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与命运

一一对军校一个教官平反的记录和思考

这是件发生在四十年前，我亲身经历的旧事。

仅差一步工作未做，险些把他火化

旧案重议

我在南京军区步兵学校任组织处干事时，临时抽调到学校政治部的复查办公室，我接受复查一起旧案。

旧案大致情况是：一九五九年底，军校一个教官因犯散布右倾言论错误而决定作复退回原籍务农的处理。其实，对这个教官犯右倾言论错误的决定，在一九六一年就作了甄别，推翻了原结论并作了新的认定。新的书面结论虽仍重申他的右倾言论是错误的，但认识问题可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但一九八O年期间，这个教员连续上书校党委校领导，申诉因军校对他错误处理，导致他在“四清”与“文革”中作为运动对象，受到批斗挨打，造成妻离家破，甚至因误认他已病死，差点被火化的悲惨境况。

从档案里的照片看，这是一个英俊帅气的青年军官，穿着佩有武装带的军装，给人一种威武，干练，儒雅的印象。我把这印象深深地留在脑子里。没过几天，我和另一同志赶到他所在的生产大队队部。因有电话提前告知，大队书记与这个教官都已在大队部办公室里等候多时。

生死瞬间

初夏的南方，已有几分炎热。我们到了大队办公室，书记热情招呼我们，同时在他身后站着一个身穿打了布钉的土布衣服，满头白发，满脸皱褶，佝偻着腰，一双又黑又糙的手时而用草帽扇着风的老头。我扫了一眼，问书记，X××同志怎么没来啊？书记指了指在他身后的老头对我们说，这个就是！我们顿时惊呆了，眼前这老头与照片上的那个年轻军官，判若两人，怎么也联系不起来。二十年过去，人到中年，长相变老是有思想准备的。但眼前这个老头怎么看也有六七十岁了。我们正面面相觑之际，没想到，“嘭”的一声，他一下跪到我面前哭喊着“同志啊，你们怎么才来啊！我盼军校来人，就象盼星星，盼月亮啊！”我们从发蒙中醒悟过来就立刻把他扶了起来。书记黑着脸大声训斥他不要搞跪啊哭啊这一套，有事说事，别套近乎，别想求得同情。我告诉书记，我们就是受军校组织委托来看望老同志的。专程来听他申诉，来复查的。并请书记先回避一下，书记知趣走了。我们请老教官面对面坐下，为他端了一杯茶，告诉他，我们就是他的战友，就是来听他反映真实情况的。他流着泪对我们说，“我回家二十年，等军队来人也等了二十年。起初，盼你们接我回军校，还当教官；后来知道没指望了，就盼你们来看我一眼，哪怕借你们光来给我长长脸；文革时，更盼你们来，给我说句公道话，让我少批几次，少斗几场，少挨几拳；近一年，我急廹想你们来，想早一天平反，让我重见天日！”我们的心也被他的惨状，深深刺痛着。问他有什么要求。他说，“我只有一个请求，请求军队还我一个清白，给我一句公道话。承认我没说过对不起党的话，承认我还是共产党员，承认我是一名复员军人。能让我当正常百姓，过平常的日子。别无他求。”我告诉他说，这要求不高。而且在他当年回家不久，军校就对他的问题重新作了结论。新结论认定他说的那些话只是认识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听到这个消息，他一下子激动起来，痛哭流涕道“当年纠正我问题的文件呢？我怎么从没听说过！当地政府为什么从没提起过？如果早知道有这个新的结论，我何至于在运动中受这么大罪？何至于妻离家散？何至于生无可恋，被当作死人送到火葬场？”

断断续续的话，曲曲折折的事，经我们深入了解才弄清情况原委是这样的：

一九五九年下半年，这个教官回家探亲，乡亲们都在公社大食堂就餐。但吃的是野菜煮清汤。探亲返校，他就在党小组会上反映了在家乡看到农民生活的真实情况，结果被戴上有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倾向的帽子，作了复退回乡务农处理。学校派了两个军人一直陪他到原籍大队报到。这两个陪同人员任务一是防范他途中想不开出意外情况；二是与当地有一个交接，通报军校对他处理的意见并要求地方对他加强教育。这一来，四邻八乡的人都知道他犯了大错误，是被押送回来了。原来他是解放军军官，他妻子是公社妇联主任。是一对很让人羡慕嫉妒的夫妻。如今他受管教，而妻子受影响也被免职。夫妻双双从天上摔到地下。顿时，周围的人不是冷落就是疏远。他们夫妻面对如此变故，决定不能要孩子，先维持现状，再等待改变。没想到连续遇到四清文革冲击，境况越来越凶险。农村人把他当作黑五类，实行了群众专政。戴高帽、挂牌、游街、批斗还挨打体罚，哪次都少不了他。他妻子实在受不了这般遭遇，逃回了娘家，从此再也没回到他身边。

