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中，“良知”是由“良”和“知”构成的一个偏正词，以“良”修饰“知”。“良”的基本义是“善”“好”。《说文解字》：“良，善也。”《桃花源记》：“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知”的基本义是“认识”“晓得”“明了”。《玉篇》：“知，识也。”引申为“知识”“知觉”。《庄子·养生主》：“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荀子·王制》：“草木有生而无知。”“知”有名词、动词之分，相应地，“良”有作定语、作状语之别。“知”若作名词，“良知”就指“好的、善的认识、知识”。“知”若作动词，“良知”就指“良好地、善良地认识、了解”。

         中国东周时期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的孟子，将“良知”升华、定义为上天赋予的，人类不学而得、而能、而知的，判断是非与善恶的意识、观念、智慧、能力。他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良能也；所不虑不知者，良知也。”（《孟子·尽心上》）

       到了明代，有“真三不朽”之誉的大儒王阳明， 提出了心学的核心理念：“致良知”。王阳明对“良知”的阐发主要有三——

        一是“良知”即“天理”。王阳明说：“若鄙人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王阳明全集·知行录》）“天理”的一般解释是：“天理”即“天道”，大体上与后世人讲  的“自然法则”同。

         二是“良知”是“造化的精灵”。王阳明说：“良知是造化的精灵。这些精灵，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从此出，真是与物无对。”（《王阳明全集·知行录》）

        以上两条，可以从探讨宇宙本原、世象总根的本体论视角来分析。对此问题，笔者在提出“龙道信仰”时，提出了“宇宙力”概念，认为：宇宙力是宇宙所有能量的综合，是世界本原、世象总根、究极存在、最高的形而上；宇宙力自本自根，化演万物；宇宙力自主自行，不以人的意志、意识为转移；人类可以不断地感悟、认知宇宙力，一定范围、一定程度地利用宇宙力，却永远不能掌控宇宙力。宇宙力具有本原性、究极性、超越性、自主性和永恒性。

       笔者的“宇宙力”说，与王阳明的“良知”即“天理”说，和“良知”是“造化的精灵”说，有同有异。同的是都探讨到了宇宙本原、世象总根；异的是王阳明的将作为“天理”和“造化的精灵”的“良知”，追溯到了“吾心”，也即，王阳明认为，宇宙本原、世象总根，完全在人的意识；而笔者认为宇宙本原、世象总根，总体上在人的意识之外，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为人的意识所左右；尽管与人的意识相关，是人意识到，并用文字予以揭示的。可以这样说，笔者讲的“宇宙力”，与中国先哲老子讲的“道”，具有同一性；而王阳明讲的作为宇宙本原、世象总根的“吾心之良知”，倒让人想到了英国哲学家乔治·贝克莱主教讲的“存在就是被感知”。

        三是“良知”就是孟子讲的“人皆有之”的“是非之心”。王阳明说：“良知者，孟子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是故谓之良知。”（《王阳明全集·悟真录》）“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王阳明全集·知行录》）此说与人的日常生活联系密切，值得特别重视。

         孟子讲的“人皆有之”的“是非之心”，来自一段颇有名的话：“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公孙丑上》)“端”在此处为“起始”“开头”义，即“萌也，始也，首也”（《康熙字典》引《篇海》）。

       显然，在孟子眼中，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是人之为人的、生来就具有的“四端”。而王阳明，则是把“四端”中的“是非之心”择出来，谓之“良知”。王阳明亦认为，这样的“良知”与生俱有，所谓“良知即是天植灵根，自生生不息”（《王阳明全集·知行录》）“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体，自然灵昭明觉者也”（《王阳明全集·悟真录》）；而且，“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王阳明全集·知行录》）。

       汉语词汇中的“是非”，指的是事理的对与错，也即：对了，就是“是”，错了就是“非”。按孟子和王阳明的说法，人与生俱来地就具有了“是非之心”，即判断对与错的“良知”。

        那么，问题来了：人为何与生俱来地就具有了判断是与非、对与错的“良知”呢？这个问题，孟子、王阳明好像没有说明，后世的诸多学者，似乎也都没有涉及。

      现在，笔者试着从分析人的“利己性”与“依他性”之关系，来探讨这一问题。

       笔者观察到，人从受孕成为胎儿的那一刻起，就不能独自成长，必须由他人提供营养。生下来后，若没有他人提供吃喝，婴儿的生命就会终结。这就决定了人必须与他人发生关系、必须依靠他人才能生存。这种依靠他人才能生存的本能，笔者谓之“依他性”。同时，婴儿都是把吃的喝的，本能地吃喝到自己肚子里去了。这种为己的、自私的本能，笔者谓之“利己性”。

