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晚年时期

原创作者/安丽芳

原创音乐/刘俊

编辑/杨歌

(注，l顺便推广利川忠路人刘俊首张专辑)

        我和同龄人相比，虽然也老了，从优雅气质的面容上看，看不出太多沧桑的皱纹。在许多人看来，我大约是一生平稳顺利，没有遭受坎坷或厄运，是个有福气、富有、会精细保养的女人。其实，我柔弱的外貌掩盖了我内心的坚强。霜叶为什么这样红？是因为经受过酷暑、严寒、霜冻。而历经过艰难坎坷的我，好似秋天的枫叶，到晚年愈显从容、淡定、睿智。

一，我那辛酸快乐的童年

 1 饥饿中的童年

我父亲安本源，湖北鄂城（鄂州）老米街人，抗战时期丧妻失子，曾一度活不下去。我母亲党尚贞，湖北钟祥县人，有两个弟弟三个妹妹，一大家子。我母亲排行老大。

“918”抗日战争爆发，在那个悲惨的时候，我父母逃离他们的家乡。父亲曾在国民党政府任书记员，抗战逃亡中任难民站主任，专为难民发放食物。母亲在武汉希尔顿教会女子学校读书，还没来得及回家，就被卷进难民潮。难民从湖北涌入四川万县。逃难途中，我父母患难与共，结为夫妻，重新组织了家庭。他们随难民逃到万县，再逃往安全的大山区——利川。

一对逃难的夫妻落脚利川，求别人借了一间房子住下来。四个孩子却不管环境有多恶劣，也不管父母有没有做好准备，一个接着一个依次降临。我排行老三，上有姐姐、哥哥，下有妹妹。我们不仅仅是穷人，还是穷人中的穷人。本地人再穷至少还有点家底，我父母是外地难民，上无片瓦，下无立足之地。

我为什么要说辛酸快乐的童年？我的童年因为太苦，而我作为一个孩子，不懂什么是苦？什么是心酸？只知道肚子饿，除此，我和其他孩子一样“跳房子”、“踢毽子”，高兴地蹦蹦跳跳快乐。

一次，轮到邻居小男孩跳房子，他要我帮忙端着他的饭碗，碗里的饭和洋芋惹得我直吞口水，实在忍不住吃了一口他碗里的饭，小男孩竟然一拳打得我眼冒金星。

父亲在米行当会计，不幸被一壶滚开的水烫了脚，瘫在床上不能工作。母亲手里拿着一条毛巾，流着眼泪向院子的人乞求用毛巾换一碗饭。我不知道我们家随时会断炊烟，仍然和院子里其他小孩一样玩得高兴，只是肚子饿得难受。

我哥哥的玩伴，隔壁裁缝的儿子，有时从楼上的窗户里给我们倒饭，我们就紧靠墙根捧着双手接住，简直是狼吞虎咽。

我总喜欢追问妈妈：“我们什么时候能吃上饱饭？”

 妈妈总是有信心地说：“等我们发财后就可以了！”

“我们什么时候发财呢？”

妈妈使劲用柴刀划柴，口里说着“划柴、划柴”。（谐音发财）”

母亲洗我们的衣服，都是直接从我们身上脱下来洗，我们只得光着身子泡在河里玩，等母亲把洗过的衣服晾晒在矮树枝上晒干再给我们穿上，有时也顾不得半干就穿上了。回去的路上，我们从头到脚都洗干净了，浑身散发着河水与太阳的味道。

我和哥哥发现了一个可捡到食物的地方——电影院。我们一早起床，趁没来得及打扫前钻进去，运气好可捡到带点红的西瓜皮，啃过的半个桃子，脏兮兮的两颗李子和许多烟蒂。水果拿回家稍洗一下就吃了，烟蒂也被我和哥哥躲在门背后抽了。

我们家过年，仅仅在腊月三十吃团年饭的这天，有一点肉、胡萝卜、面条混在一起，称为“合菜面”。我们四个孩子张着大嘴像一窝鸟崽等着父亲每人一口地轮流喂，不是我们不会吃，是食物仅够每人轮流吃两勺子。

