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宝鱼（1930年阴历6月19日一一2021年4月20日凌晨零点58分）

我的农民朋友    

 47岁那年，缪荣株失去一只眼睛退二线后从事写作。至今，他出了3本书，先后在 《人民日报》、《中华散文》、《雨花》、《福建文学》等报纸、杂志发表小说、散文、故事400多篇，其中有20多篇被 《散文选刊》、《今日文摘》、《小小说选刊》等选用。小说集《一只眼睛看世界》、《一只眼睛看世界.散文卷》分别荣获泰州市政府文艺奖三等奖。他的创作素材，大多来自田野。

  受访人：缪荣株

    采访人：《泰州晚报》地方新闻科科长钱宏斌

    采访时间：2009年3月17日晚

采访地点：缪荣株家

                                一

 我老家在梁徐镇岭家村，兄妹4人，我是老大。在那个吃了上顿愁下顿的年代，父母亲跟众多父母一样，种田之余，含辛茹苦拉扯着儿女，顽强生存。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仍然觉得农民是值得同情的，是可爱的。

1954年读二年级时，有一次我在学校看到一个因水灾从里下河兴化县逃荒来的小女孩，十分同情，就和小伙伴商量送县民政局。那时候，动不动就是“男女老少齐上阵”。有一次，我参加挑塘泥，那塘口又深又陡，我又瘦又小，挑着担子爬不上坡。一个农民看见后，双手将我挑着的担子拎上岸让我挑，而且每担都是这样。    

懂事后，我总想把农民身上的痛苦和他们身上那些感人的东西写下来。我的文学梦就从这时候开始。

    小学四年级，我利用为学校登记图书的机会，看了大量中外民间故事。我叔叔是村里的团干部，家里有好多藏书，我一一读过 。那年，我写了篇作文，题目叫《春天的田野》，从田间绿油油的麦苗写到农民丰收后的喜悦。老师说这篇作文真实感人，带有芬芳的泥土味。登上了校第一期露天黑板报。课间休息时，我总是在黑板报旁转悠。那段时间，我就担心天下雨，怕雨水冲掉粉笔字。

   小学里，我曾被选到扫盲班，教农民识字。每天晚上，那些农民早早坐进课堂，露出渴求知识的眼神，自始至终认真学字。他们都是我父母一般的年龄，个个称我“小先生”。小升初，我写了题为《我是这样参加扫盲工作的》的作文，字里行间，歌颂了那些求知欲很强的农民。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是个饥饿的年代，但是以《林海雪原》《创业史》《红日》等为代表的长篇小说风靡全国。语文老师对我“特殊待遇”，将几十本书只借给我。初中升高中，我以《我的母亲》为题，描写了一位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勤劳、朴实、善良。有这样一个细节：一次，母亲叫我写封信寄给在常州油厂做工的父亲，母亲口述，我写。母亲羡慕地说：“要是我能写字多好啊！我要把信写成门板大。”

   高中时代，我最喜欢两周一次的作文评讲课，因为在作文课上，老师经常有声有色地评讲我的作文。1964年高考作文题是：《干菜的故事》读后感。我同样以农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题材，写出了自己的感受，顺利地进入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二    

1968年，我大学毕业后被安排到俞垛镇角墩村劳动锻炼 。有的农活我干不了，生产队长钱忠旺就安排我跟老人和妇女一起干轻活。队长怕我吃不饱，除了国家每月供应的38斤大米，生产队还补贴15斤大米。农民关心人、体贴人的品行感动了我。我把发生在身边的事写成稿件，寄到新闻单位，反响不错。

    后来，我成了县委宣传部一名通讯报道员，下乡采访与农民朋友零距离接触，先后记了50多本采访笔记。

    原寺巷公社军普大队第八生产队每人平均三分八厘地，队长张学根带领贫困农民“螺蛳壳里做道场”，养猪、种植、制绳……取得很好的经济效益。我与张学根同吃同住，常常谈到深更半夜，掌握了大量鲜活素材，写下4500字的通讯，在1972年5月21日《新华日报》上发表了。

    张学根只有小学文化，诚实质朴，肯动脑筋，谈吐风趣，满嘴的乡土语言。这篇通讯引用了张学根30多句群众语言，如“巷子里扛木头——直来直去”、“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千根木头跟排走”、“你上东，他上西，三个黄牛不成两对”、“八十多头猪，头头滚瓜溜圆”、“光嘴上讲，斧头打锣都不响”等。

    这篇通讯被编辑点评为，“泥土里长出来的通讯”。

1981年，我在梁徐镇郭家四组参加了扶贫穷队的工作，短短的3个月，我帮助该队完善了劳动管理，办了窑厂，置了攀罾，挖了五亩茨菇塘……我以该队为背景,写出了短篇小说《黑皮嫂闯门》，在省级刊物发表了。