妻子离开他后，他继续天天被群众专政折磨得死去活来，还经常断顿缺粮。有一次发烧生病，在床上躺了好几天，滴水未沾，已骨瘦如柴，奄奄一息。有个民兵发现后大声呼叫他名字，他却毫无反应，眼珠子不转，身子不动弹。于是那个民兵马上向上报告了他的“死讯”。上面马上回复：死了就送火葬场烧了，骨灰就地埋了。就这样，他在火葬场停尸房躺了一夜，次日推去火化的时候，在路上颠醒了过来，恰巧被火化工人发觉，马上喂他几口热水，又让来处理骨灰的那几个拉回了家。他死里逃生。

也许，是他受的苦难太多，有些麻木了；也许是事情过去太久，有些淡忘了；也许这个伤口太过血腥，不想再揭开了。这些情况他讲得缓和而且平静。却把我们听得心惊肉跳，真是一次死里逃生啊！一个有错误人的生命难道就这么轻贱？毕竟是一条活生生的命啊，就差一点被活活烧成灰？这行经多可恶！多可恨！多可怕！我们都下了决心，一定要为他讨回公道，给他一个心灵的抚慰，还他一个做人的尊严！

此时，还有一个疑问困扰在我们心头。为什么关系到一个同志政治生命乃至人生命运的一个新的纠错决定如石沉大海，从未与他本人见面？后经我们调查才了解到，当年步校党委按照上级指示，对他作出了纠偏的认定，出了书面文件。但相关机关简单认为，这个新结论只是摘了他们头上“右倾”的帽子，不涉及对他们工作安排与经济补偿，因此不需要面对面落实。于是经办人就把此文件寄给他所在地县人武部。县人武部则只是把这个文件放进他的档案袋就完事了。而当地群众从没有追究过他犯的什么错。他们简单地把这他当年复退回家有人“陪送”理解作是“押送”；把部队交待“要加强对其管理教育”，理解成“严加管教”变相成了专政对象；把部队交待“保证其人身安全”，理解成“限制人身自由”。运动一来，由于平时对他这些特殊看法与特殊措施，就把他当作另类，抓起来批斗，实行了专政。用当地老百姓话说，“我们这里是个穷地方，过去没什么地主恶霸，现在没什么贪污受贿，找个批斗对象都难。而他当过官又削职为民押送回家劳动改造。我们根本不需问他犯什么错，只知道他是被军队开除，需要监督改造的坏蛋！不斗他斗谁？不整他整谁？”。我想，如果乡亲们一旦知道真相，这个人当年就是因为替他们老百姓说了一些真话，才落得如此下场。他们还会如此绝情对他吗？

别样滋味

在乡下呆了一天一夜就返回县招待所开展下一步工作。回招待所第二天上午，我们俩人正在研究情况，有人敲门，打开一看，居然是那个教官挑着一双空筐子。我们把他请进门。他从筐子底里取出一小包油炸花生米，一小瓶散装酒，放在桌子上。恭恭敬敬对我们说：两位首长，为我的事，这么热的天，走这么多路，我却没好好招待你们，很过意不去。昨天你们走后，我到大队预支了两筐红薯，今天一大早挑到县城卖了，但换不回几个钱，只能买这点东西，千万别嫌弃，就权当为你们加个餐，算表达我的一点心意。听了他这番表白，顿时我们眼眶都含着泪水说不出话。这是多么真诚的招待啊！身无分文却要到大队预支红薯换作酒菜的钱；挑着担走几十里山路，一上午赶到县城。这要起得多早，赶得多急？也许昨晚都没合过眼，也许路上都没歇过脚？ 此时，我心里五味杂陈，我们虽进过星级酒店，喝过名酒，吃过大餐，但都没有这一小瓶酒，一小包花生米这样高档，有份量。他这番心意令我们刻骨铭心、终生难忘！我们留他一起共进午餐，一起就花生米喝酒换盞。他说，眼前这光景，仿佛让他又回到了从前。想起了那所军校，想起了那身军装，想起了学生、战友，当年那是多么自豪，多么荣光！说着话，他似乎有些醉意了。我们让他在床上休息。乘这空隙，我上街给他买了二十个烧饼，让他带回去吃。

还人清白

对这个教官旧案重启调查不难，但重新再下个结论却十分不易。难度在于，对他的问题一九六一年已经甄别过，已经有过一次新的结论，纠正了原结论错误之处。现再作一次结论，与复查政策不符。对于因一九六一新结论没公布于众，造成后来两次运动对他的伤害，政策也有相关规定，视情给予经济上救济，补助。于是复查办公室对这个教官旧案要不要重作结论，形成两种不同意见。一种认为，按现行政策，公佈一九六一年的甄别结论，为他公开恢复名誉，并给予较多的经济补助与救济。另一种意见，是重新下结论，不留任何尾巴，从源头上纠正错误，予以彻底平反。不彻底平反，不足以在政治上正本清源；不足以抚慰他心灵上的创伤；不足以重拾他的人格尊严；不足以弥补妻离家散的现状。由于两种意见分歧很大，互不迁就，形成不了共识，拿不出正式建议，所以对他的落实政策工作停顿了下来。然而，这个教官想早日解决问题心情可想而知，经常来信问进展。我也心急如焚，但又束手无策。万般无奈之下，我暗示他来军校当面陈述申诉，加深印象。当然，这种暗示，有违当时的规定。当时政策鼓励申诉材料用书信递寄，而不提倡来人上访。他心领神会，倾其所有，立刻从湘西大山出发，奔往军校。事后听他说，一路上无票蹭过列车，扒过拉煤火车，搭过长途货车，坐过拖拉机，马车。渴了喝凉水，饿了讨点剩菜剩饭。只要有一口气，就往军校奔！离军校近一步，希望就大一点。即使是比登天还难也要一步一步往前挪，除非死在道上！

