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梁成芳

新年的脚步声渐渐走近，新年老人悄然来到我们身边，大街小巷都洋溢着节日的气氛，红艳艳的春联同样能带给人幸福、欢乐、吉祥。一提起对联，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解缙、纪晓岚、康熙、乾隆、九岁县太爷，那些出口成章的才子，妙趣横生的对子。

其实，那些都是娱乐片里文人骚客故弄风雅而玩的一种文字游戏，真正的对联在民间。没有片子里那般风雅，民间的对联极普遍又非常实在。

过年呀，家家要贴春联，那春联家家各有各的韵味，也各有各的期望。一贴春联，那就是要过大年了。如果过年有哪家没有贴春联，那一定有你知我知大家都知的原因了。

在中国的寻常百姓家，春联文化的真正含义并不在对联的内容，而在于对联在大家心中承担的作用。

对联起于秦汉。从秦汉时起便有悬挂桃符的习惯。所谓桃符，即把传说中的降鬼大神“神茶”和“郁垒”的名字，分别书写在两块桃木板上，悬挂于左右门，以驱鬼压邪。

春联也叫“门对”、“春帖”。

门神每年是必须换的。故宋代诗人王安石《元日》有“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一诗。

桃符几度演变成春联，并普及千家万户，明太祖朱元璋功不可没，虽然那时刚刚坐了江山的放牛郎(娃)朱元璋是心血来潮，为的是家家贴一副红春联增加一点春节的喜气。可贴春联的习俗便从此延续下来。只是，贴春联的人除了想增加朱元璋心里那种相同的喜气，作为驱邪避灾门神的作用，在人们的心里永远存在。

有了这个期待与寄托，对联的内容也就不是最最重要的了。何况也不是到处都有诗人和书法家。

我小的时候，就见过许多颇有创意的对联。

有一次，我到奶妈那个叫当泉村的去走亲戚，进了村北的那座“紫竹仙轩”，穿过阁下的拱券洞走在鹅卵石砌成的旧街上，发现两旁的居家户门上贴着有趣的对联。红红的纸上，一看就是用树枝涂上的。上联是“毛主席”下联是“共产党”，门楣是“万岁”。

听曾祖父说，这还算是识文断字的，山庄窝铺不识字，又求不起人的，便用个小碗或茶缸边沿途些锅底黑，然后在红纸上盖几个圆圈圈，这就算一副对联了。不过，更有创意的，索性连茶缸也舍不得用，在地上抓一把树叶草根，蘸上锅底黑搅成的“墨墨”，在红纸上按出有规律的墨印来，让所有看到的人揣摩呀想呀。我想，如今那些抽象派艺术家的作品，也不过如此吧。

我的第一个对联作品是写给我姥娘(外祖母)家的。那年，村上能拿得起毛笔的两个退休教师均已故去，想写的人有，但大都试试探探，说怕写出来的字迹羞于面世，父亲虽是生产队的会计不断画制社员们的“工分表格”，可他不想写对联，就硬逼着我写，我不敢写，父亲就板起面孔说：“谁不是从不会开始的？你才十四岁，写不好也没有人笑话，写！” 我自己壮了壮胆子，没能敢先写自己家的，就从姥娘家的开始，我想起了于家乡里前沟(于家九队)舅舅家窑洞住房的方位座落，同时又想起了平时人们调侃的一副对联，就信笔写了出来，也无从感觉内容和格式的对仗及平仄。记忆犹新的上联是“家住朝南小北房”下联是“通风明亮又朝阳”，横批：“一家好人”。父亲的交待是：春联讲究平仄，平是一、二声，仄是三、四声，一般上联的最后一个字一般是仄声，下联的最后一个字一般是平声，这样读起来才顺口。末了将对联打包等腊月二十八送到姥娘家。那时虽年少，父亲对我极端信任，作品没有经过“安检”，除夕张贴时才发现了内容，可是一切都晚了，再更改连红纸都没有地方买了。

虽然这副对联是外甥写来贴在姥娘门上有些不恭，但毕竟没能被扯入政治，可父亲的谨慎日日提到了喉结，而让我挨了一年的数落。

如今想起来过去的那些春联趣事，也不能仅仅抱怨那个时代的文化人少，或是怪怨日子太穷。现在的人有使不完的钱，有的是文化人，然而你却挑不出一副独一无二的对联，如果停止了印刷那些千篇一律的市场上现现成成的对联，如今的文化人又有几个能拿起笔来书写一副真正属于自己的春联来啊！这不能不说是当今文化的一种悲哀。

现代人哪，生活把许多东西都变成了一个模子，春联也就没有了自己的个性，失去了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