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公平缺失和无法活命的时候,法律和道德都苍白无力
文/巴山君子兰
今天早上,在一个微信群里,看到下面这段短文,我认为说得很有道理。
现摘抄全文如下:“同大多数人一样,在得知公交车坠江的原因后,第一件事就是在愤恨在谴责女乘客。
然而在看到一位长者也曾经是我的领导更是老师说了一段话后让人醍醐灌顶。
他说:‘很多人看了视频,都在痛骂女乘客和公交司机,痛骂他们因为自身的恶劣行为,葬送了一车人的生命。我不这么认为。我同情女乘客和公交司机。我认为他们首先是社会的受害者,然后才成为恶劣的加害人。
如果,如果我们的社会有着文明社会的公平法度,或许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在一个文明社会,任何一个人敢于随便打人耳光,他需要在牢房中度过几个月的时间,反省自己的错误和罪责。哪怕你是警察、市长、或者土豪、流氓和恶霸,在伸出抽人耳光的手掌之前,都会产生深深恐惧。也无论你是一个平民、一个孩子、或者一个懦弱女人,哪怕你贫病加交,当你被任何人打一个耳光,你都能够必然获得公道,都能获得自然的救济和保护,你还对这个社会充满愤怒和怨念吗?
但是,我们的社会不是这样,你在网上批评一句警察,可能面临10天的拘留,但是你在大街上被人抽几个耳光,对方可能会大摇大摆走了。当整体社会缺乏一个惩恶扬善的体制,无权无势的底层人民的自相残杀就自然成为必然!’”
上面这位长者、领导、老师的评论总起来说,意思是:当社会最基本的公平、公正缺失了以后,会引发一系列多米诺效应一样的严重的社会恶果。
看到这里,我想起小时候听说过的一个类似悲剧。
也是一辆公共汽车,也是乘客与司机发生了矛盾。乘客一路上把司机骂个不停,只有一个姑娘制止过这个乘客不道德的行为,但是没有作用。其他人都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个乘客继续一直骂司机。
司机无缘无故被乘客辱骂,气愤不过,横下一条心,要惩罚这个乘客和其他冷眼旁观、不伸张正义的人。
到了一条大河边,司机突然把车停下,要求那个姑娘下车。
姑娘说我还没有到地方呢,我没有骂你,怎么让我下车,还指责司机好心没有好报。
司机不由分说,不做解释,强行把姑娘赶下了车。
正当大家莫名其妙的时候,司机把车门关上,加大油门,汽车像离弦的箭一样冲进了大河中心最深的地方。一车人还没有明白怎么回事,就全部被淹死了,成了冤死鬼。
大河边,只有那个姑娘愣在那里,人都傻了。
这就是没人主持公道制止恶人恶行的恶劣后果。
我还想起我母亲经常讲的一个有趣而又心酸的事情。
我们家以前是场镇居民,祖祖辈辈都是穷苦人出生。我们家的成分很好,是贫民,相当于农村的贫农成分。
我父亲有三姐弟,上面有一个大姑和一个大爹。
大爹是一个有点个性的人。解放前,所有的人都怕拉壮丁,可是,大爹却是自己主动跑去当兵的。
当官的很欣赏我大爹,就推荐大爹去军校读书。可是,大爹是一个文盲,斗大的字认不得一箩筐。他在军校读不下去,就当了逃兵。
大爹逃回家,跟我婆婆(奶奶)说,没有文化太吃亏了,要让兄弟读书。
于是,我的婆婆和大妈夜以继日地绩麻纱,供养我的父亲读书。我们家终于有了一个比较有文化的人。
解放前,我父亲没有固定职业,到处打游击,做过教师,做过商铺学徒。我母亲是我父亲的学生。
解放后,父亲做了小学教师,有了一份固定的职业,母亲在街道的缝纫社做裁缝。家里的日子渐渐地好了起来。
我的父亲和母亲都是很善良的人,一辈子很恩爱,对儿孙很和蔼、慈祥,堪称模范夫妻。他们对其他人真诚、随和、友爱、乐于助人,在左邻右舍当中威望很高,备受尊重。
大爹当了民兵,看押过职务比较高的地下党叛徒李大山。在接受公开审判、枪毙的头天晚上,李大山被吓得在关押他的碉楼上上吊自杀了。
李大山的堂弟就是大名鼎鼎的“延安黑格尔”杨超同志,曾经担任过周恩来总理的秘书,后来担任了四川省省委书记。杨超本姓李,因为参加革命,改了姓,随外婆姓。
我听父母说,李大山很能干,是报社的记者,经常男扮女装参加地下党的会议和活动。如果李大山不叛变,新中国成立后至少也能够担任省部级以上的领导干部。
按理说,我们家应该顺顺当当过上好日子了。可是,1957年,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鸣大放”运动,彻底改变了我们全家人的命运。
