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清谈之风从何刮起

文/朱双顶

        魏晋时期，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政治上混乱、社会上痛苦，而人们精神上却追求率性、珍惜自我、张扬个性自由；皇帝登基独揽朝政，却又邀请臣子并坐清谈；士族掌权主政，却又以过问政事为耻。于是就有了刘伶纵酒、嵇康锻铁、阮籍狂啸等“魏晋风度”的形象演绎，就有了清谈之风的盛行。他们细心琢磨语言的技巧，追求巧思妙谈，引经据典，借古讽今，使清谈之风越刮越烈。那么这股清谈之风从何刮起的呢？

        东汉末年，宦官外戚轮流把持朝政，到了桓帝、灵帝时，宦官专权达到了顶峰，官吏的任免权完全控制在他们手中，正直的官僚士大夫在朝中不断遭受排挤和打击，而作为官吏的后备军的太学生们更是感到仕途无望。于是这些人就联合起来抗争，形成反对宦官集团的社会政治力量，他们抨击时弊，品评人物，被称为“清议”。这些有识之士结成党锢，力图通过清议，反对宦官专权，挽救危机四伏的东汉统治。后虽遭受了两次党锢惨祸，反对宦官的官僚士大夫和太学生们受到惩罚，本人以及亲属、门生等或被逮捕杀害，或被流放，或者禁锢终身不得做官。再加上外戚与宦官两大集团的长期争斗、轮流把持朝政，使朝政十分混乱，从而大大消弱了对社会的控制力。官僚士大夫和太学生们没了官路却有了言路，并想以清议影响舆论，清议之风由此盛行开来。或许这应是魏晋时期清谈之风的社会源头。

        东汉后期，士大夫中出现了一些世家大家，他们累世公卿，专攻一经，门生、故吏遍天下，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士族阶层，在察举、征辟中均得到优先地位。到了魏文帝曹丕建立九品中正制时，由于中正官把持在士族手中而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士族子弟经过中正品第入仕，形成世代相传的贵冑，而寒门庶族几乎失去了入仕的机会。到了晋朝，更是发展成了长期稳定的门阀政治制度，出现了士族与皇权共治的“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这些更成为魏晋时期清谈之风盛行的社会土壤。而上层社会的上行下效，使清谈之风越刮越盛，达到了人人趋之若鹜的痴迷程度。这可以从《世说新语》中得到佐证。

        据该书《文学》篇记载，桓温召集很多名士在一起讲解《周易》，每天讲解一卦，简文帝司马昱想要听讲解，去了一次就回来了，说：“玄理本应当有困难与容易之分，怎么能以一卦为限呢？”从中可以看出：连至高无上的皇帝都去听玄学之讲，而且还不满意以“一卦为限”，可见其对玄学的喜好程度，也是一名清谈高手；权重位高已身为宰相的桓温，本依靠战功步入仕途生涯，对于清谈玄理并不见长，却也乐于开设讲坛，且“每天一讲”，可见当时追逐清谈的潮流有多盛行，连桓温这样的人也不甘落后。

        《文学》篇还记载，担任秘书监的孙安国，到担任中军将军的殷浩那里一起清谈，俩人你来我往辩驳，从白天一直谈到傍晚，饭是冷了热，热了冷，竟然连饭也顾不得吃。一个说：“你不要以为自己是匹嘴巴硬的马，我照样可以将你的马鼻刺穿。”一个回说：“难道你没有见过挣脱绳环的牛？人们通常是要刺穿它的面颊的。”俩人是谁也不服谁。由此可见当时清谈之一斑。

        更有甚者，这种清谈之风连僧人也积极参与进来，影响到孩子身上。还是该书《文学》篇记载，著名僧人林道人，就是清谈的高手和积极倡行者，有一次，他去拜见太傅谢安时，竟然与谢安的侄儿谢朗进行了辩难，而且很快就激烈起来。当时谢朗还很年幼，生病刚好，还不能过分劳累。他的母亲王夫人在隔壁听到他们不断辩论，就派人去叫儿子回来，却被谢安留住。不得已，王夫人只好破例亲自出来，说：“我年轻时就遭不幸守寡，一生的期望全都寄托在这个孩子身上了。”这样才将儿子抱回。可见当时清谈的风气有多盛。

        魏晋时期，在士族阶层形成了一种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产生了玄学，以老庄思想为基调，后又吸取了佛学中的成份，形成了一种思辨的哲学，对宇宙、人生和人的思维都进行了纯哲学的思考，对经典提供了一种新的注释方法，引发了崇有与贵无、名教与自然、言意之辨、形神之辨、名理之辨等，助长了清谈风气的盛行。其中最为代表的是“崇有论”与“贵无论”之争。

          以经学家王弼、太尉王夷甫为代表的一派，主张“贵无论”，从《老子》“以无为本”与“以有为末”中提炼出“贵无论”，认为“无”是世界的本源，世界上所有的事物只是暂时的存在，也就是所谓的“有”。当时，在他们的大力倡导下，“贵无论”得以大行其道，社会上出现了崇尚老庄的风气。在这种思潮影响下，东晋的执政者倡导无为而治。很多名人纷纷反对自汉武帝以来倡导的儒家礼教，表现出桀骜不驯、不谙世俗的处世态度。这种风气发展到后来，竟演变成颓废狂放、不问实务的玄学。

        以曾任尚书左仆射裴頠为代表的一派，主张“崇有论”，是针对“贵无论”而提出，以恢复儒家礼教，认为“无”是不能生“有”的，如果只存在“无”，是不能产生“有”的；只有“有”才能生“有”，如果没有这个“有”，万物就没有办法依存。这样一来，就从根本上反驳了“贵无论”。崇尚于“无”，只能陷于空谈的境地，对于国家和民生是没有任何作用的。非但如此，空谈还会导至人们想入非非，不务正业，无所追求，最终酿成社会风气日下、政局混乱的局面。所以，恢复儒家名教，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必须坚决反对“贵无论”。

        对两派之争，《世说新语》中也给予了记载。说裴頠写作《崇有论》完成后，不断有人诘难他，然而，没有一个人能驳倒他。只有王夷甫来了，辩难的时候，他才能稍微有点挫折。后来，时人便用王夷甫的观点与他辩难，结果他的义理再次得到了阐发。可见，两派在争论中，还是“崇有论”占上风。

        然而，两派之争，最终由于得到王夷甫的支持，“贵无论”还是得到更多的支持。于是便有了本文开头提到的魏晋时期奇特现象的出现，这是魏晋时期文人名士崇尚老子、庄子逍遥放荡之风所酿成。曾任晋孝武帝时荆州刺史的殷仲堪就说过：“我三天不读《道德经》，就会感觉舌根僵硬，一点儿也不灵活。”可见当时对老子的崇拜程度。东晋最后走向灭亡，恐怕与此也有很大的关联。

        今天，写罢此文，也只是粗略地点了魏晋时期清谈之风的形成之因，且是一己之浅见。只是想说，应当记住空谈误国之教训，以史为鉴而实干兴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