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雪寒是我国资深的经济学家、编辑出版家、经济管理家、政策咨询家、外贸专家。他曾任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央对外贸易部副部长、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干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顾问、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顾问,中国财政学会顾问,中国金融学会顾问,中国税务学会顾问,中国合作经济学会顾问,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理事,韬奋出版奖基金会理事。
徐雪寒一生失去自由整整26年。1926年,他15岁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6岁担任杭州地委组织部部长。1928年初,17岁的他被捕,在国民党的监狱中关押了6年。1955年后,因"潘汉年、杨帆案"蒙冤,被以反革命罪判刑12年,在北京功德林、秦城监狱等处关了10年。“文革”中,他又以戴罪之身在“牛棚”监督劳动和在“五七干校”中监督改造,度过了大约10年。从44岁到70岁失去自由,等到平反时,他已是七旬老人。扣除失去自由和生病的时间,他一生只有1/3的时间用于工作,但却为国家和人民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徐雪寒是优秀的情报人员。
他从事中共地下党工作,是大革命后期杭州党组织的重要领导人之一,是杭州市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他为党组建过书店、对外贸易公司、钱庄、银行、纱布公司等。1942年,他冒着被杀头的危险,主持出版影响了几代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当年他组建的香港宝生银号,在后来美国冻结新中国外汇时,曾为国家保存大量外汇,发挥过很大作用。
1943年,徐雪寒到华中局情报部工作,成为潘汉年的助手。他具体负责:情报分析研究,为中央决策提供战略参考,为新四军和华中局提供重要信息;巡视上海、南京情报系统工作;应对突发或特殊事件。从1943年春夏到抗战胜利前,潘汉年系统来自上海、南京的所有重要情报,都经过徐雪寒的手。在此期间,潘汉年系统的情报工作获取了重要战略情报,多次受到中央的表扬。
他是在台湾牺牲的女情报员朱枫烈士的入党介绍人和上级,曾调遣她做贸易工作,为隐蔽战线管理经济事务。1949年,朱枫潜伏台湾前,还向他请教。朱枫英勇牺牲后,徐雪寒向有关部门讲述朱枫的历史,为她争得应有的结论。如今,朱枫烈士的英雄塑像,屹立在北京西山森林公园宏伟的无名英雄广场的顶层。
他担任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后改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常委会干事,以经济政策推动改革。 他坚持改革,坚持市场化,认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提法非常错误,给中央领导写信,建议使用“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的提法。 |
的提法 非常错误,给中央领导写信,建议使用“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的提法。 他提出建立第一家全国股份制银行的建议,诞生了交通银行。
他在上世纪80年代初,首先提议在上海开辟“国家第二经济特区"。他竭力主张尽早开放和开发上海,是最早向中央提出要给上海“松绑"的人之一。他主张让上海“解脱发展商品经济的束缚,使上海人的长袖能够舞起来”;“着眼于祖国的统一,有必要和香港、台湾比”。他的建议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重视,很快就被采纳。
他对设立中央银行功不可没。1980年,国务院领导指示设立中央银行,但时过两年没有进展。人民银行提出过两份建立中央银行的意见,遭到专业银行强烈反对。徐雪寒和四大银行、保险公司的负责人和金融专家分别座谈,听取意见,反复协商,协调矛盾。经过12次座谈,协调了意见,取得共识后,他和他的同事们向国务院建议,由中国人民银行承担中央银行职责。国务院采纳了他们的建议,使人民银行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央银行。
他在1983年发表的《财力使用方向的一项选择》,提出压缩基础建设投资,腾出一部分财力来支持工资、物价的改革。这个重要的见解,受到有关部门和经济界的重视。
