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英烈魂

王全贵，学名王玉儒，1916年生于河北省元氏县牛房庄一贫苦农民家庭，毕业于元氏城北中学，考取保定师范学校，受命于保定“红二师”先进组织的安排，就读于黄埔军校洛阳分校，主修电讯专业。七七事变后，他又临危受命，从黄埔军校洛阳分校肄业退学，就职在南京市统战部。1937年12月13日，南京城失守，他带领群众，手持棍棒勇敢走上街头，牺牲于南京大屠杀，时年21岁。他短暂的一生，如同一颗闪耀的流星划过长空，白色恐怖下，只是因他的工作性质，在那个时期党员身份不宜公开，尽管英勇抗日，死在日本鬼子的屠刀之下，还是史料没有记载。

1927年，聪明伶俐的王全贵，小学毕业后由外祖父李成德介绍，把他和外祖父的侄子李维汉，一同托付给了在栾城县梅家村完小当校长的朋友，让他俩在那里读高小。1930年，高小毕业后，王全贵以优异的学习成绩考取了元氏县城北中学，在学校深得老师同学们喜欢，在班上任班长。1931年，村上发生了巡警醉酒后滋事打人的恶劣事件。巡警仗着自己人高马大，霸气十足，借着酒后醉意，在村里集日上饭店里，吃“霸王餐”，对前来主持正义的四五个人，连打出手。人们都看在眼里，敢怒而不敢言，在村民中引起强烈反响。人们将此事告诉了在家休假的王全贵，让他出主意为大家讨回公道。王全贵亲自写了控告信，并联系本班王茂荫等几位进步同学，拿着控告信找到政府，面见县长。县长非常赞同王全贵的勇气，为平民愤，生怕惹起社会动乱，立时将肇事巡警解除公职，驱赶回了老家。事后，村民们对全贵的义举非常感激。在多方亲人朋友的资助下，全贵在学校客服种种困难，完成了学业。城北中学毕业后，因家境贫困，无法再支持他继续求学。他父亲王庭柱（俗名王四），到处求人托关系，为他在邻村完小，谋得了一个在学校教书的差使。

由于全贵在学校品学兼优，功课十分优异突出，热心为民，主持正义为老师们留下深刻印象。城北中学老师、校长，对他的不再继续求学感到十分惋惜，多次来家动员说服他的家长，希望让全贵延续学业，继续报考上等学校。并承诺如要同意他报考，将会从学校筹钱，资助他的报考费用。他的城街同学王茂荫证实，在元氏城北中学就学期间，他就受进步组织的影响，接受了马列主义教育。同学们对1932年发生在保定师范学校的爱国护校运动倍感同情。保定师范学校在爱国护校中，有13名学生惨遭国民党杀害（其中12名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国民党的残暴行为让他悲愤不已，义愤填膺，在同学会上控诉发言。于是，在老师同学们的鼓励下，他怀着对保定师范学校的敬仰，毫不犹豫地报考了保定师范学校。1933年王全贵满怀正义步入了保定师范学校。

河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是原保定师范学校的前身，始建于1904年，早在1924年这里就有了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存在。这里成了保定革命运动的大本营和红色堡垒。学校秉承“启钥民智、砥砺贤才、胸怀国事、献身真理”的办学理念，形成了爱国奉献，与时代同呼吸，与民族共命运的优良传统。这所学校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具有崇高理想和奉献精神的学子，铸就了他们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的精神品质。“九.一八事变”后，该校学生在党的领导下，积极进行抗日宣传，并组织学生军准备随时开赴抗日前线。

在保定“红二师”就读期间，王全贵加入先进组织（估计是党组织，因早年牺牲，无法求证），时常带领学生走上街头，进行抗日宣传。后因被国民党迫害，他曾两度离校休学在家。在后一次的在家休学时，他突然接到保定师范学校先进组织送来的通知，推举他到黄埔军校洛阳分校报考，学校同意他报考，愿提供一切便利，为他开具跳级证明，减免他的一切学习费用。1936年，王全贵在保定师范学校老师们的协助下，又参加考试，以优异的成绩被黄埔军校洛阳分校录取。

乡亲们听说全贵考上了黄埔军校洛阳分校，都十分高兴，在他即将动身赶赴洛阳上学时，大家争相来家为他送行。无名奶奶（王无名，人名）和几个妇女送来了大枣和水果，魏林、王银来、魏群凤、李维汉（全贵的舅父）村上的伙伴都赶过来了。临行那天，伙伴四个人从邻居李二宝家借来了平板木脚手推车，装载了全贵入学的全部用品，执意要将他送往元氏火车站。

五个人推车踏上了去火车站的路程，年轻人时而听全贵讲解革命道理，时而边唱乱弹戏边讲故事。一路上几个人有说有笑，神采飞扬，将全贵送上了开往洛阳的列车。1936年全贵正式进入了黄埔军校洛阳分校学习，主修电讯专业。后来他的父亲和家人在一起议论猜测，没等保定师范学校毕业，全贵就急匆匆退学，迫不及待地考取黄埔军校洛阳分校，这一定是按照上级的指令，未等毕业去了南京。“好钢用在刀刃上”，根据形势，把他安排在了抗日战线的风口浪尖。

