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诗人袁枚则有《谒岳王墓作十五绝句》,从各个侧面对这一段历史进行评说。其中一首写道:
“灵旗风卷阵云凉,万里长城一夜霜。
天意小朝廷已定,那容公作郭汾阳。”
这也是从宋代统治者的投降本质着手,指出岳飞被害犹如“万里长城”崩溃,但这是“天意”所定,所以岳飞不可能像唐代郭子仪(封为汾阳王)一样重扶唐室,建立功勋。
另一首写道:
“江山也要伟人扶,神化丹青即画图。
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才觉重西湖。”
诗中写到,西湖的山水因为有了岳飞、于谦这样的伟人,才风光增色,山水添采。这里写到了继岳飞后的又一位民族英雄——明代的于谦。

于谦是杭州人,他是一位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一位诗人。关于他在政治、军事上的业绩和遭遇,人们比较熟悉。明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瓦剌入侵,英宗听信宦官王振之言,率军亲征,一路上耀武扬威,结果在土木堡战役中被打败,英宗被俘。瓦剌军逼近北京,以俘虏英宗为要挟。在朝廷一片惊慌失措之中,于谦力挽狂澜,在太后的支持下,立英宗弟郕王为皇帝,是为景泰帝,尊英宗为太上皇。于谦亲自督军,迎战瓦剌,终于打败了瓦剌,转危为安,保卫了京城。瓦剌无奈,只得放还英宗。明景泰八年(1457),石亨、曹吉祥、徐有贞等趁景泰帝患病,拥立英宗复辟,并以“意欲”另立为罪名杀了于谦,构成了一大冤狱,这和岳飞被“莫须有”之名冤杀何其相似!想不到五百年后,因于谦又使得共和国的国防部长被冤屈成狱,这真令人感叹。
于谦为人刚正不阿,廉洁无私。今存诗600多首,内容广泛,形式多样,体现出为国为民的广阔胸怀。较突出的是他的一些咏物诗,借物咏志,表明自己的人品、志向。其中最著名的当推《石灰吟》、《咏煤炭》两诗。石灰、煤炭系粗鄙之物,很少有人入诗,更少有人自喻,但于谦却引以为志,表明自己无私无畏、甘愿为国为民奉献自己一切的崇高精神。先来看《石灰吟》:
“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前两句写从石头采伐到成为石灰的艰难经历,比喻自己经过艰苦磨练成为国家栋梁的历练。后两句表明自己的奉献精神,决心要像石灰一样“粉身碎骨”,留下清白,光照人世。这首诗对后人的教育启发很大。于谦在另一首《题画菜》诗中也写到这种从艰苦中磨练自己成材的哲理:
“青紫均沾雨露恩,一团生意淡中存。
食前方丈倘来物,大节还须咬菜根。”
满畦碧绿青紫的菜受到雨露的滋润,它的旺盛生机全在淡泊之中。面对着“食前方丈”的丰盛菜肴,诗人认为,人的“大节”必须建立在能吃“菜根”的基础之上。这也是俗语所说的“咬得菜根百事可为”之意。只有那些吃苦耐劳、不求享受的人方能成就大事业。这也是于谦的自身写照。

另一首《咏煤炭》是七律诗:
“凿开混沌得乌金,藏蓄阳和意最深。
爝火燃回春浩浩,洪炉照破夜沉沉。
鼎彝元赖生成力,铁石犹存死后心。
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
首联写煤炭蕴藏地下,怀有一颗火热的心,蕴涵着无比温暖,它渴望为人类献出自己的光和热。次联形象地写煤炭燃烧自己而给人间带来温暖和光明,驱散了寒冷和黑暗。颈联进一步表示“煤炭”愿为国家和百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决心。“鼎彝”是古代烧煮饮用的器皿,因帝王庙中祭祀常用鼎彝,故又常代指国家。古人还用烧煮食物比喻治理国家,有“调和鼎鼐”的成语。末两句表明志向。全诗句句写物,又句句言志抒情。郭沫若有新诗《炉中煤》,将燃烧着的煤象征爱国之心,可能也受于谦此诗的启发吧。从史实看,于谦的一生是实践了他诗中表达的志向和誓愿的。他不仅忠于职守,勤于国事,生活上也十分节俭,衣不锦绣,食不兼味,五十多岁就因营养不良而身体亏损,疾病时生。他官居高位,所居之处仅蔽风雨。景泰帝赐给他一座宅第,他推辞再三,实在推不了,才收下,但仅将平时朝廷赏赐之物储放,自己仍住旧宅。后被诬逮捕查抄,家无余财。他的名诗“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正是他为官一生的写照。“两袖清风”的成语由此而来。于谦这首诗记载在都穆所著的《都公谭纂》中,当时于谦任兵部侍郎(相当于国防部长),曾巡抚河南,回来时有人送给他一些河南土产手帕、麻菇、线香,他不肯收下,并写诗说:“手帕麻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他认为这些东西都是百姓辛苦所成,应用于民,为官的不能贪婪占有。他自己也不请客送礼。在封建社会中,这样廉洁的官吏实在少见。

