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父亲一样苍老的记忆

                           末子

      爷爷和奶奶很早就死了。他们的垣冢流落在北方一片荒僻的郊野。叔叔姑姑应去祭奠了吧？觉得遥远，有距离的远，也有亲情的远。

       父亲来了。我给父亲沏茶，削苹果。闲谈中，我问父亲爷爷多大年纪去世的。父亲想了想说，七十多岁。而我恍惚记得是五十多岁。因为爷爷去世的时候，我上小学，小姑姑还没有结婚。折中一下应该在六十多岁。

       我又问爷爷是什么时候染上肺结核的。父亲想了想，他想不起是哪一年，因为去给郭英俊收尸装老传染的，郭英俊得的是肺结核。

      父亲想的很慢，说的也很慢，我发现父亲的记忆变得很不牢靠。那个和社员讨论问题嗓门大到能顶破房梁的父亲不见了；那个一头晌能在九百米长的田里锄草打来回的父亲不见了；那个一人赶着一群羊一边放一边砍树枝的父亲不见了......父亲的步履明显减慢，话语开始迟缓，他的记忆也变得苍老了。

       我还是希望他给我讲讲爷爷奶奶的故事，他们是我最亲的人，却在我的生命里如此缺席。我和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应该很少，只记住一些零星的片段。仿佛爷爷奶奶生来就那么老了，在我童年乃至青年，他们像流星一样划过我的生命，只留下浅浅的印痕。从记事起，爷爷就病了，总是躺在炕上。（北方冷，都是睡炕，可以烧柴取暖）他得了肺结核，不停地咳嗽，挨炕的柜子上放着一个罐头瓶，里面有水，总是漂着黄黄的黏痰。因为病，母亲让我们去的更少。直到他死去，我就记住他是一个瘦小枯干的老头儿，雪白的头发根根直立，像落满了北方的雪。这一点父亲和他的父亲很像。

       所以，在我仅有的记忆里，爷爷总是病恹恹的，总是躺着，似乎没干过什么活计。

       细想想，这样似乎与事实严重不符。爷爷奶奶共生养了八个孩子，四男，四女，（其中一个叫金星的男孩在一周岁夭折）父亲排行老二。这样的大家庭，奶奶是个小脚，毫无疑问，爷爷就是这个家的顶梁柱，一切吃穿用度都得他去张罗。根据父亲不太牢靠的记忆，我的老爷爷是个独生子，三屋里一棵独苗。民国时候，日子过不下去便闯关东，落脚在满洲里一带的铁路上谋生。我的老奶奶有半个俄罗斯血统，就是如今说的混血，她给我老爷爷生了一儿一女（也就是我爷爷和一个姑奶奶）。不幸的是，姑奶奶十八岁时在一场意外中死去，我的老奶奶伤心过度不久也去世了。我的老爷爷贫病交加只好领着我爷爷回了山东老家。据我三姑姑不太完整的记忆，我爷爷念过四年书，十四岁做学徒，在一个矿山上看机器。后来我的老爷爷去世了，我爷爷就在老家跟着他四叔过日子，继承了马氏家业，娶了我奶奶房氏。我奶奶算是大家闺秀，她父亲是老中医，兄弟参加过抗美援朝，家境优渥。父亲说起这些的时候，声音仿佛从很远的地方传来，带着悠悠的回音。说话间，他总是不自然的顿一下，像是这些记忆附着在很深的谷底，需要慢慢地一点点打捞上来。

       事实也的确如此。父亲喜欢乐呵，他不喜欢回忆往事。更多的时候，他喜欢在下雨天和母亲一起下棋，让母亲一军一马；或者孙女们聚齐了打麻将，虽然输赢只是扑克牌上的数字，但在点炮、自搂论输赢上总要争得面红耳赤；再或者，他也和母亲凑热闹去公园里打乒乓球，母亲嫌他打不好，然后便一甩手赌气回家。更多时候他坚持去公园里干活，七十多还能挣钱，这让他感到非常自豪。回家路上还顺手捡矿泉水瓶、纸箱子，他会认认真真地捆绑起来送到废品站，从左边到手的钱，从右边就花出去：一兜水果、几块糕点、米面油盐。

