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辆挂有“青A”牌照的黑色奔驰轿车缓缓驶入悬挂着“热烈欢迎丁老先生荣归故里”横幅的村口时,村口顿时热闹起来。 鞭炮齐鸣,锣鼓喧天,彩旗飘飘,村民自发组织的龙狮队也舞的风生云起,热火朝天。他刚从车内探出身,恭候多时的地方各级政府官员便迎了上去,依次握住他的手热情寒暄。他放眼望去,朴实的村庄,憨厚的乡亲,不由得眼窝潮湿,百感交集。           

         他五十年代出生在这个不上百户的小村子,成长的记忆里,他的家人在村子里是没什么地位的,他祖辈是地主,在阶级斗争天天抓的年代,他家自然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左邻右舍,亲朋好友把他的家人视若洪水猛兽,大老远一见他家的人都避瘟神似的慌忙躲开了。他的童年是孤独的,同龄的小伙伴没人跟他玩耍,主要是受家里大人的教唆,怕和他家有什么牵连。偶尔与小伙伴发生吵闹,小伙伴便恶狠狠骂他“地主崽子”,他们的父母更是不依不饶地说“要反天了”。他的爹娘怕遭来更大的麻烦,边狠命地打他边一个劲儿地向那些八辈贫民赔不是,任他爹怎么打,他咬着嘴唇一声不吭,最后,殷红的血从他咬破的嘴唇里渗了出来顺着下巴往下滴。那些八辈贫民见状才善罢甘休,气势汹汹的扬长而去。他娘忙扯起他的衣衫,看到他身上青一道紫一道伤痕,一句“我苦命的儿哪”眼泪便像掉了线的珠子扑簌簌往下落,他爹闷着头眼圈儿发红狠命地抽烟。他面无表情地爬在床上,心里却血泪模糊一片滂沱。他不知道祖上的地主年景他家是如何风光的,他只知道他记事时看到的便是家徒四壁屋脊长草的几间破瓦房。在印象里,他的爹娘在村里人面前总是畏畏缩缩,从没见过他们挺直腰板大声说过话。                        令父母欣慰的是他很聪明也很懂事。他上学后学习很出色,也很争气。尽管没给父母捧回一张奖状,尽管根正苗红的学生干部没他的份儿,尽管那些贫农子弟不屑于他交往,但他每学期的考试成绩一直雷打不动的雄居第一却是个不争的事实。这倒让那帮意气风发激扬文宇的贫农子弟自愧不如甘拜下风,也让那些教他的老师觉得一朵鲜花插错了地方,每每谈起便扼腕长叹,恨他生不逢时。对学习拔尖的学生喜爱就像父母疼爱自己懂事的孩子一样,是为人师的一种天性一种本能。尽管阶级斗争壁垒森严,水火不容,但人性中那份良知,那份感情还是相通互容的。同学们对他却没有那么宽厚仁慈了,学习上是比不过他了,但可以从体力劳动上帮教他。每逢班级卫生大扫除,重活脏活都派给了他,同学们说,对他这样的阶级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无情。面对当时的政治环境,就是胸怀恻隐之情的老师也是不敢多说什么的。

        他那年的高中毕业考试是文革前的最后一次,他的高考成绩让教他的老师引以为豪,也让他的同学惊羡不已:他像匹桀骜不驯的黑马一举打破了他那个县近二十年的高考纪录:全市第一,全省第二。这样的成绩上大学应该是没问题的,抢绣球般争他的几所大学一看他的家庭成分便傻了眼,在抓纲治国的时期,那是一条让人噤若寒蝉的高压线,弄不好会身败名裂家破人亡的。政审是中国特色相当浓厚的一项用人标准,不管在建国初期还是如今发展经济的和平年代。最后，一所大学觉得成绩如此突出的学生不录取实在太可惜了,便冒着很大的政治风险通知他到指定地点面试,那个大学负责招生的老师一见他便失望地摇了摇头:黑瘦矮小,貌不惊人。    

