眩晕之因 

戴永久

 1979年，我国广大农村处于集体化生产时期，执行的仍是“按劳取酬”“多劳多得”“评工记分”的分配政策和劳动组织形式。几年过去，我家人口增多，劳动力减少，年年分配都是“出资户”。我在本地工作，家中的困难和矛盾可以随时尽力帮助调处和解决。

我奉调援藏后，九口之家的生活重担完全落在了年过花甲的父亲一人肩上。在思想和生活的双重圧力下，原本身体壮实的父亲，日见消瘦，伴之头昏脑胀。

有一次，他起大早到县棉麻公司排队出售自家养的一点蚕茧儿。排队等候的蚕农太多，中午时分，尚未轮到过秤。父亲焦虑，刚刚站起身准备向前挪动，忽然觉得眼里一黑，就跌倒在砖头地上。前后排队的人七手八脚地将他扶起来，给喝了几口凉水。随后好心的工作人员又送来温开水。

父亲休息片刻，渐渐睁开双眼，连说：“对不起，对不起！我怎么头一晕就跌倒了呢？”

收购站的工作人员招呼众人说：“对不起大家，先同这位病人称一称，怎么样？”

大家齐声说道：“好，没得意见。”父亲连声道谢，结算以后才忍着饥饿，拖着疲倦的身子慢慢地走回家。

还有一次，他到县组织部了解我在西藏的情况，走到东板桥头，忽然头一晕，眼前一黑，摔倒在地上。好心的行人连忙将其抱到路边店门外，有人到店里要了一杯温水喂到父亲嘴里。父亲苏醒后，谢过众人，刚想起身回家，时在县委办公室工作的姨姐夫丁家好正好从桥边路过，看到父亲后就将其扶到人民医院，在姨妹殷网珍的陪同下，对身体进行了全面检查。发现除有头晕症状外，其它并无任何异常，医生嘱咐，减少劳累，加强营养，补以药物，不必紧张。但父亲这病还是没法除根，不时发作，搅得家中人心惶惶。

 儿行千里，父母担忧。从未出过远门的儿子，突然远离家乡，在万里之外陌生神奇的世界屋脊背工作，情况难以预测，情感难以舍割，实属人之常情。当年，中越自卫反击战如火如荼，西藏与前线战场云南相距不远。“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猜测和顾虑连锁产生，父母当然感到担忧烦恼。再者，我是家中的唯一参加工作的孩子，是他们的精神支柱和物质支撑。这一切有形无形的思念，如阴云笼罩，像孤帆入海，使得他们愁肠百结，望眼欲穿。

原先“两耳不闻窗外事”的父亲，突然关心起有线广播。这不完全是关心国家大事，主要是听有没有西藏和“越战”的消息。继而又关注起国内新闻和舆论，碰到有关西藏或与我有关的传闻，不弄个水落石出，绝不罢休。为此，他还打破常规，不时跑到县委组织部和公社党委找人打听消息，了解情况。

那段时间，西藏风吹草动，相隔千山万水的父母胆颤心惊。一个说不准传不实的消息传闻，也会一石激起千层浪。不知是父母过于敏感，还是社会上人出于同情和好奇，一时间，关于援藏干部的传闻铺天盖地接踵而来。今日听说，西藏人野蛮，进藏人被砍伤；明天又听讲高原反应强烈，有人骑马摔伤；后天又据传，有人不小心被山上捉野兽的毒箭射伤；更为离奇的传说是，有一回我坐了飞机到家乡头顶上转了一圈，回来望了一眼。言下之意，死也瞑目了。

这些无稽之谈，捕风捉影，随意编造，张冠李戴，道听途说，根本经不起推敲。经过加油添醋，传得活灵活现，而且越传越神奇。这些嚼舌头的胡言乱语，像一颗接一颗爆炸力不等的无形炸弹，高密度、接二连三，在父亲脑海中不间断地连续轰炸。处在这种极度紧张的精神高压下，就是神仙也难以招架，更不要谈辨别能力毕竞有限的父母了。