岳飞后三百年有于谦,于谦后二百年又有张煌言。张煌言立志以岳飞、于谦为榜样,终于实现了自己的誓言,西湖有幸,三忠相聚。清初宁波诗人李邺嗣有《西陵绝句》十四首,其中有两首咏张煌言,兼谈岳飞、于谦:
“三台夕照尚余曛,相望于坟与岳坟。
一自苍公藏骨后,湖山如画遂三分。”
“司马坟前客过频,灰飞常见纸钱新。
岂如哭祭文山客,只有西台甲乙人。”
前一首写张煌言与于谦、岳飞之墓遥遥相望,在三台山间照射来的夕阳下,三位英灵安息于此,美丽如画的西湖陪伴着他们。湖山因英雄而增色,英雄与湖山同不朽。后一首写人们对英烈的怀念。“司马”指张煌言。“司马”是古代“三公”之一,掌管兵权。张煌言曾为南明政权兵部左侍郎,故称。他的墓前常有人祭奠,常可见到新烧的纸钱。这和当年文天祥牺牲后,只有谢皋等二三人的祭奠大不相同。谢皋有《西台恸哭记》一文,写当年偷偷冒险祭奠文天祥的事。可见时代在发展,人们的民族思想更为强烈,对民族英雄的敬仰也更大胆。
张煌言的事迹同样震撼人心。当他与郑成功联合抗清活动兵败、斗争进入低潮时,他为了保存抗清力量,将抗清部队暂时解散,自己与几个亲信居于普陀一带海岛上,伺机再起。浙江提督张杰派人假扮和尚,在普陀一带秘密侦探寻访,张煌言遂被发现被捕。被捕后他要求押解途中回家祭奠父亲,因父亲死时,他还在海上进行抗清斗争。因此有了《甲辰八月辞故里》等诗。当清兵招降他时,他慷慨言道:“父死不能葬,国亡不能救,今日之举,速死而已。”临刑前,他遥望西湖风光,赞叹曰:“好山色!”并赋《绝命辞》一首:
“我年适五九,复逢九月七。
大厦已不支,成仁万事毕。”
赋诗后,“遂挺之受刑”。时年45岁。以上是清代道光年间海盐人李聿求所撰写的《鲁之春秋》中记载的情况。张煌言事迹在其他一些书中也有记载。由于清代对此事的忌讳,各书记载中细节略有出入。抱阳生《甲申朝小记》中记道:张煌言受刑之时,“至官巷口,直立受刑。举刀之时,一从人忽抱公大恸,乃伤从者之颈。再砍,而公始仆。藁葬于西湖保俶塔下。刀伤从者,死于墓旁。又有一从者,数日不食而死。其时市曹观看万人,尽皆泪下。诸当事亦有垂泪者。忽有僧人,移葬张公于松木场观音井。进石牌坊半里,以白石灰为冢,将二从之骨附葬于侧。”
又据清初翁洲老民《海东逸史》中记载,张煌言临刑时作《绝命诗》三首,均为七律。其中一首是《甲辰八月辞故里》,另外两首如下(不同书籍所载文字略有出入):
“义帜纵横二十年,岂知闰位在于阗。
桐江空系严光钓,笠泽难回范蠡船。
生比鸿毛犹负国,死留碧血尚支天。
忠贞自是孤臣事,敢望千秋青史传。”
“何事孤臣竟息机,鲁戈不复挽斜晖。
到来晚节惭松柏,此去清风笑蕨薇。
双鬓难容五岳住,一帆仍向十洲归。
叠山迟死文山早,青史他年任是非。”
诗人在诗中表明了抗清事业失败后视死如归、不屈不挠的心迹。前一首诗回顾二十年来抗清斗争的历史,曾纵横江南大地,但终因清兵势众而失败。“闰位”是指非正统的帝位;“于阗”,古代西域国名,都是指清代统治者,这里表现了作者不以清朝为正统的思想。次联用严光、范蠡隐居的典故,表达自己为了国家而热切地投身现实斗争,不会像他们那样为了个人安危而逃避现实,隐居江湖。颈联谦虚地表示自己没有能最后夺取反清复明斗争的最后胜利,即使活着也生比鸿毛,但又坚定地相信死后化碧血为忠魂,坚持抗清斗争。末联表明“孤臣”尽忠乃是本分,自己所做的一切,不是企望能在青史留名。

后一诗首联写自己被捕,抗清事业被终止,用了《左传》中“鲁戈退日”的典故。次联也谦虚地表示自己功名未成,有惭于“松柏”;死后两袖清风,甘与“蕨薇”同伴。“松柏”象征高大壮烈;“蕨薇”是小草,象征平凡普通。颈联写自己即使活着,也“难容五岳住”,即不会隐居名山。死后要向“十洲”归去,“十洲”是神话传说中的仙岛。末联用南宋末年文天祥(文山)牺牲后,谢枋得(叠山)去西台恸哭吊祭之事,表明自己抗清事业及个人成败任凭历史评说的宽阔胸怀。
这两首诗写得大义凛然,浩气贯天,充满了忠于故国江山的民族精神,读来不禁使人为之动容。柳亚子先生曾有《题〈张苍水集〉》一诗:
“北望中原涕泪多,胡尘惨淡暗山河。
盲风晦雨凄其夜,起读先生正气歌。”
诗中写到读张煌言诗歌的感受。在风雨如晦之夜,读到这些充满昂扬正气的诗,令人激昂奋发,激起爱国民族之情。柳亚子先生此诗作于抗战时期,更能体味张煌言的感情,爱国主义精神将古今英雄的心绾联了起来。
西子湖畔三忠魂,是历史赋予浙江人民、杭州人民的丰富精神遗产,他们的名字已经镌刻在西湖山水的一草一木之上。他们的精神,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气壮山河爱国主义精神的组成部分。当你游览西湖、欣赏山色空蒙、水光滟涟的美景时,缅怀起长眠于此的三位英灵,你会更加热爱这大好湖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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