       大多时候，我们一起坐在沙发上喝茶，还是会常常说起过去的往事。五八年大跃进、三年大水涝这些是永远绕不过的话题。也许父亲的记忆确实出了问题，他始终没有告诉我，爷爷奶奶领着姑姑们到底是在哪一年去了东北，又是在哪一年在那个叫做大岗子的小山村安家落户。有一点是确定的，最初全家人投奔的是一个叫五十号的北方农场，由于人口多，劳力少，没能落下户口。后来，把十七岁的大姑姑嫁给大岗子村生产队长二十八岁的大儿子，全家人的户口才正式落在这个村子里。父亲说过，他不愿意跟着爷爷奶奶去大岗子村，为什么不愿意去，他没有陈述理由。当时只有十八岁的他，在遍地都是的草甸、河沟里一个人放羊，虽蚊蝇成群、野狼出没、狍子横行，父亲还是坚持了下来。平时还和瘸腿的老羊倌学用柳条编筐，用大镰刀割苇子。据父亲回忆，落了户，分了田，日子慢慢变得好一点。后来，父亲的腿上长了一个疖子，流脓、溃烂、不封口，怎么都治不好。没办法，我爷爷给了父亲一点盘缠，让他回山东老家治病。那时，父亲的哥哥，我大爷已在老家结婚，有了两个孩子。父亲的疖子在老家也没能治好，只好去北京投奔他大姨。大姨奶对人好，联系医院给他看病，腾出房间让父亲住，最后终于找到病根，是因为父亲长期的营养不良，身上缺少微量元素，所以伤口溃疡封不上口。后来补了许多维生素，伤口很快长好了。回到老家的父亲想和他大哥一起过日子，除了帮家里干农活，还当了村里的赤脚医生，给大伙拿药，打小针。可好景不长，我大爷感染了肺结核，病得越来越重，在北京治了二个多月，花光了我爷爷计划给父亲结婚的四百块钱，终究没有保住性命。哥哥亡故，侄子侄女跟着母亲改嫁，父亲也无法在老家生活下去，决定仍旧回东北谋生。

       这时，父亲和母亲已有婚约，他们本是同学，马家村和毛家村相距很近，互相都认识。母亲当时是十里八乡的红人，唱样板戏，扮演阿庆嫂，还是本村小学的代课教师。本来可以嫁得更好，只因母亲从小父母双亡，觉得自己孤苦伶仃命不济，寻思嫁个老实人，本本份份过农家的日子。钱被我大爷看病花光了，父亲和母亲连去东北的路费都没有，更别说结婚的酒席嫁妆。没有办法，在马家村的东湾，有我老爷爷栽下的两棵老榆树，父亲把两棵树卖了70块钱，才凑够了回东北的路费。

       接下来的讲述几乎都与北方的那片土地有关。虽然父亲总说不清具体年份，但不争的事实是，我爷爷、我奶奶、我老奶奶、我的父亲母亲，为了生存，顾不得水土不服，都把根深深地扎在了北方的那片黑土地。那片土地就像它的颜色一样，肥沃、宽广、辽远、厚重，知恩情，懂图报，毫不吝啬地养育了这样一群人、一大群人。他们有的来自河北、山东，有的来自吉林。和村子里的坐地户相比，这些尝遍人间疾苦的人们，只要有衣穿、有饭吃，有地种，已经高兴得做梦都能笑醒。他们把更多的精力、体力，投掷到那片土地上，就像漫漫路途上的掘金者。

       因为什么父亲母亲从爷爷家搬出去单过，父亲从未说起，更像是不愿提及。 总之他们带着一口缸，一只锅，一套被窝卷儿搬了出去。临时借了两间人家不住的房子开始顶门立户过日子。从母亲不经意透露的信息，或不满的语气里，矛盾一定是有的，至于对错很难做出公允的判断。据母亲说，刚来到这个家里，她就参加了生产队的劳动，挣一个人的工分。年底母亲提出想要一个头巾和一双棉鞋。头巾没给买，棉鞋买的是北方那种绿色的胶鞋，母亲便不高兴了。 但是四个姑姑只出嫁了一个，小姑姑只比哥哥大五岁，在这样的大家庭一个锅轮马勺过日子，各种闲杂事务、鸡飞狗跳肯定层出不穷，矛盾隔阂也日渐增多，所以母亲决定搬出去单过。这个决定间接造成了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我和爷爷奶奶的疏离逐年加深，他们就像我思维底层的一条影子，始终在着，却变得模糊不清。可能因为他们自己孩子多的缘故吧，没记得他们特别疼爱过我。倒是跟随他们一起生活的老奶奶特别疼人（应是父亲的四婶子，从小把他抱大），每次我和哥哥去，她都赶紧把掖在被头的东西塞给我们，几只红黄的柿子、几颗枣。由于放得太久，柿子都要霉烂了。

       爷爷和奶奶就那样死了。死在异地他乡。垣冢流落在一片荒僻的郊野。他们的故事还没有在我的生命里扎根，就草草结束了。只有爷爷那根根直立的白发，常常漂浮在我的记忆里，像落满了北方的雪。这一点父亲和他的父亲很像。（3070字）

 作者简介：

       末子，本名弭晓昕，作品散见于《散文选刊》《海外文摘》《草原》《西部散文选刊》《散文百家》《河北作家》《北京精短文学》《河北日报》等多家报刊，部分作品获奖。出版散文集《归去来兮》，编写剧本《国家命脉》，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河北省散文学会会员，《河北小小说》签约作家，荣获首届乌力波小说奖，现就职于沧州高新区税务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