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的古庙可谓是星罗棋布，遍布城乡村野。在风云变幻的历史长河中，他们的兴盛和存废为封建统治阶级平抑社会、治理天下，起到了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也为普天下的劳苦百姓安放了一个渴求渺茫希望和抚慰彷徨心灵的精神寄托之所。

大家都知道，但凡提起庙宇都是以“香火”来论盛衰的。那么，这里为什么说的是“星火”呢？

“星火”者，乃星星之火。毛泽东主席在1930年、即大革命失败后，给林彪的一次回信中，就提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伟大思想和精辟论断。

接下来我要给大家讲述的，即是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在山西党的历史上，与“党的星火”结缘的一座古庙，他的名字叫：“北顶庙”。

北顶庙坐落于山西省霍州市城区东北方向三里的山阳颈部。据相关文献记载，北顶庙始建于明嘉靖年间，其供奉的神仙为“东岳圣母——碧霞元君”。由于历史上明中期皇室对东岳泰山神的大肆推崇，所以，民间百姓为了能祈求过上安稳日子，也都不辞劳苦，长途跋涉，结伴而行，去泰山朝拜祈愿。

时年逢霍州怀仁王朱家一位将军的女婿——乔惟鸾，看到州里百姓每年因朝拜泰山而遭受舟车劳顿、路途之苦。遂提议，不如选址在此建庙一座，方便我州城方百之内乡民，即可就近祈神还愿。于是，经过多方筹措，于嘉靖乙巳年（1545年）农历四月开工，丁未年（1547年）农历八月完工。一座漂亮的庙宇拔地而起，免去了百姓祭拜活动的诸多不便、和钱粮身心之苦。

北顶庙位置的下方原有一座“玉皇庙”，而玉皇庙的下方是一座“龙王庙”，龙王庙的再下方则是古“龙池沟”。只是可惜由于时间久远，风吹雨淋，玉皇庙已归于泥土，不复存在；龙王庙也是在旧址上，后人象征性的修了一个小房房，完全没有了古籍中记载的风光和威严。这里不得不提的是，龙池沟里原有一大泉，该泉水质清澈甘冽，日夜奔涌不息，灌溉良田千顷，滋润十里乡亲。沟两边的山坡上松柏成荫，绿草如茵，郁郁葱葱，蜂飞蝶舞；大树轮匝千年，沧桑古朴；小树合抱难成，枝繁叶茂；间有龙腾飞跃，形神兼备；最是伞盖如云，青山有幸。

古时的州人，出州城东门，奔东北方向而去，龙池沟内，参天之木，遮云蔽日。如许之水，潺潺流银。渐行不远，只见袅袅青烟，祠祭龙王。拾级而上，仰视殿堂玉皇，壮观蔚然。再寻幽径，又见别有洞天，巍巍高台之上，虔拜碧霞娘娘。

就是在这样一座古庙里，大革命失败后的1927年8月到1928年的10月，在一片白色恐怖、山西党的组织遭到了反动派严重破坏的形势下，这里一度成为了中共山西省委领导山西党的革命工作的核心之所。

下面我从几个方面剖析一下党在这一时期所进行的工作和任务，以致，这一时期对后来整个山西党的发展壮大的积极影响。

一，当时的时代背景

      上个世纪初期，世界革命运动的形势风起云涌，一浪高过一浪。自然，各种新的思想、新的思潮，随着官方或者民间对外交往的增加，也就不可避免地

输入到了国内。对封建制度和对资产阶级的革命，也就在中华大地滋生蔓延开来。

此时，作为中国革命先行者的孙中山先生，以“三民主义”为宗旨，领导中国国民党联合其他党派开始了推翻封建帝制和建立国家统一政权的国民革命运动，规划建立民主国家的宏伟蓝图。可惜，由于国民党内部革命的不彻底性，使得中山先生抱病去逝后，国民政府内部分崩离析，权利被独裁者瓜分。军权逐步被蒋介石集团窃取，随后在南京另立中央。名义上的国民政府由汪精卫集团掌控，暂居武汉。张作霖的北洋军阀政府则在北京耀武扬威。中华大地一时变成了三权鼎立的局面。政治上的一塌糊涂，直接对应的是民不聊生、水深火热。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集团终于露出了他狰狞的面目，在上海公然叛变革命，大肆抓捕和屠杀共产党员、进步群众。顿时中华大地一片白色恐怖，血流成河。

