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人亭新考

文：李保江

我们回看大沙河南岸，在山之阴，土地贫瘠，又不开阔，还有可能有水患发生，不是上善之地。笔者亲自考察北岸的羊范镇西面紧挨着羊范山，南邻大沙河，与沙河市十里亭、大油村相望。附近的村庄至今还有苏姓人居住。所以我认为古苏国的苏姓居民大部分应住在大沙河北岸，向阳之地，上善若水。

说到这就不得不提一提“亭”的来历了。“亭”在周时代是个伺候敌人的设备，像一个小障。敌人来攻，主“亭”的人(或“尉”，或“长”)，便报告消息，并设法抵抗。所以那时的“亭”都是设在一国的边境上。平时无事，诸侯之间的遣使聘问，亭吏就主送迎之责。《韩非子·内储说》上载吴起为魏西河守攻克秦一小亭，那亭就在秦的边境上。贾谊《新书》(七)载梁楚邻界，两国边境上都设着亭。《国语·周语》载单襄公答周定王说，“周制有之……疆有寓望”，东汉应劭把“寓望”解作汉代的“亭”(《全后汉文》，三七)，那是很恰当的。《续汉书 ·郡国志》 巨鹿郡：廮陶县有薄落亭。《方舆纪要》 卷14宁晋县： 薄洛亭 “战国时为齐、赵之疆，往往战戍于此。这些例子，可以把我们引到这么一个结论：原先，“亭”是设在边境上用以守望并防备敌人进攻的。《墨子·备城门》篇(想是战国晚期作品)，谓城上设亭以固守卫，亭一尉。这也是防外敌的。这城上的守亭和境界上的边亭性质是差不多的。“亭之本义为乡亭，指烽燧者其引申也”(《居延汉简考释》，两汉时代边境上也有亭。那就是所谓“亭障”“亭燧”一类的设置。它们的作用是军事的，防备敌人的袭击的，和先秦时代亭的主要作用完全一样。但在汉代，边亭只占少数，大多数的亭都在内地；而这些境内之亭则主防内“盗”内“奸”。什么时候亭由边境上发展到内地，由防御外敌也变到逐捕内“盗”，即由周亭变成了秦汉亭，这是亭制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可惜文献缺乏，不能考明。想来，大概是秦国统一六国建立中央集权的专制国家的时候，为防备反抗和逐捕叛逆，利用了旧制，稍稍改变了它的性质，并且拓大了它的范围和作用。总之，从历史上看，“亭”原是守望防敌的，是个军事设备，在汉代，它的本质仍然如此。 

