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

文/王宗安

我的母亲于1923年农历九月初一出生于溧水白马乡马占山东面葛家边村子附近的茅草棚里。听母亲说，那时的葛家边村子非常小，是仅有几户人家的茅草棚。母亲名叫汪友珍，这是解放后才有的名字，解放前的农村女性是没有社会地位的，所以，解放之前，母亲是没有名字的。外公个子不高，但很健硕。外公会吹唢呐，每逢春节立春日，会到附近村庄挨家挨户“送春（颂春）”，说是当地农村在立春日的一种传统旧风俗，实际上是一种借此名目上门乞讨行为。外公解放前就去世了，我没有见过他。外婆裹着标准的小脚，非常慈祥，非常喜欢我；年老的母亲酷似我外婆；外婆88岁去世。

其实，在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的缠足风俗开始从沿海大城市消失，并逐渐影响到内陆地区，缠足风俗的完全消失，最晚时间要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我们白马当地还是盛行缠足风俗；普遍的认知是，如果一个女孩不缠足，那么日后就嫁不出去。所以，按照这种风俗惯例，（1927年）四岁的母亲就开始被外婆用长布条紧缠幼小稚嫩的双脚，整天被紧缠的双脚非常疼痛，特别是夜里更痛。深夜趁外婆不注意，母亲常常偷偷把缠足的长布条慢慢、轻轻地拆掉，第二天尽管被外婆训斥一顿，但总比夜间疼痛的睡不着要好。

母亲是长女，只有我舅舅这么一个弟弟，舅舅比我母亲小两岁。母亲七八岁就带着舅舅到野外捡干柴，回头都是用竹竿担着破旧不堪的一大菜篮柴禾抬回家，竹竿前端是矮矮的舅舅，竹竿后端是我母亲，摇摇晃晃。对于母亲而言，这可能是母亲在“葛家边”附近小草屋童年难忘的美好又温馨的时光，尽管是穷苦的常常揭不开锅。母亲说，在一个已经没有米下锅的腊月，七八岁的母亲还是一个瘦弱的小女孩，主动出门到邻村去乞讨，母亲衣衫褴褛，冒着风雪，当母亲来到一个大户人家的大门口，大门半掩着，母亲知道这家的女主人常常在家，连叫了几声“奶奶”后，半掩着的大门里面还是没有人回应，母亲瑟瑟发抖地在大门外等了一会儿，含着眼泪、有些哽咽地又喊了几声“奶奶”，那位女主人终于出来了，板着阴沉的脸，手里端着一个牛眼大的小酒杯，气汹汹地把小半酒杯大米倒进我母亲手上正在抖动的破碗里。母亲的泪一下子流进了她的骨子里。第二年的腊月，大雪纷飞后的一天，母亲带着六七岁的舅舅一道出去乞讨，由于积雪厚，道路滑，舅舅不慎跌入一个路边的茅坑，母亲赶忙用她瘦弱的小手拉起了舅舅，舅舅已经是半身粪污与烂泥。

1935年前后，母亲12岁左右时，外公家搬离了“葛家边”，搬到了东面不远处的吴家边村。

1937年12月日本鬼子军队侵入溧水后，有部分日本鬼子军队驻扎在吴家边村西面的马占山，时不时地有日本鬼子下山活动，背着枪，带着有小水牛那么高大的大狼狗。据说日本鬼子只吃中国的活着的牲畜，据说是怕中国人下毒。他们下山活动的其中一项事情，就是抢当地农村的鸡、鸭、猪、羊，带回他们营地享用。尽管日本鬼子自己有军备食物，大多就是铝盒装的糖分很高的鱼肉。我舅舅13岁时目睹一个年轻的日本鬼子背着钢枪去追一只大公鸡，不慎跌了个狗吃屎。也就是这一年，舅舅被日本鬼子的大狼狗疯咬致残，之后经常抽搐，按照现在的说法，应该是外伤引起的癫痫病，那个年代，从各个方面说，都是没有医治的可能。我舅舅就是这样与这种痛苦的后遗症抗衡了将近20年，最终没有战胜病魔，30出头，就英年早逝，落下一对年幼的儿女。

1939年，母亲出嫁那天，接亲的一队人刚刚出吴家边村后头，正巧一大队日本鬼子打着密集的“嘎嘣嘎嘣”的枪响声，从溧阳方向经过我们白马乡，接亲的一队人在惊恐之中立即回奔吴家边村，暂且与众人向南逃离村庄。

母亲从小心灵手巧，在出嫁前的两年里，母亲亲手用简陋的手工纺车纺线，用植物染料上色，编制妇女结发常用的网绢，换了十个铜板。母亲将这十个铜板用红布包起来压在陪嫁的箱底，带到了王家边村王家。

母亲没有读过一天书，连扁担大的“一”字都不认识；但是，母亲绝对是一位的勤劳、善良、默默奉献、慈祥贤惠的中国农村妇女。母亲很少跟我说她嫁到王家之后的艰辛与苦难。上世纪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农村，可想而知。