鉴于如此严峻的形势，中共中央立即于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当时革命的中心——武汉，召开了中共中央第五次全国党的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土地问题的决议》，第一次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可惜当时大会受陈独秀右倾思想的影响，还是寄希望与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合作（5月4日，汪精卫还到会讲了话），没有把蒋介石背叛革命的行径当作党必须面对的严重问题去处理。

会后，中央在给山西出席党的五大代表王鸿钧谈话时，估计到山西阎锡山的态度还有争取革命的机会，于是，中共中央于5月19日批准成立中共山西省委，颜昌杰任书记，王鸿钧任组织部长，崔锄人任宣传部长。

不料其后，6月3日阎锡山公开通电投靠蒋介石集团，也开始了所谓的清党，通缉抓捕杀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紧接着，7月15日，武汉汪精卫政权也抛出了分党行动（即：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宣布停止与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合作，第一次国共合作到此彻底宣告失败。

形势在继续恶劣，中国共产党在遭受建党以来最为严峻的破坏和考验。随即，中共中央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给山西省委发来了一份“八四来信”。信的精神大意是“把党的工作暂时由城市转入农村，身份已经暴露的同志转移别处工作，其他同志全部就地转入地下秘密工作。”根据来信的精神，薄书存（薄一波），边冠山，王性善被安排转移去西安开展工作。省委书记颜昌杰有病，已经回北京治病。省委书记由王鸿钧代理。

同年8月，由于形势的紧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宣传部长瞿秋白，约见5月在武汉参加完全国学联大会后、继续留在武汉学习的山西学联主席、共产党员王瀛同志（陕西神木人）与其妻子朱志翰，给他们传达了党中央对山西省委的意见。鉴于阎锡山已经公开投敌，其二人还有一起去参加会议的梁其昌，参加中共五大的代表王鸿钧，全部受到了通缉。建议党的组织暂时撤出城市，工作的重点转入农村。并把一张兑到山西解州某钱庄的五千元汇票交给他们带回，作为党组织的活动经费。局势险恶，武汉回山西的路线已经不能正常行走，他们夫妇只能坐轮船先到上海，然后从上海再坐轮船到天津，从天津到北京、到大同，再从大同返回太原。然而，不巧的是到大同后，他们的行踪即被阎锡山的特务机构发现。在大同往太原途径原平时，被阎锡山的特务机关逮捕，随后押往太原军法处关押。反动派对王瀛同志动用了残酷的刑罚，逼迫其交代党组织的信息，王瀛同志坚贞不屈，厉声痛斥反动派的腐朽和社会的黑暗，表现了共产党人大义凛然不惧牺牲的坚强斗志。后王被判处死刑，其妻子被判无期。

党组织获悉王瀛夫妇被捕后，即刻在太原双塔寺召开会议，商讨营救王瀛夫妇的策略。本计划于双十节当天（10月10日），组织工人暴动营救王等被捕人员。不料，机密泄露，计划流产。10月11日，王瀛在太原新南门外英勇就义，王是阎锡山反动政权杀害的第一位共产党人。

暴动计划的泄密，使得本就还很脆弱的党组织又有一部分同志遭到反动派的逮捕和屠杀。然而，就是面对如此恐怖的形势和如此困难的局面，都不会动摇革命者的坚强意志。他们擦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志的躯体，继续着他们未竟的革命事业。

二，为什么选择了霍州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首先得讲到辛亥革命前后，霍州就有一批进步青年、爱国人士，为了寻求革命的真理，他们曾经就读于北京或太原的大中学校。在校学习期间，他们已经敏锐的感觉到了形势的变化，革命的力量正在积蓄，新的风气、新的思想正在吹遍神州大地。于是，结业回乡后，他们都自觉地投身于革命的洪流。在办学的过程中，自觉的给自己的学生灌输革命的思想，分享忧国忧民的理念。这其中比较有代表性人物有：段慎五、韦凤兆、等一大批爱国人士......。