2，童年的启蒙教育

过新年的时候，父亲必要买一张年画贴到家里，这是我们家唯一的变化。他不买什么“鲤鱼跳龙门”、“五谷丰登”等年画，专挑有历史或成语故事的年画。如：《水浒一百零八将》、《史湘云醉眠妁药》、《卧薪尝胆》、《西施与郑旦》、《昭君出塞》、《鸿门宴》等等。父亲给我们讲年画里的故事，还没等发蒙读书，我就已知道这些故事了，还能熟背《水浒》中的人物一百零八将的名字。

我们兄妹间扯皮吵架，父亲就要我们背诵曹植的七步诗“煮豆燃豆箕，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并给我们解释每一句诗的意义。

父亲的熏陶对我幼年的影响非常重要，也给我奠定了文学基础。

除此之外，我喜欢看小人书（连环画），对小人书中的《聊斋》故事颇感兴趣。往往在家里挨了打，便去图书馆避难（也是因怕回家挨打，无意间发现了这个小孩子可去的地方）。六十年代的县图书馆就一间房子，儿童读物就十来本小人书，怕孩子拿走，全都用铁钉钉在桌子上。我虽然不识字，完全可以通过看图会意。如：《青凤》、《聂小倩》、《阿宝》等如今都记忆犹新。

我们到了该上学的年龄，但没有钱上学。虽然父母都是知识分子，用父亲常常叹息的话说，知识毫无用处，还不如肩挑背托的农民。除了偶尔有人喊安先生、党先生帮忙写封信，或写张字据，契约什么的，他们找不到工作。

但我父亲还是坚持要送我们上学，申请政府福利免费，让我们上了利川城关小学。课堂上老师开始发新书，每一个同学都高兴地拿到了新书，唯独我没有，我偷瞟一眼同桌的新书，同桌不允许，用胳膊肘拐我。为什么不给我书？我哭了。老师说免费的学生还要等批下来，让我和同桌共看一下他的书。背着老师，同桌依然不许我看他的书。

3，童年感遇恩师

小学时期的我

我小学的班主任，我叫她云老师，应该是袁，我口迟，诸如袁、烟、远等字，云和袁我始终不会发音，那时不教拼音。因为口迟，加上贫穷导致的自卑，使我变得胆小，很少大声说话。

云老师，这个让我一生难忘的班主任，年轻漂亮，一对长辫子的末梢还扎有红头绳，白领从花制服翻出领口，说话轻言细语。她看我穿得太破烂，把她的旧衣服改小了给我穿。后来，她被学校划成了右派。

那阵子，学校教我们唱的歌是这样的：

“右派右派像个妖怪，

 当面他说好呀，

 背后来破坏。

 见了太阳他说黑暗，

 见了光明他说悲惨。”

 一个七、八的小学生哪懂这些。说是妖怪，就想象人熊嘎嘎的故事，以为云老师一定是人熊嘎嘎变的，一定长有尾巴。

云老师被取消了上课资格。偶尔一天我碰见她，她喊我，我不理她，吓得赶紧跑掉。这是我一生最后悔的事。我不知道她后来去了哪里，现在还是否健在？ 她是我今生难忘的恩师。

4，我那可怜的老父亲

打我看到父亲，父亲就没有年轻过，是一个斯文瘦弱的老头。我和父亲一样五官端正，长着一副秀气的小脸。父亲比母亲大十几岁，我十岁的时候，父亲已经是六十四岁的老头了，加上他有个饿痨病（按他的话说），很显老。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病，只看见他时而吐血，我常用罐子给他接，吐得我满手红鲜鲜的。有一次，他差点晕倒在院子的巷子里。邻居大人提醒我：“不能让他落地，一旦落地，阴阳隔一张纸。”我让父亲趴在我的背上，把他背回去。他已经身轻如纸了。

父亲知道自己已经无法养活我们四个儿女，让我们不读书了，去学徒，各谋自己的饭碗。姐姐去了皮鞋厂学徒，哥哥到馆子里学厨。我和妹妹太小没人要。我四岁那年，父母想把我给乡下的一个没儿女的老婆婆。谈好后，老婆婆准备了衣服、背篓、买了粑粑，来背我走时，我钻到床底下哭，怎么拿粑粑引诱都不肯出来。哭得我妈心软了，只好算了。老婆婆埋怨我妈妈一顿后走了。我被吓到后，夜里发高烧，口里不断喊着“我不去！我不去啊！”

