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偶遇一个朋友，再见他时，已无往日的满面春光、意气风发，而是一下子苍老了许多，原来满头乌亮的“三七开”，似乎骤然之间变成现在的“不分三七”和满头银发，头发长而且有点儿乱，一看就是有一段时间没有修剪了。杂乱的胡须爬上了脸颊，还间杂着一些白髯，肯定段时间没有剃了。于是，半开玩笑地说他更有气质，更像一个长者、一个老者。看他难受地、痛苦地应着，情绪低落，言语不多，只顾喝酒，不说话。终于憋不住了，他全场就说了一句话：“要不是想着儿子正在读高三，我昨天就跳楼了。”

原来是，这个朋友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参与了一个诈骗案，自己既是嫌疑人又是受害人，人到中年弄得亲不亲、朋不朋，身背巨额债务，还要面临牢狱之灾。他痛苦欲绝，欲哭无泪，生不如死，欲死不能。

这不仅使我想起：少年时学《报任安书》，读《史记》时，不知其中味。只是听老师讲：司马迁因罪被阉后，发愤写出了历史巨著《史记》。当时的我，年少不更事而轻狂道：宁可站着死，不愿跪下活；既被阉，何还生？

现在知道了：人，死并不难，活着才是需要勇气的。

 ①

好死不如赖活着

可以说，公元前145年，司马迁出生于虽非豪门，也毕竟是书生门弟之家，上溯至五帝之一的颛顼帝，一直到当朝的汉武帝，曾祖司马无泽、祖父司马喜、父亲司马谈等等，一直都是为国家执掌历史学问的史官和天文官，10岁就可以诵读《左传》《国语》《尚书》等国学经典，20岁开始游历大汉王朝的名山、大川，搜集历史故事，探察历史古迹，考究孔子遗风，例行乡射之礼。而后，出仕为郎中，奉命出使西征巴蜀以南、邛、笮、昆明等地。此时的司马迁可谓是意气风发，前途无量。

也就是在这一年，一直在汉武帝身边，执掌天文史官的司马谈，却因自己的身体原因，未能跟随皇帝参加在泰山举行的封禅大礼，父亲为此伤心无比、沮丧透顶，弥留之际拉着司马迁的手哭着说：我的身体不行了，难道咱们家道要从我这里中断吗？我作为太史公，最遗憾的就是没有写一部史记，整理评述历朝历代的丰功伟绩，你可要把它做好啊！司马迁流着泪承诺：“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意思是说：儿虽不才，但我会尽力做好。

看似没有华丽的豪言壮语，却是司马迁对父亲遗志的最庄严承诺。

之后3年，司马迁任太史令，开始整理书籍文献档案等，任太史令5年，与他人一道主持改用“太初历”，即把一年的开始从秦朝以前的十月，改定在一月，也就是现在的春节。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没想到，46岁的司马迁仍然是愣头青一个，仍然不谙官道，仍然不懂潜规则，面对官民一边倒地认为汉将军李陵有屈辱投敌，罪该万死的时候，唯有司马迁敢于站起来说：微臣有话讲。司马迁认为以李陵的品格，不会真投降的，或许是计谋或许是反间，皇帝应该益善待这样的“国士”。

当然，皇帝已经定调的事，岂容这样辨驳，“上以迁诬罔，欲沮贰师，为陵游说，下迁腐刑。”

你想想：一个人，正在举起右手，发誓要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为目标矢志不渝，宁死不屈的时候，正在摇旗呐喊向前冲！向前冲的时候，正在、血脉贲张沸，当头一棍，冷水一盆，被打得要死，而且是比死更痛苦宫刑，是对一个男人的极端打击和污辱。可以想象，当时的司马迁是何等的伤心、何等的沮丧、何等的不愤！

但是为了完成父亲的遗志和自己的夙愿，司马迁选择了屈辱地活下来。从此，司马迁判若两人，上朝毕恭毕敬，下朝闭门写书，再不多说一句话。

苟且，梦想还能延续；偷生，家人就有依靠；不死，却不是为自己。

 ②

愤懑而作书

至于家世，司马迁还是很引以为自豪的。开篇第一句就说：“昔在颛顼……”，一直到父亲司马谈世世代代掌管天文地理，特别说“司马氏世典周史。”

然而，如果说秦汉时期的历史或者家谱是靠谱的，那么就说从颛顼、夏商周一直到秦汉，司马家族一下就是这样的，那可能就有些牵强附会啦。这些说法最多也就是人们世代口口相传或者民间故事而已，而司马迁作为史官就把它记录在严谨的“正史”之中，可见其本人对此是看重的，也引以为自豪的。

另一点儿是，司马迁借父亲司马谈之口，记录对“六艺”的看法和评论。而这，或许是出于对司马父辈们的敬重和感激，也或许是出于避免再惹祸，再次引火烧身。反正父亲也不在了，是他说的，不是我说的，我只是转述而已，是对是错已无从究责则。