1919年五四时期，这几位先生就组织霍县几所学校的青年学生上街游行，声援北京的学生运动。并且，他们都在各自执教的学校里倡导新学、新风，在学生中组织足球队、读书会，指导学生阅读进步书籍，给学生讲解新思潮、灌输新思想。学生中逐步涌现出了一批积极爱国，怀抱救国之志的进步青年。这其中比较突出的有刘守维、韦思恭、张炳生、蒲立衡、朱志翰（女）、张莲心（女）、李光杰、陈国淦等人......。

这一批进步青年后来考入北京、太原和临汾的中学后，积极与各自学校里的进步学生取得联系，接受他们的指导。他们的思想进步都很快，时间不长，就都积极投身于中共党、团组织的活动和建设，成为了山西早期中共党组织的骨干分子和领导力量。

刘守维，男，霍州市贾村人。1923年在省立一中读书时，受省立一中同学李毓棠、傅懋恭（彭真）（其二人于1923年8月由中共二大代表高君宇介绍入党）等人先进思想的影响，随即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年底转为中共党员。1925年底，中共太原地执委成立,他被太原地执委指定为候补执行委员，并担任太原地执委第一任组织部长。其当时可能不会想到，他的这一抉择，是他成为了临汾市籍的第一位中共党员。

韦思恭，男，霍州市赵家庄村人。1924年春，在省立国民师范学校读书期间，由其时的同村同学张炳生介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后通过组织活动，认识了傅懋恭（彭真），纪秀川等人。1925年春，鉴于其寒假期间在家乡（霍州）发展社会主义共青团组织成绩突出，在国民师范学校由团转党，是该校最早的中共党员之一。

朱志翰，女，霍州城内人。1926年在太原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期间，受进步思想影响，加入党的组织。据1983年12月28日薄书存（薄一波）回忆霍县党员的早期活动：朱志翰当时是太原女师的高材生，很活跃，担任女师党支部书记。根据目前反应的材料，其本人应该是中共党的组织在山西最早的女支部书记。

1924年暑假期间，刘守维、韦思恭、张炳生、等人，利用放假回家的机会，积极组织霍县青年学生张晋杰、李光杰、张培德、任增华、刘于汉、朱郁彩、陈国淦等人，认真学习他们从太原等地带回来的进步书籍、杂志和刊物，把马列主义和各种社会主义的观点如春风化雨，慢慢传播到了霍州大地，给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培育了最初的民主革命的萌芽。

1924年寒假期间，韦思恭利用回家休假的机会，又积极与霍县思想比较进步的师生广泛接触，根据大家积极要求参加革命组织的大好形势，他适时发展了七八个进步学生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霍县第一个青年团支部成立，陈国淦任团支部书记。当时的霍县也成为了山西最早建有党团组织的县域之一。这也为韦思恭后来组织并建立霍县的第一个党组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由于韦思恭这一时期的工作表现非常突出，1925年春返校后，即被党组织批准转为中共党员。这两个假期的活动，均得到了傅懋恭（彭真）同志的亲临指导。

1926年暑假韦思恭从省立国民一师毕业。是时，他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组织培养和锻炼，政治觉悟和工作能力有了很大提高，颇受当时的太原地执委书记崔锄人赏识。组织随即指派他回霍县建立党的组织，韦毫不犹豫，欣然接受。他回霍后，通过对团组织的深入了解和对个人情况的仔细考察，适时的把几位年龄偏大、思想进步的青年团员转为了中共党员。并组织建立了中共霍县支部，韦思恭任党支部书记。从此，中国共产党在霍县第一个党的组织在霍县城内文圣庙西偏院建立。革命的火焰开始了在这片土地上的传播和发展。