 我十岁半时，县剧团到学校招学员，让爱好跳舞唱歌的女学生跳“一只螃蟹八只脚“的舞。老师并没有挑选我，因为我不爱说话，表现不出来有什么艺术天赋。我在旁边看她们跳，只在心里想象着跳，但我其实比她们更会。没想到的是，招生的一个也没选中，她们竟然悄悄打量着瘦小不起眼的我。剧团人自有他们的艺术眼光，肯定与非专业人士不同。她们找到我的父母，要收我做剧团的学员。

我父亲巴不得的事，还正愁没地方要。进入剧团学艺，结束了我自由的童年生活。

5，进入剧团，开始自谋生路，独立生活

六十年代初，县剧团属于自负盈亏、演古装戏的剧团。到了剧团，演员们都围了上来，仿佛我是新购置的一个小东西，当面对我品头论足，一只大手按在我的头上，我不敢动。有的说扮相好，有的说鼻子、嘴巴长得好，尤其是脸型，波儿头（额头），“包大头”（戏剧行话） 一定好看。立即有女演员要给我化妆试试。那时候，我以为演戏是一件好玩儿的事。

每一个戏剧演员都是从七八岁就开始练基本功。作为小孩子，我主要的学习就是练功。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句话丝毫不差。无论唱、做、练、打，都得经过十年的修炼。

每天早起，靠墙倒立（练手劲）。有老师监督，少则一支烟时间，以后分阶段加码。倒立太久了，有时候双手发抖坚持不住，掉下来，会挨老师的鞭子。练习压腿；用一条板子缚直膝盖，将脚尖推到额头，连人带腿捆绑在柱子上，等到老师喝完一杯早茶功夫后才解开。我一瘸一跛地去到厕所，膝关节肿得蹲不下去。最残酷的是“抱团子”。老师坐着，用他的膝盖顶着我的膝盖，让我双手伸直，腰向后弯，弯到头将要挨近臀部时，老师将我的双肩使劲搬，直搬到我的头从胯下钻出。这即是“抱团子”。练习的时候，我只感到骨头嚓嚓响，先疼后麻，渐渐失去知觉。醒来发现自己已经蹲在地上，脑子里反复“滴——嘎，滴——嘎”地响，仿佛谁在拉胡琴。每练一次，我便昏死过去。有大人背地里说，小女孩这么练，长大以后恐怕不会有生育了。

剧团在我前后相继招过数名男女学员，都因为吃不得苦而辞退了，唯有我能坚持下来，成了团里练功最能吃苦的好孩子。我们团有时也和其他剧团的科班在一起交流，老师让学员们一个个翻“扑叠子”，从桌子上弯腰扑到地下。很难有科生过关，我的功夫让全体学员为我鼓掌。

我坚强的意志便是从小在这种环境里磨练出来的。

6，小孩子也有自尊心

我每月仅有九块钱的生活费。如果不是在乡下巡回演出，或者到城市演出，我的伙食费就得打欠条。当然，我拿不出钱赎回我的欠条，只能等有余额的时候还上。

春夏秋冬，我仅有一套衣服。夏天，头上长疮；冬天，脚长冻疮。出门演出久了，头发没条件洗，长虱子。其他同事要么是我的父辈，要么是我的哥哥姐姐，虽然大家都喜欢我，但谁都没有照顾我的责任。也不能说他们冷酷吧，都是同事，毕竟不是我的父母。

让我至今想起最心酸的一件事：剧团在外演出一般是集体睡地铺，因为我身上长痱子、头上长疮，大姐姐们都不愿意挨着我睡。以为我是个孩子什么都不懂，我也有自尊。我生气，一个人遛到散戏后漆黑剧场里的椅子上睡，悄悄地流着泪。当然，也不是说她们对一个孩子的安全都不管，全团人急坏了，到处找我。一个孩子丢了，大家都有责任。次日天亮，我才又出现在他们面前。

著名作家海明威说：“辛酸的童年是一个作家最好的历练。”

