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是和虱子连在一起的。
初冬的太阳刚刚下山，家里就生火烧炕了。点着干草，燃着劈柴，红光对着门外的落霞，很好看呢。奶奶早做好了饭，只等干农活的人回来吃。等到天黑还没见人影，就木木地看着鸡鸭跳上门槛挤一疙瘩屎，呆呆地进了圈。炕洞上挂着黑铜壶，水早响了。奶奶说：“你将来好生念书吧，看你爹你爷做得多可怜。”叹口气，把我揽进怀里。我知道，她要给我逮虱子。
好像我的肉很甜似的，总爱长虱子。奶奶喜欢给我逮，我就懒得自己动手了。奶奶的两个指头塞进我的头发，轻轻地摸索着。一旦摸着了，便将拇指一翻，就地压死；也掐疼了我的头皮，免不了吱哇一声。于是，奶奶改革了死刑方法：用火烧。不一会儿，奶奶又逮了个虱。“好大的。”她将虱丢进火坑里，烧死球了。虱死的时候，总是有响声。如果是崩的一声脆响，奶奶就说：“明儿是个好天气。”如果那响声跟自行车跑慢气一样，带个滋溜尾音，奶奶则说：“明儿是个阴天。”至于次日的天气是否跟奶奶的预测相同，那我可没记住。不过当时，我觉得很有意思。每逮一个大虱，奶奶和我都要高兴一阵子；每听一声火葬虱子的脆响，心里就有说不出的安慰。我久久地看着火炭，看着上面那烧过虱的小黑点，直到小黑点渐渐变红，最终消失。虱子真好。如果某天晚上没有逮着虱子，我就觉得自己做了错事，对不起奶奶。晚上睡觉，梦见个跟我一般高、一般大的虱子。
我进学堂了。
有一天，我们请老贫农毛大伯讲课，也就是忆苦思甜。毛大伯嘴很大，好像一使劲，脑袋就断成两截。我坐在前排，毛大伯的唾沫星点到我的唇上，有股旱烟味。他说，过去，大年三十，他还给朱大头背盐，吃尽了苦头，人家才给他一篮红薯，还不够跑路的草鞋钱。说着说着，哭子。
“打倒地主朱大头！”
坐在讲台下的老师领我们呼口号。
毛大伯擦了眼泪，又说，大家要爱惜粮食，粮食是养性命的。说有一次，他在茅厕板上发现一块柿子皮，捡起吃了。“这有啥脏的？没有大粪臭，哪来五谷香！”他还要我们爱惜粪便，说他下地干活或出外，从不乱拉乱尿，总要夹回自家的茅厕；实在夹不住了，也要浇到庄稼根上。“不能浇得太近，不然烧死了！”说着——
他把手塞进衣襟，从里面摸出个虱来。他将虱放到讲桌上，欣赏了一下，便用拇指甲掐了。这是我听到的最响的掐虱声。或许是受了感染，我的身上也痒痒起来。教室有了骚动，板凳吱吱响。回头一看，大家都在身上摸虱。
老师拿眼睛瞪我们，立即呼口号制正：
“向贫下中农学习！”
下课后，大家都议论虱子，并为每一个人都逮着了虱而自豪。可是我们发现，朱大头的孙子朱小狗的脸色不对。经过盘问，他果然没逮着虱。我们愤怒了，骂声狗杂种，就把他拉到墙根上，从两边往中间挤，直把他挤得哭了，尿到裤子上了。放学了，我们走在大路上。想起朱小狗，不由得生气，就把他抬起来，打算扔进河里。他吓得四脚乱蹬，直道：“我有杏子！我有杏子！”想起他家那又大又甜的黄杏，我们直流口水，便放下他，要他第二天给我们带杏子吃。
暑假到了。假期的内容是：打猪草，捡柴禾，放牛羊。早上起来，也不洗脸，揣两个烧土豆，厮跟着小伙伴们，上了山坡。各人干各人的活儿。牛羊不听话，到处跑。害怕它们吃庄稼，我们就将尿攒起来，浇在一片丰茂的草丛里，牛羊们就在那乖乖地吃半天，一直要把草根拔起来。牛羊们喜欢吃尿，就像有钱人喜欢喝茅台一样。听得空中大声响，就仰起了头，一直把飞机看到没了踪影，呆呆地，好久好久，没人说话。听老师说，世上还有汽车，还有火车；但我们没见过，只能想象，觉得那也许好玩。我们也有玩的，玩小鸟，玩蟋蟀，玩萤火虫，玩水。没啥玩了，就玩身上的虱子。
