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准是中国的思想家ˎ经济学家ˎ会计学家ˎ历史学家。

        他是自学成才的典范,他是著作中国第一本银行会计学专著《银行会计》的人,他同孙冶芳是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第一人,他是全国唯一的两次被划为“右派”的人。

       他独立思考,敢讲真话,坚持真理,意志坚强,开拓创新,不屈不挠,一身正气,至死不渝。他是宁折不弯的硬骨头。

       顾准这个专家ˎ学者,连初中都没有毕业。他在黄炎培先生创办的中华职业学校学习,因家境清贫，无力继续求学，12岁就到潘序伦先生创办的上海立信会计事务所当练习生。他刻苦自学会计学，掌握现代会计知识,才14岁就编写出作为教科书配套读物的《高级商业簿记习题详解》;在16岁时开始在会计夜校授课;17岁时同潘序伦合写了《政府会计》;19岁就著有会计学专著《银行会计》,被列入大学丛书;从23岁起,任会计事务所高级职员,在圣约翰、之江、沪江三所教会大学兼任讲师和教授,用流利的英语、日语讲课。这些成就,是他刻苦自学,顽强拼搏的结果。

         顾准是一个老革命。他在1930年组织秘密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于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40年，他辞去上海的全部工作,放弃月薪300大洋的丰厚收入,离开上海奔赴新四军。

        后来,顾准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在中央党校的学习结束后，顾准得到陈云的赏识。他被校方返聘做会计工作，成为陈云为新中国培养一批财政干部,在延安举办的会计干部训练班的教员,成为陈云的得力助手。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顾准随同刘晓离开延安,回上海继续做地下工作。路过苏中时,华中分局组织部部长兼财委主任曾山看中了顾准,硬是将他留在苏皖边区政府工作。他被任命为华中分局财委委员,参加了华中财委的领导班子,被指定统一负责华中分局的"党产"工作,并兼任规模最大的利丰棉业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在顾准的指导下,一家接一家公司开起来,生意越做越大。

         1949年5月上海解放,顾准随军接管上海,出任上海人民政府党组成员、上海市第一任财政局长兼税务局长、上海市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兼任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那一年，他只有34岁。解放初期，上海这座从国民党政府接管过来的中国最大的工商城市,经济濒于崩溃,工业陷入半瘫痪状态，全市的工厂，只有三分之一开工。在接管上海财政系统的三年时间里，顾准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极大的改善了处于危局中的上海财政状况，使上海成为新中国政府最大的财源,为建国后上海的财税工作和全国经济作出了突出贡献。

         可是,此后顾准的命运发生了变化,蒙受厄运,不断受到打击,遭受种种非人的迫害,陷入悲惨的境地。

        在征税问题上,财政部的官员认为“资产阶级的账簿不可信，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注册会计师也不可信”,要求上海以"民主评议"征税,即按口头协定企业的应缴税款。顾准没有惟命是从,他认为应先查帐，后征税。他们聘请了20位会计师为“特约查账员”,按照当时人民币币值与物价，重新评估所有企业的财产实际价值，作为税收依据，使企业利润的应交税率自然合理降低。虽然实践证明顾准是正确的，但这些不同认识和做法，使财政部官员十分不满。在1952年的三反运动中。顾准既没有贪污、浪费，也没有官僚主义，却被以"一贯存在着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自以为是，目无组织，违反党的政策方针。在思想上、组织上与党对抗，虽历经教育仍毫无改进"的罪名，遭到撤职处分。令人费解的是他所受的处分在档案中没有任何记载，也找不到免职文件。顾准提出申诉，却没人理会。