        如果整体上把对人类的生存、延续有益、有利的行为，判断为“是”“对”“善”，把对人类的生存、延续无益、不利的行为，判断为“非”“错”“恶”的话，可以发现：对人而言，源自本能的“依他性”和“利己性”，都是必需的、不可或缺的。也即，人要生存、延续，就必须：第一，既要“依他”，又要“利己”，不可能只“依他”不“利己”，或只“利己”不“依他”。第二，通过“依他”来“利己”。第三，只有“依他”才能“利己”，故“依他”就意味着，或者说必然会衍生、发展出“尊他”“爱他”“利他”“和他”，以及“家庭”“族群”“集体”“社会”等等。也就是说，“依他”，是“尊他”“爱他”“利他”“和他”，以及“家庭”“族群”“集体”“社会”等等的基础、出发点；人的以“尊他”“爱他”“利他”“和他”等为基本内容的，以“家庭”“族群”“集体”“社会”等等为载体的种种道德原则、礼仪规范，都是以人的“依他性”为根源。

        显然，“依他”与“利己”形成了本能共生、相互依存的关系。兼顾“依他”与“利己”，将两者关系处理、调整到适度的状况，就整体上对人的生存、延续有益、有利，就可判断其为“是”“对”“善”；未兼顾“依他”与“利己”，将两者关系处理、调整不到适度的状况，就整体上对人的生存、延续无益、不利，就可以判断其为“非”“错”“恶”。

         那么，所谓“良知”，就是人对自己本能具备的“依他性”和“利己性”的适度把握。或可言：人对自己本能具备的“依他性”和“利己性”把握适度，就是“良知”，就是“是”，就是“善”；人对自己本能具备的“依他性”和“利己性”把握失度，就是非“良知”，就是“非”，就是“恶”。用通俗的语言来说，良知就是“依他”“利己”刚刚好。而人主动地对自己本能具备的“依他性”和“利己性”在感悟、认识的基础上，作适度把握的行为、过程，就是“致良知”。

 这里至少出现四个问题——

         第一，人是否天然地具有把握自己本能具备的“依他性”和“利己性”的能力？回答是肯定的。王阳明之所以能提出并倡导“致良知”，就是感悟、认识到了，是人，就具备这样的能力。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自然界中的生物都具备这样的能力，若没有这样的能力，生物就无法生存，也就是说，生物之外的非生物不具备这样的能力。人因其擅思维、有智慧而成为生物中的强者，其把握自己本能具备的“依他性”和“利己性”的能力也最强。当然，人是有差别的，人天然地具有把握自己本能具备的“依他性”和“利己性”的能力，不等于人能运用、施展这样的能力。王阳明指出了这一点，他说：“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但惟圣人能致其良知，而愚夫愚妇不能致，此圣愚之所由分也。”“常人多为物欲牵蔽，不能循得良知。”（《王阳明全集·知行录》）

       第二，“依他”与“利己”之关系达到适度的标准是什么呢？最基本的标准，是满足人生存、延续的基本需要。要满足这个基本需要，就既要“依他”，又要“利己”；而不是只“依他”，不“利己”，或只“利己”，不“依他”。当然，适度的标准是一个变量，时空不同，标准不同。也即，“依他”与“利己”达到适度的标准，会受到时代、人群、种族、文化背景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总之，就是笔者讲的“‘依他’‘利己’刚刚好”。对这样的“刚刚好”，王阳明显然注意到了，但没有直截了当地讲出来：当有人问“良知原是中和的，如何却有过不及”时，王阳明说：“知得过不及处，就是中和。”（《王阳明全集·知行录》）

        第三，如何将“依他”与“利己”之关系把握，即处理、调整到适度呢？这个问题只能笼统地、整体上地回答，即笔者提出龙道信仰时讲的：兼顾各种相关因素，尽力在“尊天尊人尊己、爱天爱人爱己、利天利人利己、和天和人和己”之间，找到最大的通约数、贯穿线、平衡点、合适域。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把“依他”与“利己”的关系把握到适度的关键，是对“利己”的处置。“利己”是人的本能，人不可能不“利己”，人若一丝一毫不“利己”，人就活不下去，就会失去生命。