“大鸣大放”运动的口号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公开号召全国人民给党提意见。可是,后来的发展却不是这样的,凡是说了老实话的人,统统被打成“右派”。
我们家是贫民成分,是属于好人阶层范畴,本来这场运动不会波及到我父亲的。据说当时的乡政府都已经把划成“右派”的人预先确定了,报到上级交差。这是四个成分不好的教师,都是地主、富农等成分的人。
可是,我父亲非常老实,很积极,没有想到实际执行与公开号召是两回事,第一个贴了给党提意见的大字报,结果第二天就被打成“右派分子”。
父亲成了我们那里第一个“右派分子”,丢了工作,全家老少先后被下放到周围乡镇的农村甚至山区去生活,后来才在我出生的一个乡村定居下来。
我父母一共生育了五个孩子,因为当时的生活水平低,医疗条件差,其中两个女儿,也就是我的两个姐姐都没有养活,只有三个儿子活了下来。
我的两个哥哥都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出生的人,都挨过饿吃过苦头。
1958年,发生了“大跃进”运动,国家决定“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普遍实行“吃大食堂”。可是,人们吃不饱饭。到了六十年代初,发生了三年自然灾害,更严重了,全国人民都在挨饿,死了很多人。
我的爷爷于1958年客死在被下放的一个山区。我的父亲,因为挨饿得了肿病,进过肿病医院。他还得了“饿痨病”,落下了病根,以至于后来不能饿肚子,一饿肚子,人就难受得要命的样子。
我大爹是大食堂的负责人。当时,大爹还没有自己的儿子,因此格外疼爱我的两个哥哥,每顿饭,总是偷偷地让他们两兄弟在食堂里吃得饱饱的。可以说,我的两个哥哥都是大爹一手保护了生命。
因为我的父亲是在大爹的建议下,才有了读书的机会,又因为大爹把我两个哥哥的命保了下来,我们全家人都格外感谢大爹,永远铭记在心。
我比两个哥哥小十几岁,没有吃过他们经历过的那些苦头。但是,我吃过一次高粱粑,粗糙,苦涩,难吃得很,无法下咽。有一句俗话“高粱粑,自己夸”,意思就是本来不好的东西,自己却要吹嘘得很好。我深有体会,知道这句俗话的含义。
在我出生之前,发生了一件母亲所说的有趣而又心酸的事情。
因为肚子饿得慌,大家都在千方百计寻找吃的。有的人把麻角(青麻的根茎)挖来吃,还有的人把埋藏很深的地底下的白泥巴都挖出来吃。人们把这种白泥巴叫做“神仙土”或者“观音土”。
这种白泥巴虽然饱肚子,但是,不能消化,无法排泄,很多人都得了大肚子病,直至痛苦地死去。如果有高粱糊、高粱粑,应该算是山珍海味了。
一到晚上,家家户户都有人出门去偷吃的东西。山坡上,田野里,到处都有人偷生产队集体的粮食作物。因为根本无法躲避,经常是小偷碰到小偷,不过大家都相视苦笑,心照不宣,都不揭发对方。
有一次,我母亲带着两个还不省事的哥哥到坡上去偷生产队的嫩胡豆。
大哥比较懂事一点,跟着母亲一起剥胡豆,二哥却在哪里大喊大叫:“我要告你们,偷生产队的胡豆!我要告你们,偷生产队的胡豆!……”
母亲和大哥给二哥打招呼,叫他不要喊,二哥就是不听,一直叫喊。我母亲本是胆小怕事的人,如果不是为了活命,打死她也不愿意偷集体的庄稼的。二哥大喊大叫,把我母亲和大哥吓得不得了。
后来,我母亲和大哥每次讲起这个事情,我们都觉得好笑,二哥就不好意思做声了。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背景下,人们的生存都成问题了,活命成了第一任务,什么法律、什么道德,都显得格外的苍白无力了。
现在,人们基本上不饿肚子了,但是,出现了新的极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一些有权有势的贪官污吏把整个社会生态环境污染了、破坏了;人口占比很小的商人掠夺了大量社会资源,掌握了绝大部分财富,贫富悬殊越来越大,住房、读书、医疗“三座新大山”压得普通百姓喘不过气来;法制缺位,一些法官炮制了很多冤假错案,普通百姓一旦遭遇了冤假错案,根本无力回天,……
因为这些种种原因,天长日久,日积月累,导致诚信缺失、良心泯灭、道德滑坡就成了必然结果!