在县委宣传部搞通讯报道期间，我写了几十篇小说，不过那时退稿多，我怕领导说我不务正业，地址都是写的老家。母亲每次来城都要用猪草篮子背一大摞退稿，说“荣株，你哪来那么多信？”

    1983年秋，我被调到泰县港口镇（现姜堰市华港镇）任党委书记，我甚至想做赵树理、柳青式的作家，把这次下乡当作一次机会，全身心地投入农村生活，将来写下传世的农村题材作品。

                            三

   上任没有几天，我就听到这样的顺口溜：“港口西头一条边，四家工厂不冒烟，群众天天来要钱，干部心里如油煎。”一打听，有个脱水厂，因生产不景气，烂掉160万斤蒜头，亏空80多万元。港口镇居民户口多，工人拿不到工资，天天到乡政府要钱。兴化垛田地区的蒜农，常常上百人坐船来港口，坐在镇政府要债。看着农民无助的眼神，我心里着急，夜不能寐。

    穷则思变。港口垛田多、荒滩多、大河小汊像绕麻线似的，有一万多亩水面荒着。我想组织农民在龙溪港开发荒滩，挖成鱼塘。

    1983年冬，我睡在工地上，与农民一起干，鼓舞了大家的士气。一天凌晨两点多钟，我被一阵号子声惊醒，起来一看，溪东村几位农民忙着搬运抽水机，抽塘里的积水，以便白天挖塘挑泥。这一幕“夜战鱼塘”的画面震撼着我的心灵，我起身冲上前，加入搬机的行列。“书记，这不是你干的活。”群众催我离开，我坚决不走。脚下的泥土高低不平，冻得坚硬，踩在上面，像刀割一样。我吃不消，找来稻草，裹在脚上。 大家日夜奋战，仅花一周时间，就挑成100多亩鱼塘。群众夸奖说“龙溪港挑成鱼塘一片，四个书记人人有一张黑脸，嘴唇上还有一颗红点。”

紧接着，大家又投入到龙溪港第二期鱼塘工程，奋战三天，300多亩鱼塘已成雏形。第四天凌晨，由于内外河水位压差大，外河水从洞口涌入，淹没了三个鱼塘，眼看300多亩鱼塘就要泡汤，我心急如焚。农民们争相用畚箕装土堵洞，有些还到附近的杨家湾自己的承包田上捧来玉米捆，拿来麻袋，这些到洞口，只打个漂就没有了。关键时刻，一位农民撑来了自家的水泥船，也不管船损坏，“书记，用船堵吧！”我跳上船，和船主一起用船堵洞。农民们看到堵洞有危险，就拖我离开。洞口终于堵住了。那一刻，农民们欢呼雀跃。第二期工程仅用了半个月时间。从这件事上，我看到了农民的“无私奉献，敢于献身，吃苦耐劳”的精神。

第二年腊月，鱼塘丰收，尽管镇财政紧张，在我的倡议下，镇里仍给每位乡民分了1斤鱼，算作回报。这一年冬天，我还和镇计划生育科的同志一起撑船，挨门逐户的送鱼给刚结扎过的妇女。

                                四

集体的鱼塘挑好了，我以为发动农民挑个人的鱼塘好办。谁知，大会小会开了几次，未收到预期效果。农民说“养鱼怕偷”、“政策怕变”，只是在担心和疑虑中观望、等待。

    冬训班上，我听分工在下溪村的干部反映，在下溪西北角的偏僻荒滩上，农民夏宝鱼父子俩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正在挑挖鱼塘。夏宝鱼担心政策有变，整天将收音机放在堤岸上，边挑边收听党中央的声音。有人嘲笑说： “挑鱼塘有得挑，没得吃，不要把米粮吃得贵起来。”“挑剩下裤头儿，吃不到鲢头儿”。

    听了这个典型事例，我开好会后，就去了夏宝鱼的鱼塘。夏宝鱼父子俩看到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我摸摸他俩的肩头，肿得像馒头，泪水在我眼眶里打转。

    回来后，我向镇党委班子汇报，夏宝鱼在1000多人的冬训班上作了介绍。两天后，我带领各企业、村党团支部书记到宝鱼工地上参观取经，鼓励大家，只要发扬夏宝鱼的这种艰苦奋斗、愚公移山的精神，没有挖不成的鱼塘，没有甩不掉的穷帽，没有干不成的事。