          1956年,顾准到中国科学院经济所工作。他在研究中发现,苏联实行的计划经济是有问题的,苏联农业、轻工业在建国后的近40年中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当时,中国正在效仿苏联,积极推进计划经济体制。经过深思,他写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抨击计划经济体制，主张要以市场价格的涨落调整生产和流通,提出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和解与相互渗透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的观点,成为我国提出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理论的第一人(论文发表在《经济研究》1957年第二期上)。他在文章中大胆地说:“可以知道，经过几十年的历史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已经形成一个体系。这个体系的全部细节，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没有全部预见，也不可能全部预见的。为什么现在社会主义各国还存在着商品生产与货币经济呢？应该从这个体系的内部关系的分析中去找答案。”他在文章中一再挑战经典理论：“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马克思、恩格斯再三指明过;社会主义是实行经济核算的计划经济，马克思、恩格斯从未指明过。相反，他们确切指明社会主义社会将没有货币，产品将不转化为价值。”他认为，这是一些需要修正和演进的理念，“让全社会成为一个大核算单位是不能的。全社会必须有一个统一的经济计划，具体的经济核算单位则必需划小，至少以每个生产企业为单位进行核算，巨大的生产企业，其具体核算单位还必须划小。”他对正在形成中的大一统计划经济提出了最直接的挑战。他的超前的经济学观点,被认为是修正主义大毒草。他在中苏联合科学考察中在黑龙江坝选址问题上,曾同苏方专家发生多次争执,抵制在两国合作项目中对我国利益的侵害,被扣上反苏,反社会主义的帽子。于是,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顾准被打成“右派"并被开除出党,下放农村劳动改造4年。

        1961年，顾准被摘掉“右派”帽子，回到中国科学院经济所工作。

        庐山会议后,张闻天被“下放”到中国科学院经济所任“特约研究员”，成了顾准的上级领导。1964年,中国科学院经济所所长孙冶方被打成“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者”，同张闻天被诬为“张孙反党联盟”。顾准与孙冶方相交甚深，被认为是孙冶方反动思想的“启蒙者”和“黑智囊”。此外，顾准的外甥宋德楠因为和清华、北大同学自发组织了一个研究马列主义的学生社团，被定性为“大学生反党集团”，顾准被认定是这个集团的背后人物。当时,顾准被康生下令秘密逮捕。面对威胁利诱，他不惜以绝食相抗争，拒不诬陷别人,使张闻天、孙冶方、骆耕漠、狄超白、林里夫、巫宝三、李云等人,不受政治牵连，因而被认为“态度特别恶劣”而罪加一等，成为“极右派”。在1965年，他再次被戴上“右派”帽子，下放劳改,成了我国唯一的被两次划为右派的人。 

        在两次被戴上“右派”帽子后,顾准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原来彼此深爱的妻子,在压力、迫害下同他离婚,自杀身亡;子女在压力下,同他脱离关系,拒绝来往,直至临终都不去看望。顾准长期孤身一人生活,虽然得到一些老同志、老朋友的关怀,受到的精神上的折磨是常人难以承受的。

        “文革”期间，红卫兵要顾准按照事先指定的内容，写材料证明某人过去和国民党有瓜葛。他坚持原则,不做害人之事,表示从来不知道这件事。对方抬手打了他一记耳光。他将脸送过去,以示抗议。对方恼羞成怒,一连打了他十几记耳光。他挨打也不屈服,绝对不说假话,使打他的人毫无办法。造反派开他的批判会，他说他不服，对待他的就是雨点般的拳头，他被打到遍体鳞伤，差点断气。造反派揪住他，恶狠狠的问：“你到底服不服？”满脸鲜血的他，仍然昂着头大喊“我就是不服！”

         在非人的折磨中,顾准没有屈服,没有倒下,仍是顽强的坚持真理，独立思考，思想探索，创新理论，做出卓越的贡献。

         在周恩来总理干预下，顾准得以回到北京。

          回到中国科学院经济所工作,顾准每日工作超过10个小时。除完成分配给他的研究任务外，他如饥如渴地阅读当时只有中科院等极少数单位才有的各种哲学、历史、国际经济方面的期刊、资料和当代西方学术最前沿的著作。1971年8月，顾准以《十年来的苏联经济》为题写道：“他们的经济是有发展的，但是，这仍是备战经济体制的发展，而且是一种极其笨拙的、悉索敝赋的以供军备的那种发展，一句话，斯大林主义的经济体制，对他们已经积重难返，成了不治之症了。” “本因为如此，所以，他们的经济体制本质上是一种浪费和窒息的制度,用在军费与基本工业扩展上的比例很大，用于增加消费基金的数额，永远跟不上工资的增加……我想，在看得见的将来，这个看来都难受的体制还是会歪歪歪斜斜地向前走，但是会有一种力量来推翻这个令人窒息的制度。"

