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原野     转眼间，离开故乡二三十年了。我的故乡在西安至银川高速公路经过的地方。说远并不远，都在一个省区范围内；说近也不近，坐大巴快客也就是四个多小时的行程吧。在我的记忆里，六七十年代时人爱人、人帮人的社会风气非常好；人敬人、人待人的乡土情恋和齐心协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劲头非常高涨。     1950年，我刚刚五岁，什么都不大记得，脑子里就留下一点点“跑土匪”时听到的枪声。什么“五八”、“四二”叛乱，那是后来才知道的。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合作化土地入社、牲畜归公时的情景。那时候，人们住的是破房烂窑洞，穿的是羊皮旧棉袄，吃的粗茶淡饭，走路以步代车，全村庄只有我父亲骑一辆“生茂牌”自行车。“咚——咚——”，“锵锵锵！” “咚、咚、锵咚锵咚锵！”的锣鼓声，阵阵入耳。笑逐颜开的喜气，在脸上尽情灿开，那种高兴劲绝不是装出来的。墙上的巨幅彩色画，画的是五年计划的蓝图，油灯下念的文字，是人民政府的掏心窝子话。这对刚刚脱离了旧社会磨难的劳苦大众来说，无疑像冬天里照射过来的太阳光，谁会不高兴？不高兴的那只能是地主恶霸和他们的代言人，就像电影《槐树庄》里的崔老昆一样，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恶狠狠咬牙切齿地对在外地当干部回家来的儿子崔治国说：“一帮农会里的人闯进咱家，分了咱们家的土地和粮食，带头的有有来他娘（郭大娘），有朝一日，千刀万剐！”     离我们村不远有个庄子叫狼窝子掌，那里住着一户人家，马成太爷儿仨都是光棍。分到牲口和土地，天天乐得又是跳又是唱。可能你会觉得奇怪，没有娘哪有孩呢？现代戏《血泪仇》中的女主人不就只剩下个王桂花了吗？王老五、王东才、狗娃们，几乎都成了打不死饿不坏的光棍汉。这样的人能不感谢共产党？他们能不欢迎新社会？看看现在社会上的那些“精英”们，狂犬吠日，恨不得把共产党在一个晚上赶下台去，好把他们祖上失去的东西再夺回去。他们把毛泽东领导下的新中国骂得比狗屎还臭。更有甚者，网络上都不敢提人民当家做主了，记者写文章提到阶级弟兄时，还得特意把“阶级”二字加上引号！好像谁说《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这样的话，就是大逆不道一样。他们还“正大光明”地为投毒犯张德才鸣怨叫屈，说他被政府枪决是“悲剧性的命运”，真是颠倒黑白，无耻之徒！     1955年，我父亲以复退军人的身份，在当地组织成立了农业合作社，从外地买回来一台抽水机抽水浇地，我们这些小屁孩可都大开了眼界，成天价地守着它看个没完没了，家里人喊我们回去吃饭都不想回去。歪着个小脑袋左看看右看看，瞎琢磨：这一条铁锁链，一节节铁灌灌，几个胶皮圆陀螺，怎么能把水从崖底下抽上来的呢？比之现在五六岁娃娃打电脑，我们那个时候的小脑袋简直就是一颗土豆。就这样，还叫会识字儿的“小先生”哩。所谓的“小先生”们，充其量也就是只认得个“人、手、刀、口、牛”罢了。再说玩儿吧，学校里没有篮球、乒乓球，最好的活动器具就是一副铁环，下课后大家按照事先排好的名字，一人推一圈，上课铃响了，没有轮到的只有等待下一次了。     故乡有一条清水河，平常潺潺流动的水清澈见底，没事儿干时，我们经常下河摸石头玩。那河是苦水河，几乎什么生物都没有，没鱼没虾，只有臭混混的癞蛤蟆。碰上下大雨，河水暴涨，平常宁静的小河，一下子就变得向一头狂怒的狮子，张牙舞爪，铺天盖地的咆哮而来。有一次下雷阵雨把我们几个放牛娃隔在了河对岸。幸亏家里的大人拿来椽棒绳索，把我们连人带畜解救回家，不然我们几个“落汤鸡”娃娃可能还要在外面冻上一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