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是我敬重的作家。

        敬重他,不仅是因为他是文坛巨星，在文学上有巨大成就。

       敬重他,是因为他是非分明,敢讲真话。

      中国作家协会杭州创作之家的院子里，竖立着两块石碑，一块石碑上刻着:讲真话,把心交给读者——巴金 

        巴金呼吁讲真话。他说:现在,我的座右铭是:

               尽可能多说真话;

               尽可能少做违心的事。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了《讲真话的书》。这部书收集了巴金1977年到1994年的所有著作，共八十多万字,包括《随想录》五卷。说真话是贯穿于《讲真话的书》的灵魂。书中以说真话为题的篇章有《说真话》、《再论说真话》、《三论讲真话》、《说真话之四》、《未来（说真话之五）》、《写真话》。这些,都是巴金的肺腑之言。

        经过“文革”,巴金大彻大悟,认识到不讲真话,讲假话,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坚持讲真话,再也不说违心的话。

         有人劝他下笔时小心谨慎，头伸得长些，耳朵放的尖些，多听听行情，多看看风向，说这样可以少惹些是非，平平安安的活到八十、九十 。他的回应是,这是为聪明人安排的路。我这个无才、无能的人能走吗？只要一息尚存,我还有感受,还有是非观念,就要讲话。为了证明人还活着,我也要讲话。讲什么?还是讲真话。

        敬重他，是因为他勇于解剖自己，敢作自我批评。

        巴金认为分是非,辩真假,都必须先从自己做起,不能把责任完全推给别人。他呼吁,从解剖自己、批判自己做起,因此写作《随想录》。《随想录》充满了严格的自我解剖精神，毫无保留地深刻剖析自己的灵魂,严厉地解剖自己在几十年的政治运动中的表现。 

        他敢于否定自己 ,无情地拷问自己，责问自己，揭开自己身上最痛苦的伤疤。他虔诚而痛苦地忏悔 ,责备自己奉命写了批评 《不夜城》的文章《评 <不夜城>》,伤害了柯灵;在中国作协扩大会议上,联合发言,批判丁玲、冯雪峰、艾青。他检讨自己,在一九五七年 ,写了一些反“右”文章。他为翻译家满涛被当反革命分子看待受批判时,为了保全自己,不敢说一句公道话,而责备自己。他检讨自己 ,一九五八年大刮浮夸风时,相信各种“豪言壮语”,跟着别人说谎吹牛 。他检讨自己 ,在“文革”十年中讲假话,是自己的羞耻,即使是在说谎成为风气的时候,自己也有错误,……。

         敬重他,是因为他是重情义的人,对妻子和朋友都爱得真挚、深沉,是中国新文学不朽的园丁。

        巴金同肖珊谈了8年的恋爱才结婚。萧珊陪着巴金经历了各种艰苦生活。在文化大革命中,巴金和萧珊遭受到残酷的迫害和折磨,肖珊给了他巨大的力量。失去妻子肖珊，巴金痛不欲生。他几十年如一日，每天都写日记，诉说对肖珊的思念。他不肯将萧珊的骨灰安葬 ，沉痛地说:“她的骨灰里有我的泪和血 。”他将骨灰盒安放在卧室的五斗橱顶部,在床头放着萧珊的译作。每天,都要颤巍巍地站在小凳子上用抹布去擦拭骨灰盒,常常擦拭十几分钟, 一言不发地凝视着骨灰盒,深情地守护亡妻骨灰三十三年,一直到自己去世 。他写了《怀念萧珊》、《再忆萧珊》、《一双美丽的眼睛》等文章,寄托了对萧珊的深切怀念和无比深情。他希望病榻上有肖珊翻译的小说,等自己逝世后,让自己的骨灰同萧珊的骨灰搀和在一起撒入大海,永远不分离。

       巴金知道冰心喜欢玫瑰花,在她90大寿时, 送去90朵玫瑰组成的大花篮。巴金知道叶圣陶喜欢喝黄酒,到北京开会时,带去陈年花雕。听说他患胆囊炎时,托人送去鲜花。获悉他去世的消息,顾不上吃年夜饭,发唁电。接到茅盾逝世的电话后,巴金十分难过,木然地坐在沙发上,像瘫倒一样有气无力。巴金非常怀念老舍,出席全国第五届全国人代会时，到老舍家看望了老舍夫人和子女,参加了老舍先生骨灰安放仪式。巴金说老舍是伟大的爱国者，写了《怀念老舍同志》。 

        上世纪50年代，作家萧乾受到莫须有的批判。有的昔日的朋友，避之不及，形同陌路人。巴金仍在公众场合，大声地唤着他，大方地坐在他的一边，悄悄地关照他。作家沙汀突然逝世使巴金十分难过,他对这个朋友一直十分关心。上世纪四十年代,沙汀有四个孩子,还要抚养哥哥留下的两个小孩,,物价飞涨,生活窘迫。巴金催促出版社给沙汀汇去数笔版税,缓解他的困难。沙汀的妻子患癌症,急需一种特效药束手无策时,巴金遍找日本朋友帮助,将药空运到上海。曹禺逝世后，他嘱人帮助曹禺夫人李玉茹，整理出版曹禺未发表过的文稿。天冷时，巴金看到在风中修整花苗的工人，担心他会冻着，便让家人给他买来羽绒背心和棉帽。 

　  曹禺、陈荒煤、刘白羽、黄裳、汪曾祺、郑敏、陈敬容、穆旦、邹荻帆等人，在最初的文学道路上都得到过巴金的帮助。刘白羽在上世纪30年代，还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文学青年。巴金将他在一年中发表的作品编好,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这是刘白羽的第一本小说集《草原上》。曹禺还是一个无名的大学生时，巴金读了《雷雨》,促使发表了这个剧本，将他带进了文艺界 。冯骥才最初的创作,得到巴金肯定,发表在《收获》上。有过二十年“右派”劳改经历,被誉为“大墙文学”之父的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在《收获》发表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召开，“两个凡是”正在与“实事求是”殊死一搏,由于巴金义无反顾，编辑部才以最快的速度和头题的位置发表出来。从维熙遭到封杀的《远去的白帆》，也是巴金拍板发表的。在1984年全国第二届小说评奖中，一度成为死胎的《远去的白帆》，以接近全票的票数，获得了该届优秀中篇小说文学奖。

        敬重他,是因为他对“文革”的灾难有深刻认识,第一个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 ,思考如何避免这样的惨剧再发生。

        他对“文革”作了认真的思考,认识越来越深刻。他认为只有牢记“文革”的惨剧,才能制止这样的历史重演。他倡议建立“文革”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让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牢记“文革”的惨痛教训,不让历史重演,让子孙后代不再受难。 

        巴金离开我们已经15年多了,希望他建立“文革”博物馆的遗愿,能早日实现。

        巴金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我敬重他,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