    1984年1月1日，我和镇宣传科长冒着鹅毛大雪把中央文件送到夏宝鱼的工地上，告诉他承包鱼塘的政策30年不变。

    有了“尚方宝剑”，夏宝鱼父子俩劲头更足了，没日没夜地干，硬是凭着双肩，挑成了14亩精养鱼塘。

    我把夏宝鱼父子俩挑鱼塘的事迹写成文章，登到报纸上。渐渐地，全镇出现了集体和个人挖荒滩，挑鱼塘的火热场面，挖鱼塘一千多亩。农民养鱼有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兴奋地说：“白皮规划黑皮挑，算算收入，还是黑皮高。”人们到了港口都说到了鱼窝。

                               五                           

我在港口当了三年书记，我多么想多做点有益于乡亲们的事啊！组织上考虑我因工作劳累患了甲亢突眼症，1986年9月将我调回城，任人民银行行长。我去港口赴任时背着一个背包去的，回来时多了两样：挑龙溪港鱼塘我自费买的一副畚箕和一支扁担。尽管银行工作也很忙，可我还是抽空去港口看鱼农，他们在我心里就是朋友。这期间，银行同事和农民朋友都曾提醒我，说我眼睛发红，我没在意。

    1991年9月的一个星期天，我感觉右眼突然怕光，睁不开。妻子陪我去了医院，医生责怪我，“你太把自己的眼睛当儿戏了，患上突眼病要注意休息。”我被送往上海住院开刀，摘除了右眼球。躺在病床上，我总结了四句话：“时间长，马虎了；工作忙，耽搁了；身体好，掩盖了；一只眼，够用了。”

    我才47岁，就瞎了右眼，且左眼也不能闭合，连喂小孙子也找不准嘴。在上海期间，爱人为我担惊受怕，瘦掉了十三斤。我不得不退居二线 。闲居养病的日子渐渐孤寂起来，无聊时倚门而立，听市井之声，闻婆妈絮语。就在我“落难”的时候，夏宝鱼冒着大雪，骑了近50公里的自行车登门探望我。

 六

 那天，我不在家，我爱人见是个送礼的，冷冷地说：“他不在家。”宝鱼长长地叹了口气说：“哎，真没运气！”宝鱼等了好长时间还不见我回家，就对我爱人说他叫夏宝鱼。我爱人一听，脸色立马转晴，说：“知道知道，我家里还有你的照片呢！你进来坐坐，他马上回来。”到了中午，我回来后，宝鱼见到我像个孩子，跑上来一把拉住我的手，连声地叫“缪书记！””

    吃饭时，我陪他喝酒。喝着喝着，宝鱼突然离开饭桌，从门口拎回那半蛇皮袋鱼，“噼里啪啦”往下倒。“宝鱼，你这是做什么呢？”我和爱人不约而同阻拦。宝鱼一边倒，一边说：“我偏要倒，我偏要倒！”

    从那以后，宝鱼隔几个月就来我家，说生产农事，聊乡亲家务。我们两人成了无话不谈的忘年交。他本是个木讷寡言性格内向的人，却说：“书记，几个月见不到你，就想你。”我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宝鱼嘴里只剩下四颗牙，我要带他去医院，给他装牙，宝鱼说啥也不让。这么多年来，他只提了一个要求：“书记，有一天我不在人世时，你要去看看我啊！”听了这话，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有段时期，宝鱼好久不上门来，我就感到心头空落落的，十分牵挂。2002年上半年，我放心不下，让80岁的老父亲骑着自行车带着100元现金，专程上港口看望他，转达问候。

    2003年秋，也是一个天高云淡的日子，已经74岁的宝鱼来到我家。这次他和以往不同，有点儿心事重重的样子。宝鱼既想讲出原尾，又怕麻烦我。我从聊天中得知了他的苦衷。原来，宝鱼当初开挖的14亩精养鱼塘，还没到承包期，镇政府却发文要收回，重新转包。理由是有人利用挖鱼塘挖土卖钱，镇里要刹住卖土风，从而引起包括宝鱼在内的全镇养鱼户有意见。

我听了以后，思忖再三，挖鱼塘和买土是两回事，总觉得镇里这样做不符合党中央一号文件精神，有点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味道，损害了农民的切身利益。为了对农民朋友负责，也为了对港口镇负责，我带着姜堰市政府发给宝鱼的《水面使用权证》，找到市委农工部负责同志进行政策咨询，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我马上写了一封信给当时的港口镇主要负责同志（也是我的朋友），讲明政府应按合同办事的严肃性，指出搞“一刀切”的错误。没过多久，原港口镇政府便撤销了先前的文件，维护了宝鱼及全镇300多户养鱼户的切身利益。

