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陶玉山,1962年10月出生于济南市。1981年2月在《济南日报》“趵突”副刊发表文学处女作。迄今已在国内100多家报刊发表小说、散文、诗歌、文学评论等100多万字,有作品获奖并收入相关作品集中。

“麒麟杯”《百年辉煌》庆祝建党百年
诗歌散文有奖征文
陶玉山参赛作品展示
编号:52
我的父亲是党员
作者:陶玉山
小时候,每当听到父亲轻声地哼唱“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消灭了蒋匪军……”这首歌的时候,母亲就会小声地微笑着说:“看看,你爸爸不知又有什么高兴的事了。”
当时年少的我只知道这首歌曲调简单明快,歌词通俗易懂,朗朗上口,易于记忆,而且给人印象深刻,几乎听一遍就能记住,并且也能随意地唱出声。长大了才知道这首歌诞生于共和国刚刚成立后、人民解放军摧枯拉朽、扫落叶一般在南方追剿国民党残余势力时期。身为共产党员、转业军人的父亲喜欢这首歌,并且是在每当高兴的时候哼唱,其中的意义非同寻常。起码说明这首歌是父亲最喜欢、而且留下印象最深的。
我的老家在苏北。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初期,在我老家有日本侵略者,国民党抗日军,我党领导的新四军,以及汪精卫的皇协军、顽固派等多方势力。这些势力都没有绝对实力吃掉对方,所以就各据一方,呈犬牙交错之势。至于今天你侵占了我的地盘,明天我占领了你的领地则是习以为常、司空见惯的事情。就是在这样的复杂条件下,我的父亲义无反顾地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地方政府,并且很快经受住腥风血雨的考验火线入党,不久成为我党当地一个乡的负责人,团结带领当地群众反抗日本侵略军和反动投降派,他老人家的乡小队一度发展到30多人,成为共产党领导的当地一支不容忽视的抗日武装力量。1944年初冬,由于叛徒出卖,父亲的乡小队遭遇日军和汪精卫皇协军反动武装的双面夹击包围,父亲凭借着一支汉阳造长枪和一把边区造独角轮手枪,硬是在枪林弹雨中杀出一条血路,冲出数十人的包围圈。敌人紧追不放,危急关头父亲急中生智,一头扎进洪泽湖中,凭借良好的水性摆脱了敌人。从此父亲参加了新四军,和战友们一道在正面战场上和敌人浴血奋战,一起迎来了日本侵略军的投降。
由于父亲入党早,在地方从事革命工作两年多,积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而且在战斗中不怕牺牲,有胆有谋,到了1948年冬天,淮海战役打响后,父亲已经成为我人民解放军的一线作战部队的一名连级指挥员。
记得1986年的冬天,一位解放军的将军来到我家,见了父亲,紧紧抱住他老人家的肩膀,热泪盈眶,那个场面非常感人。后来我才知道,这位将军是当年父亲连的通讯员,除了本职工作,他还担负着为父亲背水壶的任务。1948年底和1949年初的淮海战役中的双堆集战斗中,敌人扔过来几颗手榴弹,父亲一听动静不对,急忙把他推到一边,手榴弹就在他刚才匍匐着的地方爆炸了,一块零碎的弹片重重地击穿了他身上背着的水壶。可以说是父亲或者说父亲的水壶救了他一命。也就是在这位将军叔叔的口中,我知道了解了父亲十年戎马生涯中许多富有传奇色彩的九死一生的经历。看上去不威也不武的父亲在战火硝烟的年代是一名响当当的英雄好汉;知道了我家那个枣木箱子里的那些大功、一等功、二等功等军功章的由来。
1949年春天,攻打我家乡的战斗打响。敌人依靠坚固的堡垒和先进的轻重武器顽强抵抗,我军几次冲锋都以失利受挫告终。烈士们的鲜血染红了护城河,烈士的遗体堵塞了河水的流动。此时,已经是副营长的父亲短枪一挥,高呼:“共产党员跟我来!”义无反顾地冲在最前面。在强大火力的掩护下,带领一百多名战士从不同方向向城里进攻。战斗的残酷是语言难以描述的,当父亲和他的部队踏着烈士遗体填平的护城河前进,一举消灭了负隅顽抗的敌人的时候,跟他冲锋的一百多名战士只剩下十几个人。在这场你死我活的战斗中,父亲荣立了一等功。在我们老家一直流传着这样的说法,说是父亲第一个攻进了县城。我曾经就此问题问过父亲。记得父亲没有正面回答,只是望着一个角落愣神,然后似自言自语,又似回答我的提问:“那场战斗,我们三个连最后连一个连都凑不齐了,共产党员牺牲了大多半。”
无数次和死神搏斗都凯旋的父亲对名利地位看得很淡很淡,甚至不屑一顾。1954年从朝鲜回国后转业,在济南安家立业,父亲换了几家单位,级别都是一样,而且转业时的每月80多元的工资好多年没变。有多次提拔以及涨工资的机会父亲都推让了。有人不解,父亲淡淡地说:“这些东西生带不来,死带不去。”“文革”期间,父亲成为“走资派”,靠边站,甚至经常被拉去批斗,身心受到极大的创伤。即使这样,父亲还是十分乐观。《我是一个兵》的小调时常在我家响起。有时,我或者姐姐、哥哥抱怨生活条件不好,少肉没好吃的。父亲总是笑眯眯地说:“很好了,有个宽敞的屋住,不缺粮食吃就应该知足了。”那种洒脱乐观豁达是一般人所不具备的。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我们国家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浪潮。作为一家工厂单位“一把手”的父亲坚决响应。姐姐哥哥中学一毕业,二话没说,立即到农村去。有人说,父亲带了个好头。父亲嗤之以鼻:“什么带头。到农村去是对孩子锻炼成长有好处的事情。”后来,见有人对送自己的孩子上山下乡有抵触情绪,甚至偷偷地去医院找人给孩子开了有病的证明造假,父亲大为光火,甚至动了让正上初中的我下乡的念头,只是由于我和下乡的年龄规定相差太多才罢了。
印象中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一个春天,我们家来了一个陌生的客人。来者一见父亲,就双膝着地下跪了,泪水满面哽咽地一个劲儿地致谢。那个场面至今想起来都是令人动容的。原来这是父亲过去一位老战友的孩子。抗战末期,父亲的这位战友因为家里老人有病需要照顾,经过领导批准,脱离了队伍。“文革”中造反派说其是叛徒,受尽了非难。是父亲写了材料证明其不是叛徒,才保全了性命,更使得他们一家没有因此受牵连而遭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悲剧。“他不是叛徒,我是知道的。我是党员,不能昧着良心睁着眼说瞎话。”当时有好多人规劝忠告,甚至是威胁父亲别写这个与己无关的证明材料,父亲义正词严、掷地有声地这么回答。在那个好多人明哲保身,胆小怕事的年代,父亲的这个实事求是的做法是很难得少有的。
父亲的一生都是兵。他老人家离开我们已经有40个年头了,虽然没有给我留下什么丰厚的物质遗产,可是,父亲这名共产党员的精神和品格深深铭刻在我心中,潜移默化地影响鼓舞激励着我在生活的道路上光明磊落,以诚待人,充满信心地勇往直前。
“我是一个兵,爱国爱人民,革命战争考验我,立场更坚定……”此刻,父亲生前最喜欢唱的这首歌又响彻在我的耳畔,吸引着我情不自禁地跟着哼唱起来,不知何时已经泪流满面……
(完)

编辑:寒烟 子墨
编审:慧玲 思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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