我正好验证了海明威的这句话，心酸的童年的确为我后来走向作家之路作了铺垫。

7、惊人的记忆力

父亲告诉我，演戏不能没有文化。不能仅仅靠死记硬背，要懂得字词句的含义。我十一岁时，父亲去世了，他告诫我的话却永远牢记在我心里。小学仅仅读到四上，就进了剧团，我也知道给自己补习文化，每天坚持写一篇字。传统戏文没有剧本，靠的是口传心记。剧团的老艺人多数没文化，我这个小孩子就成了他们由口述转变成文字的工具。但他们不识字，我写出来还得念给他们听，让他们这样记台词。他们还没有熟记时，我已经熟背下每一个角色的台词，谁忘了台词就问我，我都能告诉他们。于是，团里人给我取了个绰号“字纸篓”，相当于是大家的“活字典”。学艺期间，戏剧文学也给我后来的写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艺术成熟的青春时期

十七岁的我

1，机会只给有准备的人

无论多么恶劣的环境土壤，也阻挡不了我生机蓬勃的青春成长。经过十年舞台的摸爬滚打，我终于长大了。真不敢相信我这个饿着肚子营养不良的黄毛丫头，居然也长成1.65米的个子，身材挺拔，亭亭玉立。团里的女演员数我个子最高，这大约与我练功有关系吧。

文革前期，剧团已转向演现代戏。我给自己立定的目标：不能一辈子没出息地跑龙套。凭着我的刻苦以及对艺术的敏锐，相信有一天我会成为主演。

成为主演也不是那么容易，你争我斗竞争激烈。因为别人在我之前已占据了主演位置，仅比我大几岁，我等不到她退下来。除非有特殊机遇。当然，机遇只能给有准备的人。不久，原有的女主角因未婚先孕，被处理后闹情绪，双双不辞而别地离开剧团。

剧团突然失去了主角，经常上演的几出戏都只能停演了，短时间不可能有人能替补。剧团自负盈亏，不演出，发不了工资。在这节骨眼上，谁能胜任主角呢？有人提到我。论身材、个子、扮相我都是再适合不过了。因为我年纪太小，又从没胜任过主演，所以没有人信我。其实，我早已偷偷留心熟记每一句台词、每一段唱腔、每一个动作。私下里，我排练了不下一百遍。导演要我试试，说这是没办法的办法了。

排练过几次后，大家都没想到会有出奇的效果。从这时候起，前一个主演的所有戏由我一举替代。

文革初期，新排的现代戏一般安排两个女演员演AB角。我基本都担任A角。扮演《江姐》的时候我还不到十八岁，但个子已像个成人了。我演的头几场，场场爆满。轮到B角上演的这天，出现了观众闹场，要求退票的局面。团长催我即刻补场。万县市歌舞团的导演，看了我演的江姐后，说道：“很不错！只可惜太年轻，还是一张娃娃脸呢。”

智取威虎山白茹剧照

后来，接连演《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银环、《沙家浜》中的阿庆嫂、《三里湾》中的玉梅、《智取威虎山》中的白茹等等主角。

回顾一下当初扮演江姐的场景：江姐牺牲后，剧场灯光全熄灭，幕布徐徐拉开，红色灯光照耀下，我扮演的江姐英雄形象，塑像样屹立在苍松翠柏的红岩上。

英雄一直激励和融化在我单纯如水的青春岁月里，至今想起来依旧心潮澎湃。

2，“文革”摧毁了我的艺术生涯

在我青春、艺术皆成熟的时候，如果不遭受文革，我将成为一个杰出的演员。1969年，“贫宣队”进驻剧团。在“牛鬼蛇神赶下台，泥巴腿子上舞台”的口号下，剧团被拆散。台下十年的苦练功夫，像掸掉一粒灰尘一样被摧毁。时代像簸箕，我如一粒粟，任凭簸箕颠簸，个人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成分”好的都分配到好单位，我这个父母亲有“历史问题”的被分配到建筑公司“劳动改造”。

第一天干活，手握砖刀、铁锤、搬石头、上跳板等。一天下来，一双白嫩纤细的手满是血泡。回到家里，在母亲面前一句话也不说，只默默地流泪。母亲心疼地摸着我带血泡的手说：“明天不去了，我能养活你！”那时候，母亲在一个小咸菜店上班。

建筑行业属体力活，不适合女孩子。我还去不去建筑公司？我在心里和另一个我不断地抗争，坚强的我最终战胜了另一个懦弱的我。我在日记上写下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利。”我的骨子里自幼有着对抗困难的倔强性格。