       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究竟应该向何处去？顾准决心探寻中国的未来，乃至全人类的未来。他抱病住在一个斗室中,每天清晨，背着一只军用书包，带着两个冷馒头，到图书馆读书，直到闭馆才回家。他用心钻研世界文化史、政治史、宗教史，对整个人类文明进行整理，然后理性分析中国的问题，并探索人类的发展。他常挑灯夜战 ,勤奋写作。在《经济文稿》中，他阐发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价值规律的作用等问题。在生命的最后两年里，他写出了《希腊城邦制度》和《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 两部著作。1974年，顾准的身体越来越差，预感自己时日无多，他忍受病痛,抡时间,在三个月里,奋力赶写出10万多字的笔记。顾准在逝世前，忍受病痛,在险恶的政治环境和低劣的物质条件下，研究中国和外国历史,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哲学，思考中国的现实，力图弄清为什么革命胜利之后,局势逐渐演变为与革命的初衷相反，得出了从欧洲大陆理性主义走向英国式经验主义，从一元论走向多元论的结论。他在全面比较中西文明的基础上，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轨迹, 指出“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矛盾永远存在，所以，没有什么终极目的，有的，只是进步。"在造神运动席卷全国的时候，他是清醒地反对个人迷信的人,是最早冲破教条主义的人。

         顾准只有不到10年的写作时间,却在经济学、哲学、法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宗教学、数学领域,都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的著作等身,有很多理论的创见,对苏联、东欧、我国当时局势的预见，很多都被后来的发展所验证。

        1974年11月，顾准被查出肺癌晚期,癌肿大如鸡卵,卡在心脏与气管之间，并已扩散，已经无法医治。他将自己的学生和朋友吴敬琏叫到病房，对他交待：“我认为中国的'神武景气'，是一定会到来的，但是什么时候到来不知道，所以，你要记住四个字：'待机守时',时机不到，你想报国也没有用，没有这种可能性，还是要继续我们的研究，把中国的问题研究清楚,那样才能对国家提出有用提出有用的意见 。"

      1974年12月3日，顾准逝世，终年59岁。1980年2月9日，顾准得以恢复名誉，彻底平反。他的思想、理论得到了肯定和尊重、

        顾准的一生,是悲惨的一生,也是光辉的一生。

        顾准是不屈的思想英雄，是为理想献身的顶天立地的硬骨头。

         令人敬佩,令人缅怀。

顾准只有不到10年的写作时间,却在经济学、哲学、法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宗教学、数学领域,都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的著作等身,有很多理论的创见,对在，所以，没有什么终极目的，有的，只是进步。"在造神运动席卷全运动席卷全国的时候，他是清醒地反对个人迷信的人,是最早冲破教条主义的人。

顾准只有不到10年的写作时间,却在经济学、哲学、法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宗教学、数学领域,都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的著作等身,有很多理论的创见,对苏联、对苏联、东欧、我国当时局势的预见，很多都被后来的发展所验证。

1974年11月，顾准被查出肺癌晚期,癌肿大如鸡卵,卡在心脏与气管之间之间，并，并已扩散，已经无法医治。他将自己的学生和朋友吴敬琏叫到病房，对他交待：“我认对他交待：“我认为中国的'神武景气'，是一定会到来的，但是什么时候到来不知道，所以，你要记住四个字：'待机守时',时机不到，你想报国也没有用，没有这种可能性，可能性，还是要继续我们的研究，把中国的问题研究清苏联、对苏联、东欧、我国当时局势的预见，很多都被后来的发展所验证。

1974年11月，顾准被查出肺癌晚期,癌肿大如鸡卵,卡在心脏与气管之间之间，并，并已扩散，已经无法医治。他将自己的学生和朋友吴敬琏叫到病房，对他交待：“我认对他交待：“我认为中国的'神武景气'，是一定会到来的，但是什么时候到来不知道，所以，你要记住四个字：'待机守时',时机不到，你想报国也没有用，没有这种可能性，可能性，还是要继续我们的研究，把中国的问题研究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