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     荣    烈      属》

文/王安德

很小很小的时候，在我的记忆里，我家大门左上角的框框那儿，用四个小锣钉订着一块很小的兰色牌子，牌子上有四个字“光荣烈属”。

“光荣烈属”的牌子挂在那儿，十分耀眼，我并不知其中含义。

平日里，我可以看到，体弱多病的婆婆经常搬着小板橙，手里拿着洁净的湿抹布，反复地擦去牌子上的尘土；我经常看到，一天天变老的婆婆，一个人独自站在门框旁，眼泪汪汪地望着那块牌子；我也经常看到，我的大娘，经常手牵手地将自已的儿子带到这个牌子下，一遍又一遍地滴沽着什么。

年复一年，我在渐渐长大中，终于明白了其中的含义。

村里有人说，婆婆是个疯子，更是个傻子。可在我幼小的心里，婆婆永远是那样的伟大和可爱。

过个年，过个节，公社来了几位干部，在大队干部的陪同下，走进这个并不平静的小院，看望和慰问婆婆。还带来少量的慰问品和慰问金。

特别是过春节，大队还派人敲锣打鼓，燃放鞭炮，给我家的门框上贴上喜庆的春联。

一年又一年，我在父亲的言谈中，知道了我的家是一个红色的家庭，是一个革命的家庭。

一年又一年，我看到了非常幸福和温暖的时刻，感受着亲情带来的快乐。

一年又一年，我在不断地找寻“光荣烈属”后边的故事，终于有那么一天，我在父亲厚厚的文稿中找到了一段历史的回忆。

王醒民，我的伯父，一位山区小学教师，为了韩城的解放，他借用教师这一特殊身份做掩护，加入韩城地下党，秘密为地下党的活动传送情报。

韩城第一次解放后，他由嵬山脚下的关圪崂小学调回北头小学，继续进行党的情报传递工作。

伪县长赵玉琳叛逃后，从合阳反扑韩城，并围剿韩城地下党和韩宜游击队，组织考虑伯父的安全，尽量减少党的地下活动。

但是由于叛徒的叛变，出卖了很多地下党。我的伯父王醒民就是在这次反扑中，被关进了牢房。

1948年3月6日，赵玉琳叛逃前枪杀17人、其中共产党员10人。伯父王醒民就是其中之一。

这就是震惊韩城的“血染濠水河事件”。

"光荣烈属"的牌子虽小又很轻，但它在我们家人的心中永远有千斤重。

这块牌子背后的历史和故事一直沉甸甸地压在大娘和大哥的心里。

伯父牺牲后，家里一片狼藉，短暂的悲伤后，大娘毅然扛起了生活的重担，农村女人的坚强而不屈，从不畏惧苦难，她默默承受着丈夫去世后带来的伤痛，在这个穷村僻壤，贫瘠土地上，含辛茹苦地把烈士遗孤养育成人。

一年又是一年，我们兄弟都长大成人，明白了“光荣烈属”牌子带来的辛酸。

那些年，伯父的唯一儿子，在春节、清明节日之际，会带着我们去扫墓、祭祖。

跪在先祖们的坟墓前，他一次又一次叮咛着我们“这是爷爷的墓，这是婆婆的坟”，唯有一处看似不像墓坟的土堆，他长跪不起，轻轻地抽泣着。

“爸爸，儿子看您来了，爸爸……”

瞬那间，我又一次明白了，什么是红色家庭，什么是革命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