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 于 新 格 律 诗
谢方生
近日翻阅大学时的读书笔记,偶然读到毛泽东同志《致陈毅的信》中震聋发聩的两句话:‘’ 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 毛泽东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领袖、才华横溢的大诗人,对新诗的发展作出如此令新诗作者不爽的判断,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绝不是心血来潮的‘’失言‘’。这个判断,总体上符合诗坛的客观实际,我完全赞同。新诗百年探索,风起云涌,曲折坎坷,诗人们可谓前仆后继历尽艰辛,但始终没有找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诗歌发展道路。当下的新诗,没有像经济、科技那样创造人间奇迹,且倒退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水平,诗歌从文学王子落难为文学流浪客。作家韩寒公然提议消灭诗歌。诗歌和诗人不受尊重,成为被嘲弄的对象,社会上流行一种说法:没文化者弱智者才写诗。

原因何在?对此问题我思考了很久,最后得出一个连自已都几乎不敢相信的结论——缺乏格律形式的规范引导。自五四文学革命颠覆了旧体诗形式后,新诗曾一度呼风唤雨,有诗界名人宣布:诗歌革命完成!戴望舒的出现,标志着新诗形式的成熟。然而,时间很快对这个结论作了否定。由于新诗在‘’无规矩不成方圆‘’的无序状态下运行,诗歌作者的写作失去了方向感,随心所欲,各行其道,劳而无功的折腾,留给诗坛的是不易治癒的内伤。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起新诗开始出现危机,该者越来越少。但我们只是从市场经济上找原因,没有认识到这场危机是失去格律化的诗歌形式规范引导的恶果。人们只知‘’内容决定形式‘’,而忽略了形式也能影响内容。

对于建立新诗格律的作用意义,五四时期刘半农、陆志韦等人早就看到,呼吁建立新格律诗。之后,‘’新月派‘’的闻一多提出了‘’三美‘’的新格律诗理论,即音乐美,诗歌要注重节奏,每个诗句中的音节数量相等;绘画美,借助富有色彩的词藻来创造‘’浓丽‘’的意象,使诗中画面生动;建筑美,指诗歌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视觉上给人以美感。闻一多、徐志摩、陈梦家等人身体力行,将‘’三美‘’理论付诸创作实践,写出了《死水》、《再别康桥》等脍炙人口的新诗名篇。林庚发现了中国汉语诗歌形式的‘’半逗律‘’(将诗行划分为相对平衡的上下两半,相当于一个逗号),主张以四字五字音组取代五七言中的三字音组。他写新格律诗数十年,试验成果汇编在《问路集》。他的新绝句《真理的长河》广获好评,‘’让亿万诗章因它歌唱/我们的生活在无限里/天蓝得像是一道河流/白杨上的风正要吹起‘’ 。这首新绝句,深得唐人绝句情致。何其芳、郭小川也对建立新格律诗提出了一些设想和具体要求,他俩也写过若干作品,但成果不如闻一多、林庚。

建立新格律诗形式,是时代的呼唤,也是拯救诗歌的需要。时下的一些所谓‘’先锋诗歌‘’,抛弃传统的诗歌美学原则,作品极度散文化,作品只剩下分行排列的那点外壳,照此发展下去,诗歌这一最古老最高端的语言艺术形式,过不了多久也许就会灰飞烟灭。诗歌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可不是危言耸听!
新格律诗形式,要管几百年甚至千年万年,是一项伟大的文学战略工程。这样的文学工程,短时间内是无法完成的。五言律诗的建立,用了二百年;七言律诗的建立,用了四百年。五言七言格律的建立,才迎来唐诗的繁星灿烂。新诗改革试验百年未获成功,未形成民众广泛认可的格律,一点也不值得大惊小怪!只要我们的诗人以‘’成功不必在我‘’的精神坚持下去,锲而不舍一代又一代地写下去,新格律诗必会水到渠成!

建立新格律诗,我认为要在现有的三个基础上进行。第一,白话文基础。白话文已取代文言文,成为文学表达的语言主流,所以新格律诗不能以文言文为基础。五言七言格律诗,是以文言文为基础的,它们创造了中围诗歌的辉煌,但作为一种诗歌形式,已完成其历史任务。现时写五言七言旧体诗者确实比写新诗者多,但不等于旧体诗返老还童,能代表诗歌的发展方向。中国诗歌的希望在新诗,旧体诗形式也能产生一些好诗,这往往让人产生旧体诗并未过时的错觉。在文言文退出历史舞台的大背景下,旧体诗现时的繁荣犹如回光返照,难成大气候!
第二,试尝的经验基础。几代大家名家的勇敢探索,在新格律诗形式的建立方面,已积累了一些经验。闻一多的‘’三美‘’理论,林庚依据‘’半逗律‘’提出的九言诗行(上五下四)设想,都有一定的借鉴价值,我们不能视而不见,搞历史虚无主义。
第三,韵文基础。中国诗歌从《诗经》的四言形式,演变到屈原为代表的骚体,从骚体演变为散文化的赋体,再演变到五七言律诗及宋词元曲,其韵文的性质一直未变,这也是诗歌与小说、散文、戏剧等文学体裁的主要区别之一。新格律诗,押韵应作为硬件,丰富发展诗歌的韵文性质,使诗歌走出散文化的误区。
(2020年7月19日第一稿于顺德)
谢方生,1955年出生于广东仁化县,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著有诗集《人间烟火的歌》、《岭南木棉红》,诗评集《纵横诗道》即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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