请我们永远铭记这些肇始霍县革命火种的名字吧！他们是：韦思恭、张晋杰、李光杰、张培德、任增华、刘于汉、朱郁彩、陈国淦、乔明毅、陈达庵。

就是他们这一个个英雄的名字，在古老的霍县开启了革命的进程。他们走村串户，宣传党的主张，讲解革命道理，积极为党工作。在一片白色恐怖的形势下，他们冒着被敌人抓捕、坐牢和杀头的危险，认真的做着艰苦而细致的工作。秘密巩固组织，扩大党的影响。使党的力量一步步成长，一天天壮大。

1926年10月，韦思恭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霍县党部的注意。遂派出军警予以抓捕，幸于党的同志和进步群众通风报信，韦思恭跳窗从后门逃走，直奔太原。后接受党组织派遣，于1928年去陕西军队内部搞兵运工作。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大肆抓捕屠杀共产党员；接着，6月3日，阎锡山通电公开投蒋，开始了所谓的清党运动，大肆通缉共产党员，大批优秀党员和积极分子被迫转移别处，开展秘密工作；7月15日，武汉汪伪政权政变，宣布停止一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这一血腥恐怖的时期，全国党的组织遭到了极大的破坏。霍县党组织由于正确执行了上级指示，立即把组织活动转入地下，有效保存了革命力量。到1927年8月，霍县党员人数已经发展到27人，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省委指示，中共霍县支部正式改组为中共霍县县委，张晋杰任县委书记。正是霍县党组织一班人正确的执行了上级指示，积极勤勉的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为革命处于困难时期的山西临时省委提供了一个可以有效开展工作的安全环境，和领导指挥全省革命运动的活动中心。

三，风起云涌的事业

1、“霍州会议”的前奏，第一次北顶庙会议

阎锡山六三通电后，在全省各地活动的共产党员由于受到通缉，他们的活动随即全部转入了地下。其时，回乡隐蔽的霍县籍中共党员有刘守维（贾村人）、蒲立衡（退沙人、国民师范学生）、杨振华（西张人，太原工会组织领导人）、李联珍（北张人，党组织派到山西搞兵运工作的负责人）、还有隐蔽在汾西山区的省农民协会暴动总指挥纪秀川（与李联珍是黄埔军校的同学）等人，与中共霍县县委组织秘密取得联系后，他们积极地进行着党的活动。

这一时期，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血腥镇压，1927年8月1日，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及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率领党掌握或影响下的北伐军二万多人在南昌举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接着，“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同志又于9月9日，发动和领导了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12月11日，在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叶剑英等领导下，发动了广州起义。南方的革命形势在党组织的领导下，风起云涌、方兴未艾、渐成星火之势。然而，由于当时通信技术比较落后，尽管各地革命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其烈焰般的温度也只能烘烤自身的周围，并不能尽快辐射到其他地区。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就是在如此信息闭塞的形势下，中共山西临时表省委还是凭着革命的自觉、忠诚的信仰，大胆细致的进行着组织、领导、传播、革命思想的工作。

1927年10月，中共山西临时省委代书记王鸿钧来到霍县指导工作。经事先联系，王鸿钧，纪秀川，中共榆次地委书记梁其昌（赵城人）、回家隐蔽的刘守维、蒲立衡、杨振华、李光杰等人，相继来到霍县北张村李联珍家中，共商党建工作事宜。几天后，他们在北顶庙召开了一次党团骨干会议，即第一次北顶庙会议。会议对在白色恐怖下党团组织如何开展秘密斗争和工作，作了部署和安排。肯定了霍县县委、以及县委书记张晋杰同志前一阶段的工作，改组了霍县县委，任命李光杰为霍县县委书记，会后接着发展了一批党员。

就在此次会议不久后的一个下午，一个牵着毛驴、穿着破烂不堪的老汉出现在霍州秘密联络站门口。老汉的毛驴背上驮着一床又脏又臭的破棉被，仿佛就是一个走投无路的逃荒者。就在联络员毫不注意的时候，老汉打出了秘密联络的手语，联络员经过慎重的试探后，确认是组织派来接头的同志。果然，这位老者是河南省委派来给山西省委送党的“八七会议”通告文件的交通员，只是为了路上安全起见，老者把文件缝在了破棉被里，一路风餐露宿、躲过了敌人的道道关卡，顺利的把文件送到了山西省委负责人的手里。