我们把虱子逮下来，放在石板上，看它慢慢地蠕动，然后掐了。掐了再难摸到，实为供不应求。我们打赌：谁若贡献不出虱，谁就去替大家打猪草，或捡柴。有一次，只我一人捉到虱，实在高兴，他们三个就替我捡了一捆干柴棒。可我去撒了泡尿，回来却发现石板上的虱不见了——他们便不给我打猪草了。隔了一会儿，宝蛋摸出个虱来，得意洋洋地说：“这回呀，你去给我打猪草。”我一看，这虱很白很胖，脊梁发红，分明是我身上的虱，被他刚才偷了去。我骂他是贼娃子，他一挺肚子：“日你妈，你狗日敢骂老子！”三下五除二，我俩打了起来。另两个劝开我俩，说：“咱就这一个虱子，争啥呢！”于是，捡个乒乓球大的石块，将虱压住，然后去干活。干完活回来，取开石头，那虱还能跑动。我们都很吃惊：老师不是说过，蚂蚁是世界上的大力士么！
上中学的时候，才知道虱子是种肮脏的小东西。谁要逮了虱，那会遭人耻笑的，特别是女孩儿的耻笑。女孩儿的耻笑最使我们伤心。
学校办有农场、牧场。我们种地，我们放牧。我们没饭吃，没肉吃。虽说学校离家几十里，可我们多半不住宿，因为饿得慌，都跑学。放学就往家里跑，抓住什么就往嘴里塞什么。肚子鼓圆了，又往学校跑。临到学校，三两泡尿，肚子早扁了。有一次回家，进灶房就揭锅盖，见一黑蛋滚进糊汤锅里：是鸡屎。权当没看见，伸手抓出来，甩了，一气吃了四大碗。好多学生受不了，家里也供不起，退学了。
退学就退学吧，反正一星期只上三个半天课。说是上课，却不用课本，只念报纸或《红旗》杂志。每个团员都得订《红旗》。很多字认不得；老师摇头念，我们晃脑听，懂是它，不懂也是它。
坐在前排，听不懂，没意思，我就溜到后排的孙贵桌上。孙贵个头很高，曾参加过县上的运动会。没人愿意和他同桌，因他爱放屁。饥屁冷尿热瞌睡，此话实在有理。何况孙贵的屁放得极为出色：想啥时候放，就啥时候放，想放几个，就放几个；而且音调、强弱、长短都不雷同。老师拧过身，在黑板上写“批儒评法”几个字，法字刚写三点水，就听个炸屁响起，好像屁眼儿破裂了。教室哄起来，男生拧过头瞅他，女生捂着嘴，脸贴桌面地窃笑。只有两个人不笑：一是老师，一是孙贵。特别是孙贵，正襟危坐，一脸严肃，好像要接受某个庄严的任务。老师不好说屁字，只让大家注意课堂纪律。等安静下来，老师继续念社论时，孙贵却嗤嗤发笑，大家又车过头看他。老师只好停下，说：“屁是不值得笑的。干吗要笑屁呢？实际上，放屁和打嗝一样，是人的正常的生理现象。由于屁是从那个不干净的器官里冒出来的，所以有臭味，所以是种不文明行为，尤其是在公众场合。希望个别同学克制一下。人要自尊自爱嘛。”说完，接着念那天书般的社论，并不曾看孙贵一眼。孙贵坐不住了，站起来说：“报告老师，屁是我放的。”教室大笑起来。“承认了就好，以后注意些罢。”
老师本来不想纠缠这个，可孙贵又说：“我克制不了。”原来，孙贵在县上参加运动会时，被省体院的一位气功教授发现了。那教授觉得孙贵聪明伶俐，又长得可爱，就给他说了一套简单的练气功的方法。加之孙贵十分羡慕运动员顿顿都能吃肉夹漠，所以就没死命地练气功。只可惜再也见不到那教授，气功练歪了……听了这话，老师说：“那你放的屁一定不臭。”孙贵慌忙答道：“是呀是呀！”老师又说：“那是假屁，是你练气功练邪了。气在人体内走的是个圆环路，你练的气没有沉入丹田，在该沉丹田的时候却漏了……这可以纠正过来。你以后练的时候，到了关键地方，就默念‘请回去、请回去’，准能见效，这叫意念控制。本生意，意生气；意制本，本导气……”后来孙贵就照老师说的去做，果然很少放屁。