1965年，43岁的母亲怀上了我，之前我已经有四个姐姐、两个哥哥。正巧我们村路过一位“打大伞的”（算命先生），母亲也去凑热闹抽了一支签，那位先生只说了一句话：“大姐，你的身边只会有两个儿子。”母亲似乎明白了什么，心里想：“我身边已经有两个儿子，那么，腹中一定是女孩。”然而，当我于1966年5月出生后，父母亲也没有想到和在意那位“打大伞的”（算命先生）的话，但是，两个月后，在江苏省劳动大学读书的大哥宗书在学校“学雷锋做好事”时，不幸溺水身亡后，父母亲才想起来那位“打大伞的”（算命先生）的话的深层含义。多年后，父母亲仍旧说那位“打大伞的”（算命先生）抽签算卦很灵验。因为同一天同村几位抽签的人也能够列举二三灵验之例。

我小时候，初中之前，每年的粮食不够吃，早饭基本上是吃一两个煮山芋，或是山芋干汤饭，中午饭大多是用小部分大米掺合大部分或山芋干、或腌菜、或胡萝卜煮成的饭。母亲在煮饭时，故意将锅的一角的大米放多一点，那么，煮成的时候，那一角的大米饭就多一些，杂粮就少一些，母亲就把那一角的饭留给我们吃。母亲吃饭是从来都不上台子的，总是端着饭碗坐在灶门口、或坐在堂屋的一旁，不声不响的吃。

我们村后的小隐烛山南面，隔着一个大水塘和一片水田，是一个似山、又称不上山的高地（或称山坡），刚解放那段时间，也就是母亲在她三十岁的时候，几乎是她一个人在这里开垦了大半个满是乱石沙砾和杂草丛生的荒山坡，开垦出了好几亩旱地。但不久因为国家出台相关的农村政策，我母亲开垦的那片旱地被收为集体所有，有一部分归属于我们东南生产队，另一部分归属于东北生产队。这一片山坡是我们童年时经常来放鹅、淘花生的乐土，记得这里有一个油坊和轧米厂，我跟着母亲经常来这里，母亲会经常提起她年轻时候在这里的很多事情。

我经常跟着母亲到东庐山东面龙山一带山上去砍柴，去山上的路边常有晒干的牛粪，我会帮着母亲捡拾这些干如饼的牛粪，放在随身携带的大秧篮里。如果遇上潮湿的牛粪，母亲就用铁铲子铲起放入秧篮带回。干的牛粪可以直接当作干柴做燃料。母亲把潮湿的牛粪做成一个个牛粪饼粘贴在我家土坯小屋外的南面墙壁上，把它慢慢的晒干。干的牛粪饼是极好的燃料，尤其适合于煮或炖。我家土坯小屋的那面满是牛粪饼粘贴痕迹的墙面是一道独特的风景。

记得每年家里都喂两头猪，待到年底肥壮后就出售换钱，是我们家一笔不小的收入。母亲为了喂猪，经常带上近十米长的两根大竹竿到河、塘、坝边去，搅捞水草（大多是菡丝），母亲有时站在水里搅捞，每一次都是满载而归。把捞回的水草放在小屋门口墙边的大水缸里，盖上木板任其发酵。我记得从那个大缸里散发出的那种既清香、又略带酸臭的气味，至今难忘。每次用煮好的糠料喂猪前，母亲都要舀上一大勺那个大缸里的菡丝加进糠料搅拌，再倒进猪槽。我记得两头猪争抢着吃的特别欢、特别香，大猪嘴里发出的声音、大猪耳朵抖动的节奏，是我童年时光的另一道风景。

下面是母亲跟我说过的一桩与捞菡丝有关的趣事:

本乡有一位精神异常的高大男人（暂且称呼他Y），在五十年代，Y因为某种缘由，突然间由于听闻被“升官”，也就是在这个突然之间，Y异常兴奋地从车窗里跳出来，就这么疯了，有点类似中举之后的范进；Y经常整日里到处游荡。因为Y早就认识我父亲，也就认识了我母亲。有一天，我母亲在吴家坝河里捞了一担两大秧篮喂猪的菡丝，母亲挑着这一担两大秧篮的水草正巧走在Y路过的小路上，Y疯疯癫癫急着要往前赶，但是，由于小路太窄，一边是河、另一边是水田，Y看样子很难过去，就说：“嫂子，你这两大秧篮菡丝挡住了我的路，你说，我是把你和你的担子推到河里呢？还是我跳过去呢？”母亲见势不妙，连忙放下担子，闪在一边，Y斜着身子连蹦带跳着跨过去了，很快就消失在田野的那一边了。

母亲晚年罹患帕金森病，深受病痛折磨，虽经过规范治疗，后来病情加重，以至于长期卧床，终因心肺功能衰竭于2010年11月23日（农历十月十八日）去世，享年8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