到无锡，住在道长巷。
一天，乡下的亲戚送来一个小男孩，说是我弟弟。以后每天早上起来，父亲就把弟弟交给我，由我拖着刚会走路的他在屋里屋外转悠，保姆阿姨伺侯躺在床上的母亲。这时的母亲，一切不能自理，也不说话。父亲更是忙里忙外，不时找医生到家中为母亲治病，可总也没起色。他每天还要上班，没有闲工夫和我们玩，我再也骑不到父亲闲坐跷起二郎腿的“马”了。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三年多，母亲从躺着到可以斜倚在床上，嘴里能断断续续发出含糊不清的声音。其间不断有亲戚、同事、朋友来看望安慰她，也出了不少治疗的主意，只要有可能，父亲都要把医生或郎中（也就是西医或中医）请到家中为母亲诊治，我就侍立一旁，听侯吩咐。
从父亲和医生的交谈中，我隐约知道了母亲得病的原因：几年前母亲在南京生我弟弟时，赶上大暑天，奇热难忍，产后高烧，体温40多度，连日不退，人也昏迷不醒，刚生下的弟弟被送回老家由奶妈喂养。当时医院的设备和条件有限，用药无效之下，就在母亲全身敷上冰块以退烧。经过这样的“治疗”，高烧是退了，人却瘫痪了，中枢神经是烧坏的还是冰坏的，无从定论。
母亲是要强、见过世面的人,如何受得了这个打击？她后来告诉我,她曾几次想了断自己，但看到年幼的孩子，看到亲人、朋友、甚至巷子里不熟悉的人时常来给予劝慰鼓励，她才有了生的勇气，而且越来越强烈。
在家人尤其是父亲的悉心照料下，母亲从只能躺到倚，到搀扶着下床坐在藤椅上，其中的每一个动作都要我们帮助下才能完成，她也要用足力才能挪动一下。她的运动神经完全不起作用，四肢僵硬无法平衡，体位变换大一些，她要咬着牙，颤抖着，额上沁出了汗才能到位，这时，她会吁口气，脸上露出成功的笑容。
常人的举手投足，她都要从头练习，这成了她每天的功课。我们在旁边时，还鼓励她多做一遍。母亲对锻炼的信心越来越足，她也似乎尝到了坐立的快乐，我们也为她一点点的进步而高兴。
病魔造成了母亲的行动障碍，而且无法清楚流利说话，却未能伤及她的思维功能，她的记忆力仍很好，这是不幸中的大幸。每当提起过去的一些事，她会两眼放光，忍不住一字一顿说上几句“当年我们……”，看得出她沉浸在愉快的回忆中，有时还会显出一点自豪的神态。
这时我也到了上小学的年龄。记得在开学的前一天，她把我叫到跟前，示意我打开床头柜，这可是她的百宝箱，平时不许我们开，我只知道里面有我幼时穿的小衣服。她要我拉开小抽屉，取出一个小纸包，她慢慢打开，哇！是厚厚一沓非常清晰的照片，一点不泛黄。
这时的母亲完全进入了另一种状态，一张一张给我细述照片上的场景：有在教室上课的，有在实验室操作的，有在舞台上演出的，有在球场上奔跑的……每张都有母亲的身影，显现着母亲的青春活力，她是那样的美丽。这五十几张照片记录了她上大学和工作时的情景。我细细地看，母亲要我找出每一张上的她，我一找一个准，几乎每一张都有一个小故事，我听得入了迷。
从她絮絮叨叨、吐字不清的话语中，我分明知道了母亲无论在校还是在公司都是出类拔萃的“尖子”。这时，她拿起包照片的毛边纸，指着上面的字说，这是她写的毛笔字，那会我识不了几个字，只觉得那竖写的一行行字清楚、整齐，后来上学有书法作业，我还临着当帖募写呢。
第二天，父亲送我去报到（我读到研究生，这是仅有的一次送读），对我说，妈妈的学习成绩一直是优等的，你也要用功。孟母教子，岳母刺字，父母用这样的方式给我上了第一课。
……
【作者简介】
庄滇冠：插队苏北十年，1978年考入大学，入职中学教师，后为公务员，簪组正处职。退休后在一环保NGO当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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