“八七会议”是中共中央于1927年8月7日在武汉秘密召开的紧急会议。会议彻底清算了大革命后期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并选出了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临时政治局。这次会议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党指明了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

1927年11月9日--10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由瞿秋白主持，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参加。会议通过《中国现状与党的任务决议案》以及组织问题、政治纪律问题等决议。会议确定了实行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并要求农村暴动同城市暴动相结合，而以城市暴动为“中心及指导者”，以形成城乡的武装总暴动，直到造成一省或几省的革命胜利的局面。

事实证明，这次会议形成的决议，其“左倾”思想非常严重。在后来的实践中，给党组织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同时也应该看到，我们党的任务和所走的道路从来就是一条没有任何前人走过的道路，探索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错误是在所难免的，幸好我们党有一个很好的纠错机制，才能使党的组织在历次斗争的关键时刻，都能转危为安，都能顺利的走向胜利。

这一时期的山西临时省委，为了落实这一决议主张，也为了给被敌人杀害的王瀛和另两位同志报仇，在当时的省委委员戎子桐力主下，策划了一个对反动头目杨笑天的刺杀计划。杨知晓自己罪行累累，所以，其行动分外小心，刺杀行动一直没有得手。时间马上接近了1928年元旦，组织经过重新筹划，决定于国民党召开新年同乐会的时候，在会场制造恐怖事件，达到刺杀杨笑天的目的。

当时行动小组的人员分工是：赵焕星带一枚手榴弹，待反动派的重要头目上台讲话时，把手榴弹投掷到舞台上，达到行刺报仇的目的。王世益带汽油（装在猪尿泡里），适时放火，制造混乱。赵宝成，阎念先在场外负责掩护撤退。然而，由于手握手榴弹的赵焕星心情太过紧张，还没等到大会开始，手榴弹就在自己手里爆炸了，当场炸死了他身边的一个县长，他本人也未能幸免。王世益随着混乱的人群被挤出了会场，幸好挤破的汽油尿泡没有被敌人发现，随即和接应人员一起撤离会场。这次事件又一次激起了反动派的反扑，接下来革命的形势更加严峻。

2、“霍州会议”，第二次北顶庙会议

      国共合作破裂后，山西的形势一直在不断恶化。所以，导致省委一直也没办法安排开过正式会议。后经临时省委研究决定，于1928年2月11日---13日（农历正月二十---二十二），在霍州召开临时山西省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中央“八四来信”、“八七会议通告”和“十一月来信”的精神；总结前一阶段的工作；改组临时省委；选举出席中共六大的山西代表；确定下一阶段工作的方向和目标。

      参会人员，根据目前所能看到的材料，可以确定的人员有：王鸿钧（代理省委书记、会议主持人）；邓国栋（临时省委委员）；戎子桐（临时省委委员）；周玉麟（共青团山西省委书记）；王志诚（太原市委书记）；和其他党的活动积极分子赵秉彝、何英才、王世益、李毓棠、汪铭、关广荃、刘守维、彭芳、李旺、李光杰（霍县县委书记）。

      薄书存（薄一波）、崔锄人二人由于交通等原因未能到会。

      时逸之、常文郁二人由于接到参会的通知比较晚，赶到霍州时，会议已经提前结束。由王鸿钧在赵城负责给其二人传达了会议精神。     

郭挺一从运城赴会途中，被闻喜反动人员认出，被捕。

      另外，从目前所能看到的资料，大部分都是一句：“这次到会的人员......等二十多人”一笔带过。笔者从所能得到的多方材料去分析，纪秀川、李联珍二人应该也参加了这次大会。只不过，可能由于时间久远，当事人回忆史料不是太全，把他们的名字给露记了。因为在纪秀川的资料里有明确记载，其参加了霍州会议。并且会后，就回去着手准备武装暴动的计划和事宜。再根据其和李联珍离开山西的时间是：“1928年2月遭到阎锡山的通缉后，和李联珍二人潜往安徽太和县，后经皖北特委派遣，到当地驻军杨虎城部工作”。据上记载可以判断，纪、李二人是参加完会议之后，投入到了紧张的暴动工作准备之中而受到通缉的。