可是有一天晚上，我们偷了校园的苹果，几个人正在悄悄地吃，孙贵来了，也要吃。一个同学说：“孙贵，你要是能一连放十个屁，就给你一个。”听了这话，他就闭上嘴，憋了气，眼看天花板，一连放了十个小屁。显然，他是把一个大屁分开、节约施放的，最后一个小得几乎听不见。我们给他一个苹果，他两嘴就吞了，连核也没吐。
吃得有点噎，他的眼里闪了一下泪光。
我坐到孙贵的桌上——因他爱放屁，没人跟他同桌——有点后悔，怕他的屁影响了我。还好，没啥响动。可是，我却发现个异常现象：孙贵在逮虱。
他从衣袋里拿出个用完了药的青霉素小瓶儿，将逮来的虱放进去。我发现的时候，里面已有七八个虱了。好在老师正念到“林彪笑话孔老二”的地方，我就悄悄地问孙贵：“你把那东西装瓶里于啥呀？”他说：“节约闹革命么。我爹每逮了虱，舍不得掐死，拌到鸡食里，喂鸡。我学我爹呢。”他还说，现在人都没啥吃，还顾得上鸡？不喂鸡呢，又没啥换点亮油。我很想给他摸个虱，可摸索了我手能去的地方，也还是个惭愧。
在给附近的生产队修大寨田的时候，我们想着法子偷懒——多半以拉肚子为借口。我们轮换着，三三两两地躲进石凹里，仰卧看云，看鸟，看树上的蜘蛛。想起孙贵，就逮个虱送给他。起初，孙贵对于我传播了他的秘密，很为不高兴；后来，见同学们都真心实意地把虱献给他，就挤出两个屁来答谢我们。
后来，孙贵的父亲夜里给牛添草，跌残了腿；孙贵只好提前退学。走的那天，他早早地来到学校。他把我们几个好友叫到校外的水井边，从内衣掏出一颗熟鸡蛋，用小刀匀给我们每人一等份。
我们都没说话。
这时，老师来了。孙贵很尴尬，因为手里没有鸡蛋给老师了。老师一笑，递给他一个玩具算盘，说：“孙贵，我也没啥送的，你把这个拿去吧。你也上了中学，可还不会打算盘……也怪我。”
孙贵接过算盘，不敢正视老师。
也许是为了宽松气氛，老师忽然像孩子似的顽皮地说：“孙贵，给咱放几炮吧！”
然而，孙贵迅速看了我们一眼，终于没放出屁来。他走了。天上下着蒙蒙细雨。雾很大，很快就看不见他了。
毕业后，我就回乡劳动了。天天啃泥巴，撬石头，累得倒进猪圈也能大睡，哪还有精神洗脚洗澡。这个时候的虱子最多，可我却没什么感觉。只是逢到夜晚开批判会，才想起摸虱，那自然是消遣。
后来大学开始招生。我因实在吃不下劳作的苦，就在煤油灯下发愤成了近视眼，竟然如愿以偿了。
此后我想：再见吧，虱兄！
可是，忽然有一天，我们宿舍发现了虱子：一只中等身段的黑虱出现在老丘的白被套上。老丘虽说下了五年乡，但毕竟是城里人，又是厅长的儿子；显然，这虱不是他床上固有的。他用大头针将虱戳上，细心扎到桌面，问：
“谁的？君自何方来？”
大家立刻凑过脑袋，惊讶地欣赏着，好像欣赏一只来自南极的企鹅。接着，又各自跑上床，掀开被褥，长长地出一回气。
“今天宿舍都来谁了？”
大家七嘴八舌地说，早上来了个老太太喊叫洗被子，本宿舍无人洗。她只站在门外，就是身上有虱，也不会进宿舍的。接着，班主任来看望生病的志敏，班主任是党员，能长虱吗？午饭时，隔壁宿舍的团支书来借菜票，也不会带虱，因为他出生在本市卫生世家——代代开浴池。下午，胡斌的对象来了，但这女子是体操运动员，很难想象半裸的女体操运动员身上趴一只虱是种什么情景。晚饭后，心理学老师来征询授课意见，当然不会带来虱，因为毫无疑问，长虱的人是不配研究纯洁的心理学的。