在洛阳上学时，河北老乡老师了解他的家庭情况，为了减轻家中的生活负担，让他安心学业，为他安排了利用业余时间为学校打杂、帮工挣零花钱的差事。一次他帮伙房到市场买菜，捡到一个钱包，内有不少现金和票据，他几经周折，找到了失主，把钱包归还失主。失主非常感激，当下找到知名书画家，做了幅牡丹中堂画，赠送给全贵，以表谢意。中堂画将全贵拾金不昧的精神书写于画上，并题写对联悬挂中堂两侧，上联：燕赵学生多慷慨，下联：拾金还主名洛阳。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独占中国，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掀开了全民族的抗日序幕。全贵在洛阳分校又收到了保定师范学校进步组织专人送来的书信。要他速回保定一趟，十万火急，说有重要的事宜对他面言。从保定返回洛阳的归途中，他在元氏做一短暂仃留、神秘探家。他回到家中，探望了父母。当父亲王庭柱知道他此行是从保定回来时，关切地问询他，他神秘地压低声音对父亲说，我去保定一事，您知道就行，万万不可外传。他还耐着性子对父亲解说，眼下国难当头，战时需要，保定方面要我暂时退校，安排我到急需要的地方工作。当父亲关切地问去什么地方时，他告诉父亲，要马上动身到南京统战部报到。深明大义的父亲，知道他此番去保定，一定是接受了组织的安排指令。

1937年8月，王全贵临危受命，赶到了坐落于南京市瑞金路的统战部报到，他被安排在电话总机室。深明大义的父亲明确知道，这是进步组织的安排。进步组织的名称是什么？全贵是否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在父亲的心目中，一直都是个未解之谜。但他深信儿子，儿子以什么身份工作，他无需过问，只有象民族英雄岳飞的母亲那样，勉励儿子，精忠报国。他意味深长地嘱咐儿子，不要挂念家中，要安心工作，为国出力。

国民党的消极抗日，导致抗日战场连连失利，1937年10月，家乡沦陷，县城被日寇全面占据。11月12日，上海沦陷的消息传来，王庭柱牵念在南京的儿子，便为儿子去信：根据目前形势来看，南京恐怕难保，望儿尽快离开南京。家乡已全面沦陷，我已和在汉口的你堂兄（王守章）取得联系，你离开南京后，不必再回家乡，可直接到汉口找你堂兄，他在汉口等你。

堂兄王守章在汉口做好了迎接全贵的准备，左等右等，直到12月13日南京沦陷的消息传来，仍没有见到全贵的面。心急如焚的堂兄，1937年12月下旬在《汉口日报》以寻找王全贵为题，连续刊载寻人启事至1938年1月。寻人启事刊出后，招来了全贵同学、同事、同乡的多方问询和关注。有的说他已从南京城安全撤出，有的说他仍留在南京，潜身二线继续和日寇做斗争。一位山西籍同事，为身在汉口的堂兄提供了重要讯息，讲述了他听说王全贵英勇牺牲的全部过程。

11月12日，上海沦陷的消息传到南京城。面对严峻的形势，王全贵大义凛然，临危不惧。在南京失陷的前几天，在王全贵的倡导下，他和单位的其他同事，踊跃地参加了当地工人、学生、市民等临时组成的抗日队伍。因全贵是黄埔学生，有军人的气质，大家推举他为队长。他义正词严的对大家说，保家卫国，义不容辞，我们要与抗日官兵，同仇敌忾。保卫南京城，保护我们的家园，保护我们的民族百姓。12月13日，日寇攻城异常惨烈，官兵英勇奋战。听说鬼子已进南京城，王全贵带领民众组成的“棍棒队”也走上街头。他冲在队伍的最前头，和鬼子在街头相遇，他抡起棍棒，英勇的和日寇激烈拼杀。王全贵和几个冲在队伍前边的队长带头人，全部死在了日本鬼子的刀枪之下。

山西籍的同事悲痛地说，因为我是学生，当时分配我的工作是协助后勤人员，帮助后勤给战地送水送给养，安置伤员等工作，未能和王全贵一同走上街头与敌拼杀，以死报国。他说正是因为战地领导被日寇杀害，无人再组织领导被打散的群众，后勤人员趁着天黑，在当地人的引导下，才历经磨难，逃出了南京城。从报上看到王全贵的寻人启事，才跋山涉水，不畏艰辛，赶到汉口，与老乡相见。

后记

英勇的呐喊已经沉寂，壮烈的牺牲也早已远去，但英烈的精神却永久根植在人们心中。南京大屠杀距今已过去八十多年了，英烈早已融入大地，但亲人对他的思念从未间断。王全贵的弟弟王瑞辰这么多年来，追寻从未停止。走访李瑞芳，问询王占英，打探从台湾归来的魏克勤，还写信给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并派人专程到那咨询，纪念馆馆长张建军回复说，象王全贵这样在那个战乱时期的特殊身份，又加上他壮烈牺牲，核实起来非常困难。不过他愿意帮助查阅资料，追寻英烈魂，让后人铭记历史，彰显爱国主义精神，增强全民族的凝聚力。

传颂红色记忆，追寻英烈魂！

（王瑞辰讲述 王明书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