因为纪秀川本人就是山西农民协会暴动总指挥，他的家乡赵城属于山西省委确定的暴动区域之一，而赵城距离霍州不过区区二十公里。

      再纪秀川、李联珍其二人是黄埔四期的同学，他们都参加了震惊中外的“八一南昌起义”。李联珍当时任军官教导团团副、辎重队队长，部队突围后，其辗转于广州、潮汕地区。后由于身体原因，组织派纪秀川护送李联珍回山西，与中共中央北方局取得联系开展党的工作。

      从以上的时间点和任务性质判断，其二人应是“霍州会议”的参加者。

1928年2月11日上午，天空下着鹅毛大雪，大地一片苍茫。这一天正是农历正月二十，山西的老百姓过这一天为“添仓节”，寓意新的一年五谷丰登，有个好年成。不远处山下的村里还能听到几声蹦豆子似的爆竹声，和爆竹声引起的几声狗叫，这似乎在告诉人们，有钱人家的年还在继续。雪野里的山路上，即是日子过的再艰难，也挡不住正月里人们走亲访友的脚步，和普通人家已经开始外出谋生的身影。此刻，参加山西临时省委扩大会议（史称“霍州会议”）的代表，也在一片白色恐怖的形势下，千里迢迢，踏着厚厚的积雪，聚集到了霍州城东北这座古庙的西配殿里。

会议由代理省委书记王鸿钧主持：

会议首先传达了中共中央给山西省委的“八四来信”、“八七会议通告”和“十一月来信”的精神。由于这一时期的中共中央在清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后，个别领导的左倾思想又占了上风，难免省委在传达执行中央文件精神时，也是受左倾思想的影响，背离了当时的实际情况，制定出了以城乡暴动夺取革命胜利的思路。

会议检查总结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半年来全省党的工作；对前一时期省委内部存在的“蛮动”思想，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和反思。主要对原省委委员戎子桐不计后果的“蛮动”提出了严厉批评。会后，暂时未给其分配工作。但是，对于中央决策上的左倾“蛮动”认识不足，还是被动的贯彻了“十一月会议”的精神，使党组织在左倾蛮动的道路上，继续向前滑动着。

另外会议一致认为，有一部分党员思想懈怠，理想信念不够坚定，组织活动不够积极，给予一部分党员开除党籍处分。人数有二十多人，目前可以确定的有：崔锄人，李毓棠，郭挺一......

会议根据中央关于“党的指导机关干部工人化”的要求，改选了临时省委。选举由王世益，杨高梧，彭芳，李旺，四位工人；和王鸿钧，邓国栋，关广荃，三位知识分子，七人组成新的山西省委。

具体分工为：省委书记，王世益；宣传部长，王鸿钧；组织部长，何英才；秘书长，关广荃。

会议选举了出席中共六大的山西代表：王鸿钧。

会议确定了下一阶段全省党的工作方针、任务，改组各级党的组织，成立平（遥）介（休）、河东、汾阳、洪赵、大同，五个特委，和太原、阳泉两个市委；会议认为山西革命形势仍在“不断高涨”，并把全省划分为七个暴动区，计划在阎锡山当局预征民国十八年（1929年）钱粮时，组织武装暴动，以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这次会议尽管是在严重的左倾思想指导下召开的，但是，他的积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首先，这次会议是在大革命失败后，形势及其严酷的情况下召开的，他给涣散的组织注入了新的活力，给力量还很脆弱的党组织指明了前进的方向。统一了思想，确定了目标。