        上大学是没希望了,参军进厂也是雾里看花水中望月可望而不可及的事。他唯一的资本就是有一个绝顶聪明的头脑和一张高中毕业证。平日看人家下象棋,打扑克,或手艺人的一些绝活,他只要看一遍就能照葫芦画瓢,并且“青出于蓝胜于蓝”。十年动乱,他父母成了地方各级政府阶级斗争批斗会批斗的铁定对象,整天被那帮贫农子弟或套着“红卫兵”袖章的小将们揪来推去的斗个不停。他也成了毒草恶苗,三十好几的人,婚姻大事无人问津，还是光棍一个,长相暂且不说，谁家的姑娘愿跳他家这火坑呀。他爹娘被折磨的实在活不下去了,便在一个月黑风高的秋夜一起跳进了村西的水库里,含恨离开了人间。下葬父母的那天雨水把他爹娘的墓穴下了个胸口深，村里老人说几十年也没见过那么大的雨，可他一滴眼泪也没掉,多舛的命运,破碎的家庭,已让他欲哭无泪,心如死灰。                        

        他去了荒无人烟的大西北。也许在那荒凉偏远的地方要比内地好活一些,况且他还有一个聪明的头脑和一张高中毕业证。后来的发展证明他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西北建设急需大量各方面的人才,他正好赶上了那个时机,也找到了体现他人生价值的平台。他头脑聪明博学好问,且手脚勤快,乐于助人,这一切都为他博得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让他顺利地在那儿站稳了脚跟。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 他陆续取得了会计师,律师,建筑工程师等执业资格,做了一大型建筑公司的业务经理。他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为自己创业发展掘到了第一桶金。随后他娶了娇妻,生了贵子,住了豪宅,买了名车。他成了大西北的知名企业家,市人大代,慈善基金会会长,下属六家分公司,拥有数亿元的资产。          他这次回来,是他三十年前离开家乡后的第一次。他这个村子的烟叶是全国有名的,当年国家领导人曾视察过,有“烟叶王国”的美誉。但与之匹配的烘烤设备却出奇的陈旧落后，烟叶的烘烤质量成了“烟叶王国”与时俱进的发展瓶颈。家乡政府知道他在西北的发展状况后,希望他能为家乡特色产业注入新的活力,改善一下发展环境。 家乡政府和他接触了几次,说实话,他的乡情观念是淡薄的,成长年月的苦难给他留下的阴影是很难消除的,所以,前几次的接触基本没有什么效果。他决定投资并回来看看,是想看看改革开放后经济建设时期家乡人的精神面貌和生活状态。                              

         屈辱的成长经历,而立之年的家破人亡,颠沛流离的异乡漂泊,让他那颗历经沧桑,饱受磨砺的心已静如止水,不以物喜,不以已悲,功名利禄,荣辱得失,在他的眼里,只是一个“欲”在闹腾。村里人说他有三房四妾,富可抵县,他听后一笑,一句话也没说。“地主崽子”的话是再没人叫了,一口一个“丁老”的喊着。其实他年龄也不算大,还不到六十岁，只是长得有些老相。他为家乡的那个烟草加工项目投资了1.6亿,整个工程占地800亩,分三期完工。这是他家乡县政府,甚至市政府招商引资以来投资额和投资规模最大的一个。公司的名字拟定了好几个,专门等他来圈定。他看了一眼,便圈了“金翔”这个名字。他回乡的第二天举行了项目奠基仪式。奠基仪式结束后家乡的新闻媒体对他进行采访,他婉拒了。他对家乡的政府官员说:有关项目资金的事情可找我的秘书谈,为家乡投资兴业,是我应尽的本份,我不想动静太大。

        随后的几天,他到祖坟祭了父母,又到几个辈分较近的亲戚家走动了一下,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说:你在外面做大事,你爹娘的坟地我们会照管好的。他说了些感谢的话,然后送了些不菲的礼金答谢他们。在家乡政府为他举行的欢送酒会上,他对政府官员说,金翔公司的人财物统归当地政府支配,他不介入公司的决策管理,这算作对生他养他家乡的一份回报吧。           

       他走了,又回到了那个让他壮志腾飞,点燃希望之火的大西北。他的根在家乡,他的生命在大西北，在那个美丽的青海湖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