 班固著《汉书·百官公卿表》叙述县以下的地方职官说：“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积里为亭，积亭为乡”。汉代的地方行政组织是“乡”“亭”“里”；“乡”以下是“亭”，“亭”以下是“里”。但是班固自己还列举汉帝国境内县道国邑乡亭的总数，“乡六千六百二十二，亭二万九千六百三十五”。这两个数目字不像有错，所见各本都如此。如果没有错，那就有问题。据前引班固的话，汉代是“十亭一乡”的，“乡”既有六千六百二十二个，那么，“亭”就应该有六万多个。即使设置的情况是“大率”吧，那也不能相差如此之多。因此，我怀疑《汉书》里“十里一亭……十亭一乡”的记载，不可能理解成“积里为亭，积亭为乡”。应劭也是后汉的学者，著《汉官仪》，他却不曾说汉代是“十里一亭……十亭一乡”。他说：“国家制度，大率十里一乡”(刘昭《续汉书·百官志》补注引《风俗通》)；“乡”“里”中间没有“亭”。因为秦汉以来“亭”的设置目的是为“以禁盗贼”、“主求捕盗贼”(《续汉书·百官志》)，主要是为禁盗防盗，《汉旧仪》、《汉官仪》和《续汉志》无不如此说法。《汉官仪》说：“亭长课徼巡。尉、游徼、亭长皆习设备五兵。五兵弓弩、戟楯、刀剑、甲铠、鼓。吏赤帻行縢带剑佩刀持楯被甲，设矛戟习射。”又说“亭长持二尺板以劾贼，索绳以收执贼”。(《续汉书·百官志》刘昭补注引，《汉旧仪》文字大同小异。)《史记》《汉书》《后汉书》所载“亭”或“亭长”的故事，也无一不是所谓防盗备奸的，很切合《汉旧仪》和《汉官仪》的说法。“亭”不只设于乡野，而且设于城市街道上和城门上。“洛阳二十四街，街一亭；十二城门，门一亭”。(《续汉书·百官志》注引蔡质《汉仪》)不只重要大街和城门上设“亭”，有亭长，就是衙门门前也有亭长。所以丞相府有骑亭长七十人(《汉旧仪》)。汉代古墓里出现了很多亭长砖，汉代壁画和楼房明器大门前也有持戟守卫的亭长。郊野设亭的制度，后汉以后开始废弃，到了西晋，仿佛已经不存在了。所以贺循(二六○——三一九)在上晋怀帝一奏章里说，“按汉制十里一亭，亦以防禁切密故也。当今纵不能尔，要宜筹量，使力足相周”(《晋书》本传)。“防禁切密”就是汉“亭”的主要任务。第二点可以证明汉代的“亭”不是主民施政的机关。居延一地发现了六百七十四片名籍木简，但没有一简是记载着“亭”的。《春秋繁露·止雨篇》记董仲舒的止雨仪式说，“令县乡里皆扫社下。县邑若丞令吏啬夫三人以上祝一人，乡啬夫若吏三人以上祝一人，里正父老三人以上祝一人。皆斋三日。”在这个布置里有“县”，有“乡”，有“里”，也没有“亭”；主事的有“县令”，有“乡啬夫”，有“里正”，也没有“亭长”。为什么呢?因为“亭”只是个徼循机关，主“盗”不主民。正因为“亭”是个防“盗”维持治安的机关，就是现在的派出所。自有“乡”“里”以后，在地方的行政系统上，总是以“乡”辖“里”，以“里”隶“乡”。《墨子·尚同》里的行政系统是“天下”，“国”，“乡”，“里”。《逸周书·大聚》里的行政层次是“国”“邑”“乡”“闾”。“闾”即“里”。《吕氏春秋·怀宠》里的是“国”“邑”“乡”“里”。总之，在先秦的文献里，地方行政组织和系统，大致说来，  先是“国”“乡”是“国”“乡”“邑”(或“里”)，“乡”“邑”或“乡”“里”之间没有“亭”，虽然那时“亭”已经存在。不只文献里如此，古物的铭记里也是如此。《晋书·职官志》里有“县五百户以上皆置乡……率百户置里吏一人”，出土晋砖上就有“元康六年太岁丙辰扬州吴兴长城湘陵乡真定里畦晞年世先君之冢”(《千甓亭古砖图释》，七)相印证。杨之庐曾检查过四十七个后魏墓志铭，他说，“墓志之中恒有题为某某乡某某里者，是里之上有乡，乡乃为统里而设者也。”(《中国学报》二卷一期，《后魏里名考》。)“亭”只求捕盗贼，不主民事。所以亭长上不隶属于乡官而“承望都尉”，下不辖“里”而只与“邮”发生关系。

应劭的“十里一乡”，和班固的“十里一亭”有啥区别。其实“十里一乡”的“里”字，意思是居住地区，或据居住区域而定的行政单位；“十里一亭”的“里”字是“步里”之“里”，代表一定的长度或距离。应劭曾说过：“十里一亭……五里一邮，邮间相去二里半。”这“里”字明明是长度之“里”。求诸实际，也正如此。“亭”既是为防“盗”而设的，所以这一个亭和那一个亭之间，必须保持着合适的距间。太近了，不必要；太远了，一遇有事，亭长击鼓，邻近的亭就不易听见。所以不近不远，大致相去十里就设一个“亭”；这才有了“十里一亭”的办法。这“里”当然是长度之“里”，非“乡里”之“里”。汉代十里差不多等于现今六里，六里之遥，鼓声可以听见。如果是在边塞上，夜里的火把白天的烟也都可以看得见。内地“亭”间的距离，和“亭”制本身一样，大概也是仿照边亭设置的。汉代的边亭距间大率是十里，合乎“起烽燧，十里一候”(《后汉书·马成传》)的制度。由此可见亭的设置距间标准是长度的“里”。

