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辉煌”

       帝力于我何

我的父亲生于1912年，与民国同年诞生。新中国建立前，我家是贫苦农民，祖上留下的土地少，种地不足以生存养家糊口。爷爷就带着父亲到镇平县贾宋街租房做小生意过活，勉强混碗饭吃。在贾宋做生意大概不到十年，没挣到钱，就是顾个嘴。还好，新中国建立了，从商界说，父亲就是个做小买卖的商贩，连个小业主也摊不上；从农村看，我家地很少，那个时候要划成分，农民根据占有土地多少，划分成地主、富农、中农、贪下中农几个等级。地主、富农是阶级敌人，是专政管制斗争的对象。我们家自然是贫农，是国家政权的依靠对象。

要分地了，爷爷已经去世，父亲托家带口回到老家，分了几亩田地，就以种地为生了。父亲在外做生意，识得字。记得过年的时候，父亲也会拿起毛笔写几条“小心灯火”“新春出门大吉大利”的小条幅贴到墙上。那时候过年贴对联都是村里的识字人义务写的，没见过父亲动手写过对联，可能是他识字不多，字也写得不好，没人请他写对联，但是，在农村，父亲也是村子里屈指可数的几个识字人。

父亲是个热心肠的人，好朋友，爱结交，热心参与邻里之间事务，爱管闲事。1956年，走集体化道路，成立农民初级合作社，不知道是怎么弄的，还是父亲毛遂自荐，父亲成了合作社社长。或许是，父亲在外多年做生意，经多见广，又识几个字，更重要的是为人热情，又正值盛年，乡亲们推举的、或是上级工作组看父亲也是个“人才”任命的。还有一条重要原因，新政权建立，革旧历新，损益并在，很多“聪明”人，胆小怕事，怕引火烧身，不敢出头。父亲是个头脑单纯不会圆滑事故的人，他不会考虑太多，他想的就是为大家做事而已。做了社长，也就是农村干部了，父亲忙了起来。

一个新政权的建立，百废待兴，上边一道道政令颁布，要推行落实。我常常见父亲在村子中间的空地上召开社员（从那时开始，农民都称为社员了）大会，父亲站在中间的高地上高声讲话，我听不懂说些什么，记得父亲说的最多的就是“一定要照章办事”。在这个叫“东方红”合作社里，父亲是一社之长，父亲“辉煌”了。那时候，干部这个词刚引入中国，农村识字人奇缺，也不懂“干部”是啥意思，反正是官吧，就如旧社会的保长、族长吧。旧社会当保长、族长的都很霸道牛气，父亲这社长没怎么霸道，但是，父亲的一言一行也很“干部”了，因为村里的事情，他说了算。

在我幼小的记忆里，那时候就是会议多，父亲似乎一年头都是在开会。父亲不停的到上边县里乡里参加会议，回来了就是传达落实会议精神，说的是官话，打的是官腔，都是“照章办事”。找父亲说事办事的人也多起来，有办公事正事的；也有为家长里短找父亲评理的。县里来了工作组，也在我们家吃饭、指导工作，我们家成了“官府衙门”。

记得有一回，一个县里来的工作队干部是骑着自行车来的，那个时候能骑辆自行车，比现在开着低档小轿车都光彩，自行车扎在我家门口，引来不少人观看，同时显示的也是父亲的重要地位。父亲本来就爱结交朋友，这时的三朋四友格外有意套近乎。有来我家修锅台的、有来我家帮忙做农活的、有顺便捎带给我们买点东西的。总之，一天到晚都有人来找父亲，能跟父亲说上话的人，觉得很有面子。比如有人说，社长忙，托我给他家带包盐。说这话，流露出来的是与社长的不一般的关系，是父亲的近人，当然自己身价也提升了。

夏天，有社里瓜地看瓜人趁黑给我家送来成筐的瓜果，也不说什么就走了。心照不宣，集体化了，一切都是大家的，给社长送一筐瓜，也不心疼。看瓜这活，活轻松，自己能无限量地吃，连家人亲朋也能跟着吃，权大着呢，谁也不想丢手这美事，给社长送瓜果，想的是社长别把这活指派给别人。

父亲忙于社里的事，家里的事都落到母亲头上，母亲顾不过来。那时的穿的衣服鞋子都是家庭妇女手工一针一红线做的，做一双鞋要费很多天功夫。母亲是那种“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人，她不因“夫荣妻贵”，从不显摆，从不求人，自己的事情累死累活也要自己做。常常是天气渐冷了，我们的棉衣还没有着落，母亲还在没黑没明的纺线织布，为我们准备棉衣。我们弟兄三人顽皮，穿鞋也费，常常是母亲做不出来鞋，我们老穿着露着脚指头的烂鞋子。这时候，就有人悄悄地给我们送小孩鞋子让我们穿。那时我很好奇，为啥要给我们送鞋子呢？是他们穿不完吧。父亲忙到夜半回家是常有的事。有时候回来了还跟着几个人，来说一会儿事儿就走了。我最高兴的是，父亲带着几个人来家说事儿，还带回来一大块肉，放到锅里，架上木柴煮，咕咕嘟嘟肉煮熟了，满屋子香喷喷的，引诱得我也睡不下。事儿说完了，几个人就围着锅台吃肉喝汤，这时候父亲会往我被窝塞过来一块骨头让我也啃吃，真香。小时候的记忆，以后，我对啃骨头很有兴趣。

