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为何说管仲“器小”
管仲，名夷吾，颖上县人，春秋时齐国的贤臣名相。他在齐国掌管朝政，辅佐齐桓公成就了一代霸主，凭自己的谋略促成了齐桓公多次会盟，一度稳定了周天子朝内的混乱局面。但就是这样的人，却不被孔子看好而遭到贬低，《论语》中孔子说：“管仲之器小哉！”孔子何以这样评价呢？不妨看看《论语》中孔子所说，和司马史在《史记》中所记，或许能够认识个一二。
《论语》中孔子没有直接详细叙述管仲是如何“器小”的，但却间接地给了两个依据。第一依据是，当有人问孔子：“管仲节俭吗？”孔子回答说：“管仲有三处豪华的公馆，他手人的人从不兼职，怎么能称得上节俭呢？”因为节俭是君子的品格之一，有了节俭就有了对自己欲望的约束，奢侈必然要趋利放纵，自然会是走向偏狭，成为一个自私自利而容不得人的“器小”之人。而管仲恰就不是一个节俭之人，所以就算不上一个真正有器量的正人君子。这与孔子所说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相应称。
《史记》记载：管仲的私家像齐国的公室一样富有，他娶了三种姓氏的女子；他贫困时与鲍叔牙合伙作生意，挣钱时总是要多拿一点，几次出战几次都逃回，说是家有老母。而这些在孔子眼里恐怕都不是真正的君子所为，管仲难以得到孔子的认同也就在所难免了。
遵礼与“器小”
孔子认为仲管“器小”的第二依据是，有人接着问：“那么管仲懂礼仪吗？”孔子回答说：“国君在宫门前立了一道别壁，管仲也在自家门口立了影壁；国君设宴招待别国君主、举行友好会见时，在堂上设有放置空酒杯的土台，管仲宴客也就有这样的土台。如果说管仲知礼，那还有谁不知礼呢？”要是说孔子对管仲缺乏节俭美德只是反感的话，那么对管仲这种君臣礼节不分的不遵守礼制的行为，则是怒斥了。管仲这种不守礼制的行为，《史记》中也有记载：说管仲使用诸侯宴会使用“反坫”之礼。
《论语》中的核心内容是“仁”，这是孔子理想中最高的政治原则，也是最高的道德准则。孔子认为，有了“仁”的本质，还须通过“礼”来实践，才能达到全社会的遵守，这就需要“克己复礼”。管仲的所作所为，正是与此背道而驰，哪里有对传统和制度的敬畏？其越礼自是狂妄自大，这是犯了孔子之大忌，由不遵礼而怒说他“器小”也就不足为怪了。
司马迁对孔子的评说给出了自己的推测，他在《史记•管晏列传》中说：“管仲，世所谓贤臣，然孔子小之。岂以为周道衰微，桓公既贤，而不勉之至王，乃称霸哉？”意思说：管仲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贤臣，但孔子却小看他，莫非是因为当时周王朝都已那么衰败了，齐桓公又是这么有本事，而管仲却没有辅佐他成为天下的帝王，只是成为诸侯中的一代霸主。司马迁作为史学巨匠，又处在汉朝比我们离孔子时的春秋时代要近得多，他说的话应该是可信的。
司马迁在《史记》中还记载道，易牙杀死儿子让偿人鲜、开方以背叛亲人投奔齐国、竖刀阉割自己侍奉人主，来迎合齐桓公，不合人之常情，管仲也只是生前以身挡之，不让亲近与重用，临死时告诫桓公。但他死后不久，这三人即被桓公重新亲近与重用，这就是他没有根除隐患之因。齐桓公好色而娶有三位夫人六位宠爱的姬妾，生有十多位公子，而管仲并未辅佐处理好立太子之位，使桓公举棋不定，结果在管仲去世之后就造成了五位公子为夺取太子之位的纷争，以至于发生了桓公去世时，五位公子互相攻击而无人过问桓公的尸体达67天之久，连尸虫都爬到了门外。一代霸主也就这样悲凉的谢幕，齐国也因此而人亡政息，走向衰落。这与管仲未能为齐国建立一套长治久安的制度是脱不了干系的。由此可此，孔子说管仲“器小”，并不是随便说说而已的。
但是孔子对于“管仲不死君难”却给予了正面肯定，认为应该让生命更有价值。《论语》记载，一次在与学生子贡谈论何是仁人时，子贡问道：“管仲不是仁人吧？齐桓公杀了公子纠，他不能以死相殉，反又去辅佐齐桓公。”孔子说：“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匡正天下一切，人民到现在仍然享受到他的好处。如果没有管仲，我们大概都会披散头发，衣襟向左边开沦为夷狄。难道他要像普通男女那样守着小节小信，在山沟中上吊自杀而没有人知道吗？”要知道管仲辅佐公子纠，在与齐桓公争夺王位失败后被杀，追随公子纠的人都自杀以殉，而管仲却自囚避死，竟然成为辅佐齐桓公的重臣，是违背孔子的“忠”德的，所以子贡才有了上述的认为。由此可见，孔子的“仁”是存大节大信，更是有着大道大义的。所以，孔子对管仲的评价是有着自己的标准和主见的，也是客观和公正的，一是一，二是二，贬褒分明。
读罢《论语》，写成此文，只是想说，现时之人学不了圣人与贤人，因为时代不同所追求的也不相同，我们虽仅是一个普通的凡人，既便是这样，也丝毫不影响我们为人做事的准则，在大节上不可有瑕疵，否则自会被他人评说而留下遗憾。历史如此，现实更是如此，而修身以尽量避免才是正道。
二〇二一年元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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