其次，坚定了信心。这次会议使省委一班人提高了认识，明白了只有掌握自己的武装力量，才能完成民主革命的道理。同时，也更加坚定了省委对革命胜利的信心。

第三，整顿了组织。通过学习、批评和自我批评，找问题、找差距，锤炼了每一名党员党性。最后，按照中央指示精神，选出了新的省委班子。

第四，明确了形势和任务。尽管对于形势的判断和任务的安排有中央左倾思想的严重影响，但是，这正是党领导革命从不成熟到成熟的一个过渡、一个飞跃、和一次经验的探索。普天之下，没有那个人天生的就绝对正确，所谓的正确，都是用矫正过的错误一步步探索出来的。用现在的眼光看，我们必须尊重和认可他们所有的探索和失误、所有的牺牲和付出。正是他们这种忧国忧民之心、胸怀理想之志、放弃舒适安逸、不计个人恩怨的优良品行，才使得曾经弱小的党组织，不断发展壮大，不断走向胜利，一步步走向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      

会议经过详细讨论分工后，大家随即都投入到了紧张的工作中去了。

   汪铭，被指派为省委交通员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山西省委的工作。  

   王鸿钧，作为出席中共六大的山西代表，与汪铭一同赴晋南巡视工作后，前往上海，参加党的六大会议。

周玉麟作为省委特派员赴晋南各地传达“霍州会议”的精神。他骑一辆自行车先到临汾刘村，与共产党员秦金翰取得联系。又从秦处得知，原在榆次晋华纺织厂工作的共产党员马希援，目前在新绛县大益成纱厂工作，随即去大益成纱厂找马。其时的马已经叛变革命，并且改名马立功，可惜这些情况周玉麟并不知晓。当马知道周是党组织派来与其联络工作的时候，马一边假惺惺的接待周，一边乘出去备饭的机会，给国民党新绛县党部的负责人告了密，周玉麟当即被捕。敌人在周的身上搜出了南同蒲各县中共党组织人员的名单和联络地点。随即，晋南中共党的组织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

会后，王世益，何英才，戎子桐，关广荃，王志诚五人一起回到太原。其中，王世益和王志诚住在一起，杨高梧和关广荃住在一起，就在大家正在进行正常的手续交接、都准备信心满满的开展工作之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杨高梧和关广荃住在北门街东二道巷小横街某院，他们大意的把一份“八七会议的紧急文件”藏在褥子底下。谁料想，第二天警察来查户口，骤然发现了“八七会议”的文件。遂将何英才，关广荃逮捕，关在第四警察分署。接着又在杨高梧的身上搜出了全省党员的名单信息。王世益和王志诚知晓杨高梧和关广荃被捕后，立即把住址搬到了太原市棉花巷42号，马上通知可能暴露身份的同志，该转移的转移，该隐蔽的隐蔽。然而，万万没想到的是，他们的工作还是被敌人盯上了，3月13日清早，国民党清党部纠察队的人员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璇玑被捕。

2月27日夜，在祁县县委委员岳中泽家中刚开完县委扩大会议的邓国栋，由于反动分子告密，与参加会议的岳等4人未来的及撤离，遭到当局逮捕。

赵秉彝会后被组织派去平（遥）介（休）特委开展党的工作。其到洪善地区后，积极按省委的指示广泛发动群众，认真准备武装暴动前的一切工作，秘密打造了一批刀、枪等兵器。正在运动进行的如火如荼之时，由于叛徒告密，3月，赵被捕入狱。

在敌人的严刑拷打、威逼利诱面前，王世益，杨高梧，周玉麟，邓国栋，赵秉彝，等同志坚贞不屈，视死如归，表现出了共产党人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和坚定。然而，关广荃在敌人的威逼利诱下，叛变投敌，供出了杨高梧和王世益的身份。这几位同志遭受了敌人的严刑拷打和疯狂折磨。但是，正所谓，金子就是金子，真金是不怕烈火的，他们在监狱中继续同敌人进行着顽强的斗争。戎子桐由于会后省委没有给其分配工作，加之，其之前的革命动机就不很纯洁，思想随即产生波动，后变节投敌，去南京投靠孔祥熙了。另两位省委委员彭芳、李旺，会后就失去联系，不知其下落了。此时在“霍州会议”上刚刚选举产生的山西省委，除了王鸿钧和汪铭外，其他人员都已经被捕的被捕、叛变的叛变、失踪的失踪，山西省委又一次遭到了敌人空前的破坏。