青年时期，我做过演员、建筑工、油漆工、钻床工、食堂会计等等，可以用两个字概括——艰苦。我像一个爬水管的蜘蛛，艰难地爬上水管，又被水冲了下来，又爬上去，又冲了下来，但我仍然往上爬，始终不放弃。

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胫骨，饿其体肤，空泛其身。”

这些苦难是上天给我的最好礼物，是为了让我有一天承担起作家的使命。我所经历过的苦难，对于我后期的写作是不可或缺的宝贵财富。它们不仅给了我生活体验，也增添了我对人生、对时代、对社会、对人性的认知，是我后来创作的源泉。

3，我的爱情婚姻

我的许多年轻粉丝常常好奇地追问：“从你风韵犹存的气质看，你年轻时一定很漂亮，追您的人应该排着队吧？”我的同龄人，甚至以为我不过是一个“绣花枕头”。

恰恰相反，我生不逢时，青春被包裹在破衣烂衫里。我既没有经历过轰轰烈烈的恋爱，也没经受过失恋的痛苦和波折。

文革中，婚姻嫁娶唯“成分论”，成分不好，长得再美，女的不易嫁，男的不易娶，没有条件选择。何况，缘分这东西，不是自己可以选择的，像赌博一样，靠运气。

结婚照

我的婚恋对象是经人介绍促成的，他是文艺团体的一位作曲兼乐队指挥的年轻人，比我大七岁。他琴棋书画，温文尔雅，英俊潇洒。要不是因为家庭成分的“瑕疵”，哪能找到我。好在十八岁的我“傻“到没有心计，看不到他的“瑕疵”。他毛笔书法样的情书像雪片一样地纷纷向我飞来。仅凭这手毛笔字，我足以被打动。我决定接受他春节的邀请。大雪纷飞的这天，我从利川乘五个多小时的车，找到解放路门牌178号。受到他和家人的热情接待，母子俩前呼后拥地把我迎进楼上的小木房。

最先映入我眼帘的是房中早早烧好的一盆炭火，使小巧简洁的居室满屋生春。错落有致的木格花窗，擦洗得干净发白，窗格子用皮纸裱糊，亮而不透，古朴温馨。板壁裱糊得雪白而贴体，壁上挂着房主人写的一幅字迹清秀柔美的墨宝。一盆红红的炭火，一碗热气腾腾的炒米子糖，融化了我少女的芳心。两天后，我要告辞回家，却接连几天被大雪封山阻隔。这大约是天意注定了我们的缘分吧。

三，人到中年

中年时期的我

1，最艰难的日子

1979年，我调到恩施州图书馆任会计，这是我人生的重大转折。步入了知识的殿堂，对我读书提供了方便。在工厂的十年，我没有时间学习，几乎沦落成文盲。刚刚接触会记业务，一窍不通，只能一边学习，一边应对工作。每天晚上抱着一大摞账本到老会计家里请教。第一次会计职称摸底考试，我考了36分，伤心得死的念头都有。自那天起，我下定决心，务必要将缺失的文化补起来。那一年，两个孩子还挺小，母亲这个最能帮助我的人去世了，对我的精神打击太大，身体差一点也随之垮下。但是我挺过来了，正式职称考试，我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我曾参加了初中补习班，1989年又报名读电大，否则我哪有脸待在图书馆这样的知识单位。从小学四年级文化程度补到大专，我比一般人多出了十倍的用功。除了睡觉的几个小时，我不放过一分一秒的时间，衣服的所有口袋里都装着复习卡片（刻苦的习惯延续到现在）。

人生最艰难莫过于人到中年，既要为生计发愁，又要为孩子的教育发愁。

2，耕耘必有收获

拿到大专毕业文凭后，我很高兴终于揭掉了文盲的帽子，并从中尝到了甜头。这个甜头便是挖掘到了自己的潜力。只要诚心想办的事，没有什么办不到的。像一个贪心的人找到了打开金库的密码一样，野心膨胀，不惧困难，我准备尝试写作。我报了人民文学和黑龙江文学两个文学函授班，又从图书馆抱回一大摞《中外作家谈创作》，学习创作的技巧和方法。

让我没想到的是，处女作《姐姐》居然在“全国青年散文大赛”获银奖。之后连续在《长江文艺》、《芳草》、《今古传奇》、《散文》、《文化月刊》、《福建文学》等刊物发表多篇中短篇小说、散文。