司马迁讲，父亲跟着唐都学习天文，跟着杨何学习易经，跟着黄子学习道家理论。父亲在建元至封年间做官，忧虑学者们不能通晓各学派的要义，所以对“六家”的要旨如此评说：阴阳家“使人拘而多畏”。儒家“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墨家“俭而难遵”。法家“严而少恩”。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道家“圣人不朽，时变是守”。

借父亲之口，表达自己的担忧，忧虑后人对“六艺”不能有正确的理解，所以把自己的学习心得留下来，供后人学习之用。暂且不去争论到底是父亲司马谈的思想，还是司马迁的读书心得，在那样的一个年代，在司马迁身受宫刑之后，还能静下心来，心平气和地、不偏不倚、不恼不怒地得出这样相对公正、客观的评论，用现代的话来说，具有一定的唯物主义辩证思想和矛盾发展理论，就足见司马迁自幼饱读史书，博览群书的功夫之深。

 ③

以其言明其志

借用先人的话说：周公死后五百年而有孔子，孔子死后又有五百年了，有谁能承接呢？

当然，言外之意就是自己了，似乎是非司马迁莫属啦。非己不能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唯斯是才，不能承其志。

于是，又借用与好朋友，也是当时的上大夫壶遂的对话，看似隐忍，实为表明为什要写“史记”的真实想法。

在回答壶遂提问：“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时，司马迁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余听董生曰…”。

然后就说，孔子知道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纳，政治主张无法实行，就褒贬二百四十二年的是非，以警后人。并且极力赞扬和推崇《春秋》，所谓“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从中可以看出，司马迁对《春秋》的推崇，实际就是对《史记》的欣赏和赞扬。或者就是其“隐忍以功名，为一生之心志”的动力源泉之一。

接下来，壶遂又问：“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夫子所论，欲以何明？”也就是说，孔子所处的时代周道衰废，诸侯害之，大夫妒之，厄于陈、蔡而写《春秋》，而你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你又是怎么想的呢？”

司马迁马上、立即，紧紧张张、战战兢兢地解释说：“唯唯，否否，不然。”也就是说，是这样，是这样，不，不，不是这样的。这里形象、生动地表现了司马迁当时的心境，既想承认了，又害怕惹是非，于是马上否认；既是司马迁高明的表达手法、精湛的艺术手段和文字功夫深厚的体现，也是其身受李陵之祸后的小心、怕再惹事的小心谨慎。

终于，在前为没有多少交情的将军李陵仗义执言，现在却不能为曾有生死之交的任安讲情时，在回答《报任安书》中，再也隐晦不住自己的真实心志，直抒胸臆地写尽了自己的苦衷和无奈，写尽了自己的不幸和屈辱，写尽了自己的激愤和悲壮，可谓句句吐血，字字带血。

正象金圣叹在评《屈原贾生列传》中所言，“借他二人生平，作我一片眼泪。”

 ④

不幸中的小确幸

司马迁的一生，也不全是倒霉事，或者说他的一生不只是李陵之祸、《报任安书》和《史记》，虽谈不上有诗和远方，但也还是有一些趣事和乐事的。而这，或许也是司马迁屈辱而活，艰苦著书的一个缘由之一吧。

据说，司马迁的妻子柳倩娘是西汉名将李广的外孙女，在其父亲柳振庭的影响下，5岁随父学画，10岁时在乡里就被夸为小画家，15岁通读《六经》，翻读《庄子》、《离骚》。就在这一年，在走亲戚看望外祖父李广时与司马迁结下姻缘。

二位均为书香门弟，一位饱读诗书，执掌经天纬地之责，一位貌若天仙，知书达礼忠义致至；俩人夫妻和睦，相敬如宾，丈夫读史研史，考察调研，妻子助夫整理史料，陪夫到处游历，搜集史料，还操持家中一切事务。用现在的话讲，在那个时间，也是一对中国好夫妻。

然而，正在夫妻俩高唱“夫妻双双把家还”的时候，却遭遇李陵之祸，身受腐刑之罪。其实，在受刑的时候，他们已经有孩子。但毕竟是文人，有自己的尊严。每一次夫妻俩同床共枕的时候，司马迁都会百感交集，悲愤难当。正如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所说：“诟莫大于宫刑。”

在丈夫遭受重大变故和身受宫刑后，柳倩娘不离不弃，无怨无悔地鼓励司马迁完成父亲遗志。从司马迁20岁那年开始，柳倩娘坚持每年给丈夫画一张年谱像，从司马迁倜傥少年，一直到黑须垂洒，共画了35张。

传说司马迁再次入狱后（也有说其遁于空门），柳倩娘为保藏《太史公书》，忍痛别夫，改名换姓，返回司马迁的故乡韩城，遁入空门，并通其女婿李敞、外孙杨恽，终将司马迁的血泪之作，大白于天下，流芳于百世。

这，也算是司马迁一生之中，大不幸之小幸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