家庭生活上的压力，也是常人难以想象和承受的。我进藏后，年过花甲的父亲独自担当九口之家的生活重担。当时三弟永旺、四弟小林、五弟小明及我的孩子戴路、戴信也都在上学。我爱人郑爱林，一个女劳力“拿魂”，二弟永发刚从学校毕业，到家算个半劳力，父母都六十开外了，自然是补助劳力。每到农忙季节，这三四个人起早摸黑，又是早工，又是夜工，“堂子里的灯笼——天天挂”，“阵阵少不了穆桂英”，仍然挣不足所需的工分。

当时农村实行“评工记分”“按劳取酬”的分配政策，按“人七劳三”的比例，“随粮分草”的办法来分配，我家只能认命，勉强分得保命粮草。工分少，平时分的粮草就不足；工分少，年终决算时就成为出资户；岀资款项不缴齐，全家的口粮就分不到手。所以，每到生产队分粮草时，父母就如过关。先是因工分不足，受人奚落，遭人白眼，饱受谗言，甚至等别家粮草都挑回去了，干部们也懒得和你接触。风风雨雨后分得的粮草，还需一点一点地往家搬。

那几年，郑爱林作为长媳终日默默无闻，忙里忙外，不辞辛劳地分担着父母肩上的家庭重担，照料培养两个孩子，吃尽了千辛万苦。援藏那年年底，我家总计出资三十七元五角八分钱。这在那“以粮为纲”，“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长资本主义苗”的大背景下，农民除去挣工分的“独木桥”外，别无其它财路。一家几个大劳力一年辛劳下来得个百儿八十元钱就是天文数字了，几十块钱的出资真的是卖儿卖女也凑不齐啊。

所以一直到大年二十六夜，县委组织部卞文晋部长同张沐公社的领导上门慰问进藏干部家属时，看我家中冷冷清清，缸内空空如也，过节物品踪影全无，忙将大队干部拉到一旁，询问原委。

大队干部乘机反应我家出资未清、不能分粮的缘由。卞部长听后，皱起眉头，连连咂嘴摇头，当下板起面孔对在场的公社、大队干部严肃认真地说：“请你们立即按计划将粮草如数分给他家。越快越好，不得迟宜，出资款项由组织上负责协调处理。如果有人再推三阻四，我就不客气了。”说完，一手将组织上给的三十元慰问金塞到父亲手中，一手拍着父亲的肩膀说：“戴爹，你儿子光荣支藏，你们全家幸苦了，这分不到粮草的事，你怎么不早说呢？请你不用担心，今后若有什么困难，尽管向组织上提出，总会想办法帮助克服和解决的。”

父亲千恩万谢地送走县、社的领导后，随即同二弟永发挑着箩筐赶到社场，将还没有捂得热的三十元慰问金，加上我刚从西藏寄到家的钱，凑足出资款，交到分工在我们生产队“大权独揽，小权不放”、原则性强、“认钱不认人”的大队干部手上。

可想而知，当年父亲一方面时刻牵挂远在他乡儿子的安危，一方面面对着那“无钱不起色”的煎熬，这超乎寻常的精神压力和生活困难，怕是造成父亲眩晕不断的最根本原因。事后组织部又是怎样同公社大队协调此事的，直到现在也一无所知。只晓得我援藏回来后，发现尚欠出资陈账，当年底就设法一并还清。人逢喜事精神爽。

我从西藏内调回来以后，父亲悬着近二年的心，一下子放了下来，吃饭香了，睡觉甜了，说话响了，走起路来也有劲了，常年紧锁的眉梢也舒展开来了，原先因患直肠息肉磨擦，大便带血而日见消瘦的身体，经服用中药和滋补品后，也日见好转。一晃半年多下来，原先一有风吹草动就发的眩晕症，也跑得无影无踪。

我深有体会，父亲染病起伏变化的原因，精神包袱和经济负担是最直接，也是最根本的祸因。其实，生理眩晕并不是怪事，找到病根，改善环境，予以调治，很快能振作起来。人性眩晕，不只是怪事，还应是令人可怕可恨的事。幸好，这样的人很少，越来越少。于是，社会光明。

个人简介：

戴永久，男，汉族，1944年4月出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曾任小学教师，5个乡镇党委书记和县、市两个部门负责人。2004年退休后从事文学习作先后在＂江苏生活快报＂＂江苏散文报＂＂山西科技导报＂＂泰州晚报＂＂姜堰日报＂＂溱湖＂＂罗塘＂等报刊杂志发表散文等文学作品100余篇。现为江苏省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