2005年底，宝鱼的孙女结婚，他特意送来请柬，临走，还问我要了张照片，说回家放在床头。宝鱼每次来，我都想留他住几天，可他才住一天，就闹着要回家，说放心不下鱼塘里的鱼。我带他逛商场，他不感兴趣。有一次，带他去看宁启铁路，他兴致勃勃，说：“通了火车，我养的鱼就可以卖到外省了。”

   现在，夏宝鱼和儿子们继续承包鱼塘，又租赁经营了40亩田养螃蟹，孙女还办起了塑料粒子厂，2008年纯收入20多万元。夏宝鱼富了之后不忘乡亲，还经常走访村里的贫困户和五保户，在经济上接济乡亲们。 我劝他：这么大年纪，该享享清福了。宝鱼憨厚地笑笑：“城里人有退休，我们农村人没有，牛扣在桩上也是老。”

2009年，宝鱼已经80岁了，来我家还是那副老样子，一身布衣，鞋上沾着泥巴，我的儿女们习惯地叫他“夏爹”。在儿女们心目中，宝鱼不仅是我的朋友，且是家中可敬的长者。

                                七  

    从夏宝鱼身上，我看到了父辈、乡亲，看到了中华大地上许许多多的中国农民，改革开放后，他们身上变了许多，不变的是善良、厚道和正直。他们激励着我，可以说，影响了我的后半生。我年青时没有因贫寒磨掉志气；中年时在官场上没有因社会和党内的不正之风磨掉正气；老年没有因残疾磨掉朝气。每当我碰到困难的时候，我就想起宝鱼，在创作上倍加发奋。

     如今，我的甲亢病好了，其中精神疗法起了很大的作用。我跟农民的接触和交往，是一生中的宝贵财富，也为我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激发了我的创作灵感。我想，人的价值实现不仅体现在工作岗位上，而且体现在生命的全程。退二线后孤独与苦闷之余，反倒有了静静思索与潜心创作的好时机。于是，我重新圆了少年时代就萌生的文学梦。我孙子在《爷爷学电脑》的文章中写道：“现在，每当爷爷坐在电脑桌面前，瞬间进入创作状态，轻快地敲打的键盘，犹如一架钢琴，蹦出一个个悦耳的音符，那跳动的十指好似唐宫里仕女们的霓裳羽衣舞。”

我的第一本小说集《苦游》中有一篇小说《苦游》，主要素材就是宝鱼讲的故事—一个退休村支部书记的故事。我把这篇小说的题目作为小说集的题目。第三本书《一只眼睛看世界（散文卷）》出版时，我选用了六张家人的照片，其中一张就是我和夏宝鱼的合影。2008年国庆节，79岁高龄的宝鱼又来看我，带来了许多农村新鲜事。宝鱼走后，我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情感，把与宝鱼26年的友情写成一篇散文，题目为《农民朋友》，一气呵成，寄往《人民日报·大地》副刊。当月20日，被《人民日报·大地》副刊列为“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特选作品”，大篇幅刊载。

    我感谢宝鱼等农民朋友，给我的一生带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给我的孤寂生活增添了无穷的乐趣，给我的创作带来了丰富的源泉，2004年，我成为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圆了我的作家梦。姜堰人都知道泰州的工资比姜堰高。当我的眼睛渐渐好的时后，泰州中心支行领导三次恳切地找我谈心，要我到中心支行，我没有去，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离不开生我养我的衣胞地；离不开抚育过我的乡亲；离不开姜堰我这块熟悉的创作的根据地……

泰州作家黄显宇称我是“农民的好书记，文化人的好朋友”。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副研究员俞华生给我写诗画像：“半世为官未入僚，不打官腔唱民谣，赤子之心天可鉴，真情笔底涌波涛。” 

 （家人和宝鱼孙女夏云及重外孙（左三丶四）合影）

   作者简介

     缪荣株，男，1944年1月生，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人，1968年12月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泰州晚报》专栏作家、姜堰区作协副主席。主编《泰县金融志》《姜堰名人》，分别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出版。先后在《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报告文学》《中华散文》《雨花》《福建文学》《新民晚报》《扬子晚报》等中央、省、市报刊发表文学作品700多篇，多篇获全国、省市奖，30多篇作品被《散文选刊》《今日文摘》《小说精品》《小小说选刊》《微型小说选刊》《民间故事选刊》等入选。出版小说集、散文集5本。2020年第四期《今古传奇》，2020年6月中国作家网发表长篇小说《银行风云》。此外，60万字纪实文学《胡锦涛和姜堰》，主要叙述高祖胡沇源13岁 在清·道光年间（1833）到苏北东台茶叶店学徒，一直写到胡锦涛中学毕业，其间126年的家族史。纪实文学从2018年1月27日每周六在加拿大多伦多《大中报》读书栏目发表，至2020年11月5日已发150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