由此推断，苏人亭不是古苏国遗民建造，因为他们寄人篱下到这里，有邢国的庇护，他们不应该，也没有能力建造军事设备。苏人亭在先秦前是一个军事设备，秦汉后是个治安邮政部门。这已经得到证实，苏人亭和这些古苏人有没有关系，我们没有文献佐证，笔者不赞同苏人建造苏人亭这个观点。那么古苏国的神秘面纱，我们就留个谜。让后人去解开吧。

赵国建造苏人亭；如果是战国时期的赵国建造很有可能，并和檀台同时期，那就是个军事防敌的亭子。笔者认为苏人亭和檀台是同时代产物，原因有一下几个方面可知；

第一；战国时，赵国赵成侯二十年(前355年)用魏国进献的荣椽建设檀台，史称"魏献荣椽，因以为檀台"，裴骃《集解》云:"徐广曰'襄国县有檀台'"。"檀台"是一种台阁式的华丽建筑。其巍峨高峻，气魄宏伟，每登台远眺，旭日东升，晨曦茫茫，日出自天涯海角;夕阳西坠，太行山群峰争辉，惟檀台高峻，阳光灿灿，气势甚为壮观。这种豪迈景象，激发了赵成侯称雄立业的壮志，为表示其言必信、行必果的决心和信心，赵武灵王曾于此发布"胡服骑射"的号令。赵武灵王多次在檀台大会天下诸侯。有史料记载赵国建有很多守望防敌的亭，是个军事设备。具体在哪没有文献记载。

第二；赵惠文王时期，就是赵武灵王的小儿子。赵国将要讨伐攻打燕国，苏代为燕国去游说赵惠王说：赵惠文王并没有在檀台接待苏代，也没有在信都信宫接待他，因为他的级别不够，只是在一个小凉亭接待苏代。赵惠文一边喝酒一边听苏代说话。苏代说“今天我来，渡过易水时，看到有个老蚌怕出来晒太阳，但有个鹬鸟跑来啄食它的肉，蚌马上合上两片壳刚好夹住了鹬鸟嘴巴，鹬鸟说：‘如果今天不下雨，明天不下雨，小蚌你死定了。”蚌说道：“你嘴巴今天抽不出，明天抽不出，等死的是你。”两个都不肯舍弃让步，这时刚好有个老渔翁走过看到把他们俩都捉住了。现在赵国攻打燕国，燕赵两国长时间相持，对两者都没好处。我恐怕强大的秦国要当渔夫了。所以请大王再仔细考虑这件事。”赵惠王说：“好。”于是停止了攻打燕国的计划。这就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故事。这个故事就出自于赵国的小亭子里。但是不是苏人亭，没有文献考证。

第三；公元前259年，秦国统帅白起派王龁进攻赵国，占领赵国西部的武安，赵派苏代和秦王谈和，并割让六城，其中包括邑城白塔十里亭一线及沙河中西部一代。谈判的地点就是在一个亭子里。这些在《武安县志》里有记载。

第四；公元前229年，秦将王翦率兵由井陉攻赵北部，赵派大将李牧，司马尚领兵以大沙河做媒屏障御敌，激战在大沙河中西部附近，（现在有营房地，北大营，南大营，旧址尚存，东坚固，西坚固，中坚固，固坊，喉咽等地名）。有很多资料显示赵国建造亭子很多，不知道有没有苏人亭，因为没有佐证，不敢妄下定语。但是我很赞成赵国建造苏人亭这个说法。