于是,沉渣泛起,形形色色、奇形怪状的丑恶的社会现象就势不可挡地大量涌现了。为了生活,为了生存,为了买房,为了子女读书,为了家人看病,所有人都“以钱为中心”,追名逐利,科学家无法淡定埋头搞科研了,进行学术造假走捷径,投机取巧当上两院院士;教师无法淡定进行课堂上40分钟教学了,要留一手,补课捞钱;医生无法淡定望闻问切了,当起了二道三道药贩子,甚至使用假疫苗;就连无权无势的房屋装修工也要去家装市场老板那里拿回扣了;青山成光头山了,大河小河都浑浊了,证监会内部交易出现了,药监局弄虚作假的批文出现了,操纵选举把持基层政权的出现了,警察和罪犯成哥们了,评委会收费投票了,钓鱼执法出现了,武装走私出现了,提着脑袋吸毒贩毒的出现了,地沟油出现了,毒奶粉出现了,假球出现了,假唱出现了,替身演员出现了,明星偷税逃税出现了,碰瓷的出现了,网络诈骗出现了,校园套路贷出现了,啃老族出现了,丁克族出现了,同性恋出现了,小三出现了,小姐出现了,三级片出现了,网络色情泛滥成灾了,春药广告铺天盖地了,拐卖妇女和婴幼儿出现了,倒卖器官的出现了,离婚率升高了,假离婚的也越来越多了……
老实听话要死,造反也要死,横竖都是死,陈胜、吴广选择了造反。
当所有人都感觉严重丧失公平、万分绝望、无法活命的时候,就很难循规蹈矩地生活,不得不铤而走险一再“出轨”,法律和道德都苍白无力,甚至被踩在脚下!
道德根基被破坏了,法律地位没有了,社会长城、文化长城、历史长城岂能稳固!
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要让社会井然有序,要让人民和谐共处,要让社会不断进步,首先要从从上至下,各级官员率先垂范,遵守党纪国法、职业道德、公共道德、传统道德做起,不让法律法规只能约束普通百姓而自己却可以不受戒律、逍遥法外。否则,糟糕的社会风气只会无限恶性循环下去,越来越坏!
2018年11月3日于龙泉驿

作者简介:巴山君子兰,本名吴学专,又名吴泉池,曾用笔名:吴金洲、金洲、勿相忘。四川达州人。《史记》第一世家吴泰伯第一百世孙,达州市达川区双庙镇政府退休公务员,曾做过十余年乡村小学教师,达川区作协会员,达州市作家协会会员,达州市诗词协会会员。四川千禾利莉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执行总裁。都市头条认证编辑,作品多次被推荐到精华榜、人气榜、传播榜、热点榜、红榜、置顶,多次被推荐到都市头条名人榜。青年作家网签约作家。红蚁旅游代理人。一个具有极强爱国精神和家国情怀的人。
人生信条:为人重情重义,做事善始善终。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热爱文学,长期致力于文学创作,笔耕不辍,追求精致、完美,注重思想性、艺术性、欣赏性、趣味性相统一。先后在《诗刊》、《中国诗歌网》、《青年作家网》、《中国剧本网》、《达川电视台》、《达州文艺报》、《凤凰山下论坛》、《阅读悦读•写乎》、《作家平台》、《作家荟》、《逐梦文苑》、《都市头条》、《华人头条》、《台湾好报》、《两岸好报》、《成都市场监督网》、《消费日报》等发表新闻、诗歌、散文、小说、剧本、童话故事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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