也有来者不善的。新社会了，法律规定男女婚姻自由。有一家养了个童养媳，人长大了，不愿与这家儿子成婚，跑出来和另一青年要求结婚，父亲同意社里出证明让这对青年结婚。于是，这家人找到父亲吵闹，骂骂咧咧的，几乎要动手。父亲说，这是法律规定，都要遵守。养童养媳家的一个大家族因为童养媳跑了，恼羞成怒，全体起漫闹得不可开交，因为有国法规定，他们不占理，最后无可奈何，不得不放手，也无法记恨于父亲。

父亲做事，如他说的，就是照章办事。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是大鸣大放大字报，鼓励给党和政府提意见。在村中央的一堵墙上，贴满了大字报，说些乌七八糟的事。那时我上了小学一年级识得几个字，就跑去看，记得最清楚的是一段顺口溜，“快板一打响叮当，东方红社里遭了殃，会计是个老阴头，保管是个老奸商……”。没有看到提父亲意见的大字报。集体化了，财产交到一起存放，会计、保管是实权人物，他们肯定会贪占，引起群众不满。看来这人性的弱点，给了机会，就会去贪。

也有例外，父亲就是“照章办事”的人，不会去贪占，从土改分田分房，父亲都是主持人，我家也有条件有机会分得地主老财的一间两间瓦房，可是，父亲把房子分给了那多穷人，我们家还是住在多年失修的两间烂草房里。从初级社到高级社，再到“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父亲一直是村官，职务也不断变动。

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农民集体吃食堂饭，集体劳动，传统的家庭养猪也办成了集体养猪场，父亲有一段时间是在公社养猪场当场长。这时候，农业生产急剧走下坡路，地里长不出来粮食，人们开始吃不饱饭，记得父亲还把养猪场的死猪娃拿回来让我们煮吃，缓解一下饥饿。不顾生产力发展的程度，盲目冒进，“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办不下去，社办的这场那厂办不下去。农村生产改为队为基础三级所有，父亲回到村里，任生产大队支部书记，处理大队事务，这个时间似乎不长，父亲就退了下来。

父亲为“官”后来的几年是做生产队队长。父亲从年轻时就跟着爷爷做生意，对种庄稼是外行，各种农具他都不会使用，让他做生产队长，计划布置生产是不适宜的，他肯定不能领导好一个生产队，社员们对他会有意见。到1964年开展“四清运动”，有几个调皮捣蛋的、平时出工不想出力的混混，还有家族派系的一干人别有用心，咬着父亲多占了工分。在四清工作队主持的揭发父亲“多占”，会上，几个乡村赖皮没脸没面地围攻诬陷父亲，父亲想不到这些平日里献媚讨好的混混，原来有这副嘴脸。令父亲伤心的是，从解决初斗地主分田地、“三反五反”运动、“反右”斗争、“拔钉子”运动，父亲主政村里，没有主持斗争过一个人，此时自己却站在了被斗争的位置上。父亲气极败坏地与之争辩，不承认有什么多占。上级派来的四清工作队，也都是城市低层干部抽调人员，也不懂农村的琐事，糊涂判事，好象清不出问题就没有工作成绩。

这时，我已在城里读中学，在乡村也是、个“人物”，周日回来，四清工作组还专门找我谈话，就是“划清界线”一类的话，中学生少年也不懂这是搞的什么运动，一句话没说。清来清去，诬说父亲多占了多少工分，算起来才值20多块钱，以此为由罢免了父亲的队长职务，还得退赔。父亲也老了，也不想干了。其实，这哪里说得上是多占？父亲做了十多年村官，为这个新政权的基层建立巩固，执行的都是上级指示，处理过多少风险艰难的事情，付出的额外劳动远远多出千倍百倍的所谓“多占”。退赔一事，我一直耿耿于怀，愤愤不平。

记得是这样处理的，我们一家五口人，住着四间烂草房，一间做灶房，一间正屋，五口人窝在两间小房子里，本来就很挤卡，让我们腾空两间房子做抵押退赔。这一年，母亲又生下妹妹，我们有六口人了，逼我们一家六口人挤到两间房子里住，挤不下，母亲在灶台前搭床睡在那里。学校放假我从市里回来，只好寄居他家。

父亲为村里操劳十多年，农村基层组织平稳了，国家平稳了，农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此时父亲却无容身之处，悲摧呀。这时，哥哥已经成人参加劳动，一家三个劳动力，挣工分退赔。好象是过了一年，被押下两间房子又还给了我们。又过几年，上边给父亲平反了，“多占”不提，退赔倒是真的。回想这事，我想到残忍二字。“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与人斗其乐无穷，什么逻辑。祖辈生活在一起的本家乡亲，撕破脸皮，斗起来毫无情面。把我们一家人赶到两间房子里，难道都笑了，高兴了？这个古老的国度，千百年教化的都是积福行善、与人为善、以和为贵，这人性怎么突然变态这样冷酷？交恶为荣，落井下石，六亲不认。以后离开家乡，再也不去留恋，与少年时代悲凉的记忆有关。

父亲老了，终于结束了“干部”生涯，随大流做农活，再不去参与村里的事务。父亲这样一个贫苦单纯的农民，做过小商贩，在这个社会大变革时期，凭一股热情，参与见证了这一历史进程，对于他，也算人生的一段“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