公元前218年，秦设邑城为马服邑，统辖今武安北部、沙河市中西部。自此现在沙河市中西部归秦国管辖。亭子的用途改变了，作为邮政的偏多。

汉顺帝永和元年（公元136年），皇子刘政被封为邑城相，食邑11城（刘政墓地尚存在白塔镇权村村南）。沙河中西部应在邑城相范围。以大沙河为界，河的北岸是襄国。这时的亭子很可能是治安邮政的用途。

汉建安13年（公元208年）官渡之战前夕，沙河市中西部属袁绍统管的冀州管辖，曾派部将淳于琼，蒋奇驻扎在沙河中西部白塔十里亭显德汪邑城一线，后迁往鸟巢。这时的亭子就是治安邮政，

苏秦亭的说法；北宋初年的《寰宇记》尤其是对东晋南北朝、五代十国的政区建置，较其他志书详尽。书中有“沙河有苏秦亭，苏秦西说秦人，请贷黄金百镒，尽黑貂之裘氅即此地，今有亭存”。明《一统志》保留了这个说法，也言：“苏秦亭在县西南三十里，俗呼为十里亭。”之后明万历本《沙河县志》、清康熙本《沙河县志》保留了苏人亭即苏秦亭的说法，而他们这些说法都是按照《史记》记载，苏秦激张仪之事发生在赵国邯郸。但是历史上真实的苏张俩人从无交集，也得到很多学者证实。而北宋的《太平寰宇记》能这么写，也可能有根据，现在大胆设想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苏秦听说大沙河周围有苏姓同族同宗人居住，曾去过十里亭附近寻找过，曾在一个小亭子里休息，有幸提笔写下苏人亭。这个想法源于白塔镇白塔村，全村居民姓纪，当年纪晓岚就来过此村寻找同姓同族同宗，并写下了纪氏祠堂留给同族。有家谱文字记载。当然作者乐史以传说入录，没有文字记载这些事。清乾隆时期沙河县令杜灏就指出《太平寰宇记》的附会不实，经不起考证，将他的看法写在了他编纂的《沙河县志》里，等待后人去考证。所以苏秦和苏人亭有关，也不是很有说服力。

范晔的《后汉书》：襄国，本邢国，秦为信都，项羽更名。有檀台。有苏人亭。这是对苏人亭最早的记载，从东汉的建制可以知道【冀州】冀州所辖郡：魏郡 钜鹿 常山 中山 安平 河闲 清河 赵国 勃海。赵国郡领5县：邯郸、易阳、襄国、中丘、柏人。并明确襄国有苏人亭，但是东汉汉朝刘邵的《赵都赋》里有“汤泉涫沸，洪波漂厉”，“襄国妖女，秋狄鞮妙音，邯郸才舞，六八骈罗”。说的汤泉就是大沙河朱庄的温泉，襄国就是原邢台县，从诗里看出，是以大沙河为界，河的北面是襄国，河的南面是赵国易阳县。易阳县包括现在沙河市的全部。由此推算苏人亭在襄国，应该在大沙河北岸。说苏人亭在沙河市，这也对，因为自隋皇设置沙河县以来，沙河两岸都是沙河的疆域，民国版本的《沙河县志》，羊范镇的中坚固，固坊，喉咽，等等都是沙河的土地，苏秦亭在县西南三十里，俗呼为十里亭。安方位都在沙河城的西南。这些都对。但是他们记载中都没有说苏人亭是基层一级行政机构，我认为苏人亭就是个邮政处所。小小的驿站而已。那么苏人亭的建造到底和谁有关，是不是基层一级行政机构呢？我更倾向于和苏代有关，它建造于赵国时期，这个亭子和苏代有跟多故事和传说，它仅仅有过邮政的职能存在过，时间很短。从来就没有辉煌过，就湮灭在历史长河中。刚刚读过民国《沙河县志》，里面很少有十里亭的笔墨。了了几笔，当时的十里亭才58户，不是个行政村，依附在下解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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