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安然

       我童年时的高家烧锅是个大村，人丁兴旺，搞个会战啥的，特有气氛和规模。就是有一个那时候的通病：文化生活太少，与文化挨边的只有偶尔一次的露天电影或野台子戏，还有过年时的大秧歌。

       多少年后我还在怀念着当年的秧歌。那时的秧歌才叫大秧歌。一个秧歌队至少有一百多号人。每年年前就由大队组织了起来，排练半个多月，练熟了就进了正月。先是拉上队伍去附近的各大队拜年，然后还要上公社参加汇演和比赛。办秧歌是每个大队过年期间的重要工作。所以，年年都搞得轰轰烈烈，热热闹闹，表演形式上年年也都有所创新。

       其实扭秧歌也是一门艺术，高手扭起来，也像武术一样讲究个手眼身法步。有一年大队让张月英、陈桂芝两个小姑娘在秧歌队前面带着扭。也不知道她们在哪儿学的，一招一式如行云流水一般，轻盈、灵动、默契。她俩就象两只大蝴蝶，时而纷飞，在队伍前面翩翩跹跹；时而又演绎成梁祝，多情地互动，一扬扇子，一回眸，又有彩又生辉！村里还有一位叫孙嘟嘟的人也有一手绝活，不，是一身的绝活，他能扭得全身都动起来，无论脑袋还是肩膀，都是旋律都是点儿。他只把一条彩带搭到两肩上，随着秧歌的调儿，或手，或臂，或肩，带着头连着胯，踩着节奏点儿，嘚嘚嗖嗖、欢欢喜喜地就扭开了。其实，严格地说他扭的不是秧歌，更像是另一种新鲜的舞蹈。霹雳舞。如果当时他的舞蹈就此传播开来，也许他就是中国霹雳舞的第一人。

       东北的秧歌起码有几百年的传承了，在这过程中既有对其他艺术表现形式的兼收并蓄，也有自个儿的独特创新。就说踩高跷吧，这其实是人们创造出来的最高难的一种秧歌舞蹈形式。因为太耗力，所以这个活儿基本都是由男人来承担。高跷就是一根木棍，一般是一尺到两尺长。也有长达三尺的，不过玩三尺的必须是专业的表演，普通的庄稼人、普通的场地都不行。人只要上了高跷就不能杵在那儿，不动就站不住，就必须不停地走，不住地扭。农村冬天里地上大都是雪，有的地儿还难免有一溜子一溜子的冰。踩着高跷走上去，稍有不慎闹个前趴后仰，后果就不堪设想。踩高跷的队伍很打眼的，离老远就听到鼓乐喧天不说，还见到这好几排的巨人扭扭哒哒地过来，于是，人们便都不自主地奔这场面涌过去。

       跑旱船也是秧歌里的一种舞蹈表演形式，舞旱船的多是男扮女装的大包头，纸糊的旱船一定要尽其可能地鲜艳和好看，舞者站在旱船中间，两手握持住船舷，随着鼓乐舞蹈。旱船舞有很高的难度，既要表现出渔人迎风斗浪的艰辛和勇敢，还要展现出渔娘在生活与奋斗中的娇美和乐观。旱船舞里至多两艘船，在秧歌队的前面或后面。从秧歌的名称以及旱船舞等艺术形式上不难发现来自南方鱼米之乡的遗传元素，只是到了东北，当地的一些火辣辣的表现方式很直接地融入了进去，进而形成了具有鲜明东北风味的大秧歌。

       过去传统的秧歌里都少不了包头。毕竟扭秧歌的人里男多女少，阳盛阴衰，秧歌队就给一些大老爷们脸上擦胭涂粉，再用包袱皮包上头，插上五彩缤纷的绢花，他们就摇身一变成了二八佳人了。这些扭秧歌的人一扭起来，满头的绢花就颤巍巍地跟着动；腰里系着彩带，那彩带一端还在左手里舞着，舞起来宛如一道道漫天的彩虹；右手里摆着扇子，摆起来就像一只只硕大的彩蝶翻飞。呀，在这冰天雪地里，真的好似春天乐颠儿地来了呢！

