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已经出版的毛泽东著作中寻找“实事求是”一词，最早见于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指出：“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只有远见卓识，才能不失前进的方向。”

毛泽东能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实事求是”，与此前积累和成长过程中形成的4个方面的基础密切相关。

为民基础：“吃饭问题最大”表达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的初心

“为人民服务”和“实事求是”，是毛泽东留在中国人民心中相互联系又指向不同的两大根本观念，是毛泽东思想的两个主要的基础性成分。

“为人民服务”是讲一切工作的目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在毛泽东所有号召和所有题词中，排在第一位的最有影响力的让中国人民刻骨铭心的是“为人民服务”。

“实事求是”是讲一切工作的思想方法、一切工作所应遵循的思想路线。在毛泽东所有号召和所有题词中，仅次于“为人民服务”的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人所共知的是“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是由“为人民服务”的根本目的、根本立场决定的，又是实现“为人民服务”的根本要求和根本途径。

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写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从根本上看是阐明为人民服务和实事求是的关系。

有了对关心群众生活与注意工作方法之间关系的深刻认识，具有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的坚定立场，这是后来毛泽东能提出“实事求是”的为民基础。

实践基础：“向实际情况作调查”“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实践中逐步认识到，中国是农民国家，农民占全国人口的80%；农村是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城市是敌人力量集中的地方；中国革命必须发动农民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只能从这样的中国实际出发才能搞成功。

1930年5月，毛泽东写的《反对本本主义》，就是号召大家调查研究，把中国的实际情况搞清楚。他指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毛泽东从井冈山到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为形成“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实践基础。

理论基础：逐渐积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理论素养

毛泽东领导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时，曾被一些吃过洋面包、到过苏联的人讥笑“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在开辟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打漳州时，毛泽东得到一批马列著作。后来他被排挤出红军的领导岗位，却利用赋闲扎扎实实地读了两年书。毛泽东说：“后来写成的《矛盾论》《实践论》，就是在这两年读马列著作中形成的。”

毛泽东经过长征到陕北，在研读马列著作的基础上，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通过《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论述了党的政治路线；通过《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述了党的军事路线；通过《矛盾论》《实践论》，论述了党的思想路线。这些为不久之后确立以“实事求是”为名称的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

文化基础：不要看轻“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

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出“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是讲像孔子那样“每事问”，调查研究，搞清情况，才能从实际出发。他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用孟子的“春秋无义战”，来说明“于今帝国主义则更加无义战，只有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阶级有义战”，阐明了中华民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战争的正义性。

毛泽东的《实践论》有个副标题：“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这个知和行的关系，是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中国思想家们一直讨论的问题。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矛盾论》中两次引用孙武“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话，并强调“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

这些能用中国字、中国话表达出马克思主义内容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普通党员和普通老百姓都能理解的中国文化基础。

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思想路线，用中国历史上已有的实事求是的名词表达出来，它就有了鲜活的、为中国普通党员和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这个意义绝不能低估。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要重视开展对“实事求是”中华传统文化渊源的研究。

(本文刊发于《党的生活》2021年第3期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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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星星/李超 审核/黄万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