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发表后,徐雪寒在深化改革座谈会上发言指出,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由中国革命取得政权后主要矛盾的变化所决定的;共产党的根本宗旨,从来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从而使国受益、民得利,避免国遭损,民受害。
徐雪寒不计名利,无私奉献。
他从大革命时期开始做地下工作,为党组建过书店、对外贸易公司、钱庄、银行等.还在香港组建了宝生银号。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过上海铁路局局长、华东贸易部部长、中央外贸部副部长。周恩来曾称赞他,干一行,钻研一行,成绩优异。
1978年,徐雪寒从五七干校回到北京,被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杂志任编辑。他“能上能下”,每天挤公共汽车上下班,总是最早到单位,有时还把稿子拿回家工作。他工作极其认真,除完成本身的工作任务外,还将自1955年创刊以来的《经济研究》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并且把一批从来没有人发现的错别字一一标出。
晚年,他有过3次调任,担任“正职”的机会,他都放弃了,甘心“跑龙套”。
他是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的创办人之一,将补发的10年工资全部捐出,这是基金会收到的第一笔捐款。
在去世前20年中,他都是在带病工作。
他生前留下遗愿,捐献了遗体,捐献了角膜。
徐雪寒坚持真理,实事求是。
在《徐雪寒文集》的后记中,他写道:“我自己认为有一个优点,就是真实。自信每为一文,都是从‘不唯上,不唯书,要唯实’出发的。
1979年,《经济研究》发表了一篇论述中国社会主义还处于不发达阶段的文章,有领导认为这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抹黑,强令编辑部组织文章批判。对此,徐雪寒很生气,据理力争,坚持文章的观点是符合客观实际的,表示坚决支持。当时,他还没得到平反,却态度鲜明。
在修建三峡水库问题上,他明知自己的意见与决策层不合,还是提出自己的意见。
孙冶方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因重视价值规律,将计划工作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受到不公正的批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获得学术界的推崇。徐雪寒是孙冶方的老战友。他在1988年发表的《学习孙冶方经济理论的一点体会》中,既肯定孙冶方经济理论的历史功绩,也指出他崇扬价格规律而不主张发展商品经济和承认利益差别的观点,是有矛盾的。他认为,孙治方当时提出的价值规律,是产品经济的价值规律,不是商品经济的价值规律,同中共十三大提出的“必须把计划工作建立在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仍有区别。他力图将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不断完善、发展。
他佩服顾准,积极推动对顾准思想的肯定和宣传。由于他和骆耕漠联合倡议,1995年3月18日,由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举行了纪念顾准的研讨会,使当时并不为人熟知的顾准的名字,进入公众的视野。顾准被人称为“中国六、七十年代唯一像样的知识分子”、“近五十年来中国唯一的思想家”。
他对腐败深恶痛绝。他指出,国家经济改革的成功有赖于执政党党风的改变,不解决贪污腐败、营私舞弊问题,再好的改革方案也难以奏效。看到新闻报道谈腐败问题,他就用拐杖跺地大骂:“当年我们反对国民党的腐败,人民才拥护我们,让我们掌了权,当了政。没想到现在腐败这么严重,这是对人民的犯罪啊!”他说,不讲民主的人绝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共产党就是追求自由、平等、人权的党。
徐雪寒只有初中学历,依靠勤奋学习,刻苦研究,成为多方面的杰出专家。他在狱中自学了日语、世界语,出狱后就翻译了日本人写的《德国社会经济史》和《社会科学小辞典》两本书。他一生只有1/3的时间用于工作,但却写出了47万字的《徐雪寒文集》。其中经济类文章包括二十世纪30年代起至50年代,80年代起至90年代两段时期的著述。回忆类纪念文章涉及周恩来、陈毅、曾山、潘汉年、沈钧儒、邹韬奋、徐雉、孙冶方、庄启东、朱枫、华应申、沈静芷、陈其襄、徐伯听、许涤新、孙晓村等同志。他研究的内容,涵盖了工业、农业、铁路、海关、金融、货币、财贸、人口、体改诸多领域,范围广,影响大。
徐雪寒历经磨难,不忘初心,不计名利,奋斗不息,无私无畏,坚持真理,勤奋学习,实事求是,对国家和人民做出了重要贡献,是真正的共产党员。
优秀的老共产党员徐雪寒令人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