看来，这只虱不属“外来文化”，是纯粹的“内部糟粕”。
“算了，算了，没啥意思。”
“别动！这涉及到名誉和血统的大问题，万不可怠而慢之！”
胡斌扶了扶眼镜，仔细观察起虱来。他有一种恋动物的癖性，演美国电影《动物世界》那晚，他父亲去世了，他依然坚持看完电影才去医院。单是达尔文的那本《物种起源》，他下的批语比原著还多。
“根据弗洛伊德理论，这是只母虱。”
我们十分吃惊，忙问原因。他正色道：“因为咱们是男生宿舍嘛。”
大家笑了笑，很快就转回破案的正题上。大家首先肯定这是“内部糟粕”，然后再分析它的最初故居。因为进门就是老丘的床，也许是谁进门就躺在他的床上，遗下作案物证。通过大家的语言暗示，我觉得他们都怀疑是我或肖虎身上的，因为我俩是农村人。但是，肖虎生病三天，躺在上铺没下来；我呢，进城三年来，早就异化了：每天刷三次牙，每周换两次裤衩，这他们都知道。何况，虱子从毛孔里出来的传说早被寄生学家的研究所摧毁。
悬案一桩。
第二天，刚好是古汉语的结业考试。教这门课的殷教授，五十年代曾去罗马尼亚讲过学（这一点，他几乎每堂课都要提到）。他给我们出的考试题是：用文言文写一篇不超过二百字的文章。写什么呢？我想了想，自己生在荒山野凹，没见过大世事，加之死也学不懂古文。忽然想到虱君，乃作《虱赋》一篇，其辞曰：
虱者，动物体表之寄生虫也。虱卵光洁，白比远星。壮虱如黑米黄蚁，捻之若葡萄。然察斯小虫，力擎其体九百倍，霸王愧矣！虱喜贫家——盖因人畜杂居，乃虱族繁衍之沃土也。沐日戏虱，黎民之大乐也；朝处夕伴，不寂不寞也。虱吮农夫之血浆，嘬村囡之膏脂，故其体蓄百味，乃上等之鸡食也。虱虽传斑疹而播伤寒，实乃救黔首于水火、我佛假度之大德也。世孕阴阳，虱怀优劣，乃辩证之一分为二也……噫唏嘘，美乎虱战！
在评讲作文的时候，先生批评了我，说我违背了传统的“文以载道”。先生还说文章要写美的东西，如屈原的桔子，沫若的银杏，杨朔的荔枝等，诸如此类能够引起美感。“当然啦，”先生对虱也并非全无兴趣。“魏晋风度也包含着虱，当时讲究一边捉虱一边谈玄。晚唐诗人李商隐也早写过一篇《虱赋》；现代文学之父鲁迅同样写过虱，阿Q吃虱……问题是，他们并非就虱写虱，而是‘以虱载道’……其实，洋人比咱们还爱长虱一一何也？乃洋人之体多毛之故也。我在罗马尼亚的时候……”
殷教授“学者”了一番后，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又把我的作文朗读了一遍，并指出句式单调，缺少变化，老是“X X者，X X也”。
参加工作后，因常常下农村，就免不了跟虱们打些交道。
——那地方叫羊角沟，两山夹峙，抬头看天，好像脑袋扁了。村长安排我住到刘石头家。刘石头是这个村唯一的千元户，是开拖拉机发的财。
见我来了，刘石头夫妇很高兴，也很难为情，因为我进门槛就踩了一脚猪屎。刚好吃饭，主人就端上一碗干巴巴的苞米糁洋芋糊汤。上大学前，我实在吃腻了这种饭；现在吃起来，却十分可口。我刚撬出一个洋芋，忽然从地上弹起一只黑猫，一爪子打掉了我筷子上的洋芋。猫爪子是白的，天却黑了。