九十年代，因单位领导的不支持，并扣发我在编辑部改稿期间的工资，致使我搁笔十年。二000年，我再度拿起笔。随着年龄的增长，生活阅历的丰富，对人类、对社会、对人性的认知，皆和青年时期有了很大的不同。前期的作品基本以我的个人生活为写作素材，后来的作品有了飞跃性的进步，开始探索人群中的个体，观察社会，了解时代，将笔下的人物放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去写，具有鲜活的时代特色。我之所以将作品定位在我熟悉的故乡、小街小巷小人物，与我的出生环境有关。通过大量地阅读中外名著，特别受到沈从文、汪曾祺等作家的影响，我创建了自己独特的语言艺术和叙事风格。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退休后基本生活在国外，扩大了眼界，增长了见识，使作品有了一定深度。

2012年属于我的创作丰收年。我的长篇小说《踩跷子》发表在国家最高级别的刊物《十月》，同时发表在杂志《芳草潮》的有中篇小说《罗妈》、纪实散文《荒年记忆》等，都是有一定影响的作品。这一年，我荣幸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四，人到老年

我与夫君

2015年，我创建了微信公众号“施南往事”，有人戏称我是年龄最大的“公主”。建微信公众号可以加强和读者的互动。我相信，读者大众的审美眼光不会低于少数编辑，阅读量可以一定程度检验作品的优劣。真正的作家并不计较稿费的得失，读者的喜欢才是我坚持创作的动力。读者似车夫，我似马，有“车夫”催促，“马”就不能停蹄“。我稍微懈怠，粉丝便问，“怎么近日不见新作了？”在读者的鞭策下，我不能偷懒。就这样，作品月积年累，终于成就了我的第一部文学作品——《施南往事》。

3，霜叶红似二月花

2019年，我的第一部散文小说集《施南往事》，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题写书名，湖北省文联主席刘醒龙作序，北京首发式，获得中国著名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

《施南往事》北京首发式

《施南往事》在北京首发“乡情如火”风直播吸引10.9万人参与。现场，大家都在手机上搜索恩施在哪里。他们从我的《施南往事》书中知道了恩施是一座有故事的历史古城，都向往去恩施。还有人说，恩施不亚于凤凰。

没想到《施南往事》在京东、淘宝等网站，居然上了女作家畅销书之列。

4，乡情如火

最让我感动的事莫过于故乡的人。正月十五刚过，我带着《施南往事》回到故乡恩施，故乡人自发的早已准备好迎接携新书归来的游子。他们为我搭建、布置“分享会”会场。那天，一初书店分享会现场座无虚席，除了故乡人外，还有许多从各县、外地乘车赶来的。其中一位名叫蔡义初的老先生，老两口从孝感乘车赶来参加分享会。绝大部分人我都不认识，他们都是“施南往事”公众号的粉丝。六角亭的老街坊打着横幅来了，他们既来读《施南往事》，也来讲施南往事的故事。文学界同仁志士一起畅谈读《施南往事》的感受。恩施电视台录制播放了这一场前所未有的文学盛宴，乡情似火，分享会被推向高潮。

《施南往事》故乡恩施分享会

5，写作已成为我生命中的一部分

人老了不一定智商也老了。我感觉越老头脑越清晰，人也越活越精神。“霜叶红于二月花”正是对秋天的描写，也寓意人生秋天的最佳写照。作为作家，老年正是写作的最好阶段，积阅历与知识于一身，厚积必然薄发。晚年，我正在履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计划。遗憾年轻时书读得太少，浪费了太多时光。现在醒悟得太晚，我必须分秒必争地学习。

生活中的我，不善言辞，不善与人交往。只有写作才是适合我的表达形式。我貌似平静的表面，性格急躁易怒。写作时，我的心灵放空了，很快融入到作品的人物角色中，进入一种无我的状态。与其说我是通过安宁才写作，还不如说我是通过写作才得到安宁。

国外近照

在别人看来，一把年纪了，何苦要逼自己，该颐养天年了，可写作于我是一种享受，和其他人栽花养鸟一样快乐。我希望生活得有意义，我希望活得深刻，我为升华自己的生命品质不断充电学习，以免让我在生命终结时，发现自己从来没有活过。留下文字的轨迹，至少我的子孙后代还能寻找到我的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