       秧歌队伍的前面还有拉扇儿的，那是打头儿的，是秧歌队的总指挥，后面四溜大长队的人都看着他哪。他手里的扇子一摆，或队伍变个队形，辫个蒜辫，或变个舞曲，或加快节奏，无论扭着的的还是吹喇叭、打鼓的都必须跟上点儿。有的地区非常形象地把扭秧歌称作浪秧歌。这绝对是个艺术和形象的说法。秧歌，扭的就是个浪劲儿，拘拘谨谨扭出来的也不招人看。最好看的是几支大秧歌队遇到一起。遇到一起就都起劲儿，互相比着。比着比着，节奏加快了，整个队伍情绪激昂起来，打鼓的恨不得抡圆了鼓槌，打破了鼓皮，咚不咙咚咚咙咚！吹喇叭的腮帮子鼓得溜圆，滴儿啦哒滴啦哒，半天缓不过一口气来。队伍里扭的人，尤其是排在队伍后面的人，手上忙着舞摆，脚下忙着捯饬，一时跟不上步，就会被队伍落下。那场面，着实紧张和热闹。

       打鼓又叫打大鼓，鼓面大约有一米多的直径，一鼓槌擂下去，站在附近的人会感到心都被震得颤动。打鼓的好鼓手姓王，是个聋子。我不知道他是打鼓震聋的，还是因为聋了才去打鼓的。村里数他打鼓技术高，年年秧歌队都请他。他对鼓点掌握得非常到位，啥时舒缓啥时激昂啥时把场内气氛擂起来，从不会乱了鼓点。到需要打大场的时候，老王头那狗皮帽子的帽耳朵挽起来，一脸紧绷，那鼓槌一下下能扬到肩膀头，能把别的鼓音都盖下去，一副霸者在此舍我其谁的气场。

       喇叭匠子有两个，老喇叭匠子姓吴，带着他的徒弟陶运才。冬天天寒地冻，故此喇叭匠子都缝一个棉护手套子，喇叭从套子里穿过，两手在套子里操按着喇叭眼。自认为干这行的必须要底气足。紧关节要的时候，要一气吹半天不得换气。每次看到老喇叭匠子两腮的皮肤皱纹纵横，像褶褶哄哄的老橘子皮似的，我就想那是不是吹喇叭吹的。吴喇叭匠子是个五保户，冬天别人都戴大帽子捂个严实，他就只戴一只酱色的瓜皮小毡帽。也从没见他有过笑模样。据说年轻时他也有老婆孩子情人什么的，后来不知怎么就都没了。老人们也说不清他的事。我只记得他一直自己一个人住在我家西南的两间小土屋里，没事也不出门。他和大人、小孩都不愿交际，我们再淘也不去他家玩。夏季无事时，偶尔听他在屋里吹喇叭。他吹的喇叭倒是有很多人爱听，什么《满堂红》、《老三点》，总像喇叭里有人在唱歌。有时喜兴，叽叽喳喳地像鸟在清晨的树林里鸣叫；有时情感饱满，歌声就像空谷里袅袅不绝的回音；有时悲悲切切，好像喇叭声里都能滴下泪水儿来。

       吴喇叭匠子病死在自己的小屋里好几天才被人发现。后事是大队张罗办的。他也没什么家当，人们就把那只陪了他半辈子的铜喇叭做了他的陪葬。

       此后再办大秧歌的时候，只剩他的徒弟陶运才陶大喇叭一个人了。陶大喇叭底气更足，吹得也狂，会的曲子也多，一般人和他搭不上。实际上只有他一个人也够了，每年的秧歌大赛还是他的喇叭镇场子，别的大队几只喇叭也吹不住他。

       本来以为那里的文化生活就一直这么过下去，而我们的秧歌也一直这么浪不丢儿地扭下去。然而十六年后我再回到故乡高家烧锅，这些都已成了过眼的云烟。即使我是刻意过年时回去，并反复提起当年的谁谁秧歌扭得浪，谁谁鼓打得好，谁谁喇叭吹得神，那里的人却都显示得很漠然。更年轻的甚至指着电视里的秧歌表演，问：“比他们扭得还好吗？”现在早没了过去的大秧歌，有的只是群众自发办的小秧歌队，猫冬儿的人们象城里的大妈那样，聚在一起活动身子骨，锻炼锻炼身体。问到陶大喇叭，他们说还在吹。我去看了看，是个年轻人。原来是陶运才的儿子。也算是继承了父亲的衣钵，外号也一并继承了下来。吴喇叭匠子的技术总算没绝，有了传承。再问起陶运才，人还在，只是身体不行了，吹不动了。不过还是有人说：恁段日子谁家办红事，还见他去赶川儿（讨钱）去了呢，吹了几声，人家就不让吹了，赶紧给钱打发了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