         “利己”与“人欲”，即人的欲望相关。人要生存、延续，本能地会产生以饮食欲为主要成分的物欲和男女相合的性欲，所谓“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作为人生存、延续基本需要的物欲、性欲，具有“可满足”和“不可满足”两面性。“可满足”是说“物”至营养够、“性”至有对象即可；“不可满足”是说“物”至营养够、“性”至有对象之后，还要求更多、更好、更美，所谓“欲壑难填”。在这个问题上，孔子老先生说过“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的话。这个“矩”，可理解为底线伦理、道德规范，以及法律约束。然而，事实是，人间超越底线伦理、道德规范，乃至法律约束的“纵欲”行为，并不少见。于是，王阳明强调：“性无不善，故知无不良，良知即是未发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动之本体，人人之所同具者也。但不能不昏蔽于物欲，故须学以去其昏蔽。”“常人不能无私意障碍，所以须用致知格物之功胜私复理。”（《王阳明全集·知行录》）

        第四，将“依他”与“利己”之关系把握，即处理、调整到适度有何意义？王阳明说：“致良知是学问大头脑，是圣人教人第一义。”他认为，“能致良知，则心得其宜矣”。它能使人成为“酬酢万变，当行则行，当止则止，当生则生，当死则死”（《王阳明全集·知行录》）“通天地，互古今，彻昼夜，一死生”（《王阳明全集·静心录》）的“君子”。“良知在我，操得其要，譬犹舟之得舵，虽惊风巨浪颠沛不无，尚犹得免于倾覆者也”（《王阳明全集·静心录》）。“世之君子，惟务致其良知，则自能公是非，同好恶，视人犹己，视国犹家，而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求天下无治，不可得矣。”（《王阳明全集·知行录》）“但致良知，可造圣域。”（《王阳明全集·静心录》）显然，在王阳明看来，“致良知”就是彰天理，就是行大道，就是《大学》里讲的“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就能战胜灾难，吉祥随身，成君子、成贤良，甚至“内圣外王”“平天下”“造圣域”，成圣人。他说：“心之良知是谓圣。此良知而已。自然而致之者，圣人也；勉然而致之者，贤人也；自蔽自昧而不肯致之者，愚不肖者也。愚不肖者，虽其蔽昧之极，良知又未尝不存也。苟能致之，即与圣人无异矣。此良知所以为圣愚之同具，而人皆可以为尧舜者，以此也。”（《王阳明全集·悟真录》）

        有了上述分析，笔者对王阳明的“四句教”，即“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王阳明全集·知行录》），就有了下述理解——

        “无善无恶心之体”，可理解为人本能具备的“依他性”和“利己性”。这两“性”，因是人天然的、本能所具备的，故可谓“无善无恶”。

        “有善有恶意之动”，可理解为人开始对“依他性”和“利己性”有了感悟、认识，开始把握，即处理、调整“依他”与“利己”的关系，即“动”了“意”，于是，就“有善有恶”了。这里的“善”，就指把“依他”与“利己”的关系把握，即处理、调整到适度；这里的“恶”，就是把“依他”与“利己”的关系把握，即处理、调整得不适度；尤其是出现了放纵“人欲”，过分“利己”，按王阳明的话说，“着了私累”（《王阳明全集·知行录》）的情况。

          “知善知恶是良知”，可理解为，人认识到了人类要生存、延续，无论是自我，还是家庭、族群、集体、国家、社会，都要把“依他”与“利己”的关系把握，即处理、调整到适当的程度；认识到了“依他”与“利己”，适度就是“善”，失度就是“恶”；尤其是过分“利己”，就是“恶”，甚至是大“恶”。

         “为善去恶是格物”，可理解为“格物”即生活实践的过程，就是将“依他”与“利己”的关系，由失度，处理、调整到适度的过程，也即“知行合一”的“致良知”的过程。

       行文至此，向先圣学习，笔者也想出四句话，算是对上述析理一个总结，曰：“依他利己人本性，适度与否善恶生；良知就是刚刚好，尊爱利和龙道行。”

（2021年2月18日成稿于加拿大枫华阁）

庞进  著名龙凤文化研究专家、作家、龙凤国际联合会主席、中华龙文化协会名誉主席、中华龙凤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西安中华龙凤文化研究院院长、西安日报社高级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作协理事，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中华龙凤文化网（www.loongfeng.org）主编，加拿大西安大略出版社副总编辑。1979年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化研究，至今已发表各类作品逾千万字，出版《创造论》《中国龙文化》《中国凤文化》《中国祥瑞》《灵树婆娑》《龙情凤韵》等著作三十多种，获首届中国冰心散文奖、首届陕西民间文艺山花奖、全球华文母爱主题散文大赛奖、西安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奖项八十多次。有“龙文化当代十杰（首席）”之誉。微信号： pang_j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