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宁有个村，叫“大钟寺”。大钟寺就在洛宁老县城北边的坡根，离老县城不过一里左右。
那一年，来了一群当兵的，要和老百姓在大钟寺前广场上联欢。于是，县城附近的老百姓，三个一群，两个一伙，带着长凳子，搬着小椅子，都来到大钟寺广场。
当兵的在广场上拉起一道白布，搬出一个匣子。摆弄了一会，白布上便出现了许多和真人一样的“人”。白布上那些人，干啥的都有。推车的，挑担的，骑马的，坐轿的，来来往往，不停乱动。老百姓从没见过那布上会动的人。个个惊奇，人人稀罕。一会儿，当兵的把匣子收起，布上就什么也没有了。
大家回家的时候，一路议论纷纷，都不知道是咋回事。有的甚至说：“人家当兵的，把鬼祭活了，装在匣子里。需要时，放出来活动，不需要，就又把活鬼收回到匣子里”。这话让听的人毛骨悚然，吓的人睡不安稳。
这是老一代讲的真实往事。
后来，才知道，那是“无声电影”。据《洛宁县志》记载，1926年，“冯玉祥部属梁冠英师长，率军经过县境，联欢期间，放映一部无声电影，观者甚众”。这是洛宁最早的电影。那时，县城百姓从未见过电影，自然议论纷纷，胡乱猜测了。
到了1936年春天，国民党军队路过洛宁，又在大钟寺广场放咉了一场“有声电影”，这让大家更感到无比神奇。不过，从此，县城的老百姓知道了“电影”这种新鲜事物。
时间很快到了抗日战争时期。1943年，日军由开封向西进犯，当时的省政府西撤。在洛宁县城和大钟寺各放映一场名叫《保卫家乡》的电影。从此，百姓对电影不再陌生。后来，1947年，国民党驻军又在县城多次放映电影。
新中国成立后，县里成立了电影队。在县城西北隅，文化馆东边，设了个电影放映场。电影场是露天的空旷地，四周有六七尺高的土墙围着。人们看电影需要自带凳子，没有凳子的就站着看。
电影是公演卖票的。电影票五分钱一张。那时人贫困，尽管钱不多，许多老百姓也舍不得花钱。鸡蛋二分钱一个，看场电影，把鸡四五天下的蛋都看没了。尽管如此，电影还是很快发展起来。
大人可以不看，可娃子们不行。想看，大人又不给钱，于是便想办法。
一种办法，是在电影场门口反复观察，等待时机。见验票把门的稍不留神，便“腾腾”快跑几步冲进去。验票把门的又不能离开，只好放任不管。另一种，是看见有大人拿着票进门时，便悄悄拉着那个大人的袄襟，尾随其后。把门的以为是大人带的小孩，也就不再追究。还有一种，是干脆翻墙。放映场围墙东北角，有一处围墙低。小朋友们，便你踩着他肩，他凑你上墙。上到墙上的，再拉下边的上去，然后一同跳下。
后来，翻墙的人多了，电影队便派人专门在围墙内来回巡视。抓住翻墙的就扭送出去。然而，孩子们眼尖，见厕所没人巡视，便到厕所围墙处翻。有时候，不熟悉环境的孩子，从墙上跳下去时，站不稳，一只脚掉在茅坑里，也是常有的事。为了看个电影，孩子们也付出了代价啊！
那些胆小的娃子，便在门口等。等啊等，等到电影快完时，门口就不再有人把门验票了，叫做“放水”。一“放水”，门口大人小孩一拥而入，能看十几分钟放水电影。电影啊，你咋恁吸引人呢！
这一时期，《永不消逝的电波》、《战上海》、《渡江侦察记》等战争影片，《乔老爷上轿》、《杨乃武与小白菜》等古装影片，为县城百姓提供了不少精神食粮。
后来，老县城有了“人民大会堂”。里边座位一层比一层高。电影便在人民大会堂放映。《朝阳沟》等影片都是在会堂上映的。那一年，朝鲜影片《卖花姑娘》轰动县城，昼夜不停，轮场演出。影片中的苦情，让许多人带着手巾进、擦着眼泪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开大会和演电影多在洛宁二高中操场。当地驻军，军民同乐，几乎每星期都在操场公映电影。这段时间，《红灯记》、《沙家浜》等“样板戏”以及时政新闻片，都在操场演出，成为百姓唯一的文艺享受。
随着县城范围的扩展，洛宁新城建成了“新城影剧院”。放映电影的中心便迁往新城了。电影也由黑白变为彩色，由一般屏幕发展到宽银幕。在新城影剧院，《妈妈再爱我一次》同样煽情成功，县城到处唱起《世上只有妈妈好》。另外，《望乡》、《红楼梦》、《少林寺》等影片，都曾让县城百姓轰动一时。
随着电视机和“家庭影院”的普及，人们足不出户就能看到各种信息，电影逐渐衰微。只有放映队在各村各社区巡迴演出，观看电影的人也少了许多。
时代前进的步伐，加快了人们意识的变改。曾几何时，一种新的放映形式在县城出现。“影视城”成了年轻人经常光顾的场所。“立体电影”也随之诞生。生活片、爱情片、科幻片、卡通片、武打片、恐怖片五花八门。虽然票价不菲，每场每位几十元甚至上百元，但场地舒适，又不论观众多少，都按时开演，很是方便。观众少的时候，甚至可称为“包场”，适应了年轻人的心理需求。对年轻的情侣来说，电影内容无关紧要，清闲享受成了主题。
现在，县城的百姓，是不是又迎来了一个新的影视春天？
作者简介：金玉国，男，县城人，大专学历，1945年生，中学高级教师，洛宁县"教坛明星"，曾在《洛阳日报》发表《特殊考场》等，《我的老师》获洛阳日报征文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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