点了煤油灯，主人领我进屋休息。妻子抱着孩子，孩子揪吮着她那松垂的奶子，娘儿俩去邻家找歇处。我和刘石头同床。我们刚进里屋，就觉一股霉酸味溜进鼻孔。两个长胡子的老鼠在板柜上摔跤，叽叽溜溜。见了人，它俩迅速跳下来，钻进了炕洞。刘石头掀开被子，说：“你先上床吧，我去关羊圈。”我一看被子，竟那么多虱。被里是麻黑色，油光光的。只有仔细看，才明自这被里原本是白的。上面布满了虱，如军事演习场上的小坦克。特别是被缝，一条线的虱，像步兵：正缓步前行呢。有诗为证：
两个老鼠鸣床底，一行虱子上被头。
刘石头回来了，我说，“家里有药粉吗？给床上洒点。”他说没有。“债多不愁，虱多不咬。”我想了想，就说：“其实，我家里也长虱，我小时候还玩虱呢，怪有意思的。”他说：“可不是么，虱子还救人命哩。”
下面，就是他讲的虱子救人命的故事。
这地方很穷，不通车，也没通车的必要。可是，有个人想发财，苦口婆心地说服了妻子，冒险从信用社贷了两千块，买了辆手扶拖拉机，到沟外的川道里跑生意。他自己不会开，雇了个司机，每月给一百五十元。生意不错，每月能净挣一百元。过了三个月的好日子。忽然有一天，拖拉机翻到崖底下去了；司机架到树杈上，住院花了八百多块，才救活。他妻子见状，心想这下没活路了，就喝了三包老鼠药。他急忙将妻子背到村医疗站。可赤脚医生那儿，除了几包祛痛片和避孕套外，别无他药。丈夫急得直喊：“救命呀！救命呀！”妻子紧锁门牙，直叫，“我不活了！我不活了！”赤脚医生摸着头，干看无法——就在这时，他的手从后脑匀上摸出个肥虱，一个天才的急救方法诞生了——“把她嘴掰开！”丈夫拼命掰开妻子嘴——“哈哈，给你吃个虱！”一下弹进她嘴里——“好你个——”妻子没说完这句话，就哇地一声大吐，食物们全倒了出来，足有半脸盆，还带有血丝呢……
“活了？”我问。
“活了。”刘石头答道
这太荒诞了。
“你瞎编的吧？”
“我咋能哄国家干部？不信你问我老婆——她就是那个吃老鼠药的人。”
说完，他倒头便睡。不一会儿，鼾声骤起，如沉闷的石磨。
可我怎么也睡不着，因为虱子对我的肉体发起了全面攻势。尽管，虱子咬人不及跳蚤凶恶，但多了也够受的。我决定大开杀戒，一旦摸着，即毫不含糊地掐死——有一回还是双响。指甲上的血蹭到肉皮上，黏乎乎的。但是，似乎越掐越多，那些没掐死的便以三倍的报复来袭击我。以至于使我觉得，好像有一串虱子手拉着手，倒栽着进了我的喉咙，跟他妈的猴子捞月亮似的。“老鼠捉大象，蚂蚁搬泰山。”我不由得想到这类不朽的格言：一切小生灵，只要团结起来，便会产生强大的力量。我的肉体又疼又痒，心里如夏天的粪坑。我自认失败，决定放下“屠刀”，不掐虱了；并竭力想些虱们的好处，以及我童年与虱们的深厚友谊……
果然，不太咬了，被窝里恢复了平静和温暖。不知这是心理作用呢，还是虱国也有既往不咎的文明风尚？
我在一片祥和的朦胧氛围中悄然入睡。我眼前出现了一片盛开的鲜花。花园里有一条珠玑铺成的甬路。我踏着甬路往里走去。迎接我的是一幢用玻璃建成的闪闪发光的房子。房前的台阶上立着一位鹤发童颜、皓齿明眸的老人。老人领我进到大厅，只见一只特大的玻璃柜子立在大厅中央。柜子里是一只大如猪、状若龟的虱子标本。老人指着它对我说：
“年轻人，你不知道它是什么吧？告诉你，它叫虱子。很久很久以前，像恐龙一样，它也在我们这个星球上消失了……”
作于1986年10月
发表于1989年4期《春风》杂志
1989年6期《小说选刊》转载
【收入《方英文小说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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