王鸿钧和汪铭视察完晋南的工作后，一路披星戴月，直奔河南开封而去，计划与河南省委的同志在此汇合后，一同去上海出席中共“六大”会议。

然而，3月11日，其二人到开封后，无意中在报纸上看到了刊载的山西省委遭到严重破坏的消息，二人心里既感到震惊、又非常痛心。随即去找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周以栗同志商讨对策，后决定王鸿钧亲书一份给党中央的说明信，由汪铭带信继续赴沪，向党中央汇报山西省委“霍州会议”的决定和目前的工作情况。王鸿钧返晋重新恢复省委组织，继续开展党的工作。

王鸿钧一路向西，历尽艰辛，终于在三门峡渡过黄河，又一次踏上了刚刚离去的山西故土。由于他的名字早已在阎锡山的通缉之列，所以，他在山西等于已经失去了行动的自由，只能小心翼翼地在山路、密林中秘密穿梭，这无形中给他工作增加了很大的难度。王鸿钧风尘仆仆从运城回到霍州，首先找到了霍县县委书记李光杰，又找到回家隐蔽的太原总工会负责人杨振华（西张村），指派杨振华潜入太原找到中共太原区委书记阎念先等党员干部，并一起秘密来到霍州，商讨重新恢复临时省委的事宜。

3、第三次北顶庙会议

1928年3月下旬，经过多方筹划，第三次中共山西省委扩大会议在霍州城东北的北顶庙秘密召开了。

      这次会议是在山西党的组织遭到极端破坏的情况下紧急召开的。是时山西中共党员被敌人抓捕的有200多人，隐蔽出走其他省份的有300多人，有500多人下落不明。所以，会议的内容和形式都是按非常时期的程序、简洁而高效的进行的。

      会议决定立即恢复各地党组织，并由李光杰和阎念先向大会提名了拟任中共山西临时省委7名委员的名单。这一名单经恢复后的各地党组织通过后，于同年4月上旬组建了新的中共山西临时省委。临时省委由赵秉彝（事后得知，当时已被捕），杨恬新（农民，当时已回家），秦金翰（工人，临汾刘村人），王世隆（当时未联系到），汪铭，阎念先，王鸿钧组成，王鸿钧任中共山西临时省委书记。在前景和局面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临时省委领导全省各地党组织继续进行着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

汪铭3月下旬抵达上海时，已知山西党团组织从上到下几乎完全遭到破坏。汪在上海向中共中央如实汇报了霍州会议和山西省委被破坏的情况，请示中央指示新的工作方针。3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山西工作的新方针——中央致山西省委信》，交汪带回。这封信的基本精神，同中央1927年11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完全一致，仍强调要“掀动群众的公开的斗争高潮”，“造成暴动的群众的基础，达到暴动之路”。

汪铭把《中共中央致山西省委的信》做了谨慎的隐蔽处理之后，告别了党中央，启程离开了上海，向着自己革命的岗位、黄土高原上的山西——出发了。

1928年4月中旬，也就是第三次北顶庙会议之后不久，汪铭带着中共中央给山西省委的回信，又一次来到霍州。随即，又是在北顶庙里，山西临时省委又一次召开会议，由汪铭向临时省委传达了中共中央对山西省委工作的指导意见。

屈指数来，在短短的半年时间里，中共山西临时省委在霍州的北顶庙里已经召开了大大小小四次会议。并且是在革命最困难的时期，可见当时霍县党的组织是怎样的坚强，又是怎样的忠诚。以李光杰为书记的县委一班人，率领霍县党团组织和骨干分子，为了保证会议的安全和顺利进行，他们奋不顾身，英勇顽强，时时刻刻进行着周密细致的安排，夜以继日的做着大量繁杂而艰苦的工作。

古庙里的神仙，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敢于改造世界的勇气和决心，更领略了共产党人为了解放全中国、亦或解放全人类而祭出的赤诚和豪迈。他们无所畏惧，视死如归；他们推陈出新，崇尚革命；他们勇往无前，探求真理；他们忠于信仰，无怨无悔。他们是时代的弄潮儿，他们是旧世界的葬送者，他们是民族进步的先驱，他们是锦绣中华的绿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