有一天，军校大门门卫给我来了电话说，有一个蓬头垢面，衣裳褴褛，操南方口音的人，自称是你朋友，能放行吗？我不用猜是他终于到了！我急忙到大门把他接到招待所安顿下。他一边狼吞虎咽吃着饭，一边告诉我，他不怕一路忍饥挨饿，就怕到了大门不让进！进了校门又怕影响你，来了又怕被赶出去，到了军校又怕解决不了问题，回家更无法交待。离学校越近越兴奋但也越害怕。我当然能理解他此刻心情，尽量去宽慰他。我安排他与他的一些老同事见面，与他们深度沟通；我又请求复查办主任亲自与他见面深谈。我借给他军大衣，让他安心住着，等待复查结果。我们办公室主任与他是同期的兵，对他遭遇深为同情。办公室经过反复讨论研究，作出了只要有足够利于平反和落实政策的依据，就可作提彻底为其平反的建议。于是我加班加点仅用两天时间完成所有准备，给校党委作了专题汇报。校党委通过了我们的建议。作出决定：

（一〉彻底平反，不留尾巴；

（二〉恢复党籍，恢复原职级别，由地方政府安排工作；

（三）补发工资，一次性补足。

这三条上报军区备案后落实。办公室责成我负责落实跟进。

结案反思

平反成功，皆大欢喜。但我心情还是轻松不起来。深感这个旧案给了我们太多太深的教训。这教训是我们的前辈，用不幸甚至是生命代价换来的。我想至少有三点是无论何人、何时、何地都要深刻牢记的。

一是，人事无小事。一个领导如占不了为官的道德制高点，但至少要守得住为官的底线。这个底线就是实事求是，与人为善。思想是非要分，待人处事要善。

二是，对人要负责任。既要任这个职就要担这个责。领导一个不经意动作，一句不经意的话可能影响一个人一辈子，甚至改变一个人的人生，必须有负责到底的精神。

三是，对人要包容。政治运动最能考验人的本性。政治上的狂热最可能毁了人的理性。因此在非正常情况下更要守住为人的底线。不做伤天害理之人，不干天地不容之事。即使道不同不相谋，也不必相残相害！

如果岁月能回头，如果人生能再来，该多好！

如果当初不无限上纲，一个年轻有为的军官怎么会沦落到鬼不像鬼，人不像人？

如果多一点责任心，多做一步工作，把第二个结论公布于众，告知本人，何至于原本幸福的家会变得家不像个家？

如果，组织早一点伸出手，早一点彻底平反，他会少受多少罪，少吃多少苦！

但现实没有如果，岁月不可能重来。我们只能尽快尽量地弥补。落实政策就是对他一种补偿，对运动伤害的救赎。但在落实这个同志政策中遇到了最棘手的事，是安排工作很难。他们县地处偏远，一个小县穷县哪有什么岗位可为他安置？经与地方反复磋商，民政局答应只能把他安排在殡仪馆当领导。这一下把我难住了。因他在火葬场有过一场生死劫，现在要天天去见这个伤心地，他会去吗？但除了这个岗位再也没别的选择。我只好硬着头皮与他商量。没想到，他竟然爽快答应了。他说，他知道县里不是歧视他，而是真有困难。我是党员不能讨价还价，更不能因为受过冤屈就满天要价。到了那里上班也有好处，能警示自己不要忘了落难岁月，更珍惜今天好日子！

他的通情达理，深深地打动了我。我真要感激他，在与他相处过往中得到了心灵震撼与升华。

人生重启

他要离开军校的前一天，我陪他理了发，洗了澡，换上了一套新的军装，虽然没戴帽徽领章，风采仍不减当年。

第二天，我送他到火车站，我轻轻叮嘱他，“回去后抓紧把嫂子接回家”。他笑着说，“你放心，我早有打算。回去第一件事，就把她接回来，我会用余生给她补偿。她跟我受过冤受过难。现在好了，我会与她有福同享。我还要告诉她，你是我们一生中遇到的好人，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忘”。我说“是现在政策好，给了你们重生。我也忘不了你，忘不了你的花生米，忘不了你的酒！”说到这里彼此都会心地笑了起来。……

车快要开了。他坐在车的座位上，我站在站台上，隔着打开的车窗，他伸着头，我踮着脚，俩人依依不舍，仍有一肚子话拉不完。

车缓缓起动了，我的泪水盈眶，他不停地擦着眼睛说了声“大恩不言谢，再见！”我挥挥手，祝愿他重启一段人生新路途，虽仍需风雨兼程，但前头无疑是柳暗花明，幸福安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