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时期的1969年4月,团中央系统的1970多名干部、工勤人员和家属,被下放到河南省潢川县黄湖农场的团中央五七干校劳动。

        作为团中央的干部,我在那里劳动了4年,儿子也随着团中央幼儿园到潢川的小学上学。多年来,附近农村的一些乡亲,不断给我打电话或来信表达思念之情,请我去作客。时隔46年,在团中央五七干校 50周年之际,我同老伴、儿子重访故地,感受农村的变化,重温那段历史,同乡亲们重聚。

巨大的变化

       当年,潢川是个贫困县。县城只有几条狭窄的土路,街上大都是平房,县政府的招待所也是平房。我儿子上学的红旗小学的校舍，是没收的地主的宅院。在县城吃饭,只能在街上找个小饭摊。如今,昔日的土路变成宽阔的马路,满街的汽车代替了自行车;街上的平房变成高楼大厦;县城已通火车,繁华的街道上,盖了许多宾馆和饭店,我们住的九层高的星级的潢川宾馆,就是在原来的县政府招待所原址拆建的;儿子就读的小学,成了现代化的实验第四小学,大门已换了方向,变得难以认识。全县人口从40万,增加到近90万。在县城西北6公里发现的,始建于西周时期的黄国故城遗址上,建立了黄国故城博物馆。黄国故城遗址是我国目前保存较完整,内容丰富的古遗址,是研究西周--春秋--战国时期历史、军事、经济、文化的宝贵遗产,对于探讨、研究南北方文化交流,研究楚文化的体系、性质、分期,具有重大意义。2006年5月25日,国务院公布黄国故城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昔日,从县城到团中央五七干校39公里的路程,沿途一片农田,见到的是黄牛和水牛,很少看到房屋,偶尔能见到些草房。路是泥土路,路上车辆很少,连公交车都没有。我到县城去看望儿子,只能拦截过路车,求司机捎带。如今,宽阔的大路上,汽车络绎不绝,过一段路就见一个加油站,道路两旁到处是漂亮的楼房。    

        黄湖农场地处潢川、固始、准滨三县交界处,白露河、春河的交叉处,原本是是个蓄洪区。农场建立后,涨水时,无处泄洪,连年洪水泛滥，道路泥泞,杂草丛生，一片荒凉。团中央五七干校建立后,要自己发电,自己钻水井,自己盖住房,自己修路。附近的农村更是十分贫穷落后,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连水井都没有,只能喝池塘水;农民住的是破房,烧的是荒草、树枝,吃不饱,穿不暖,连袜子都没有穿的。我们连所在的春河对面的固始县胡族镇六里大队(现在的六里村),大跃进时饿死了16个人,胡族镇的林孜岗生产队180人口,饿死了80人。

        如今,准滨、固始、潢川三县,组织8万民工,将从春河到北庙,全长8公里的白露河狭窄、弯曲的河道,进行了治理,不会洪水为患了。潢川县的电早就通到黄湖农场,泥泞的土路变成了四通八达的道路。农场大力发展种植业、养殖业,养猪,种莲藕和杂交水稻,成为有名的小龙虾养殖基地,中央电视台曾经作过报道。农工已不愁吃穿,不少农工盖起了新房。当年,我带领医疗小组到固始县六里大队时,大队部只有4小间简陋的土屋,我住在大门右侧的一间小间里。村里,没有电,没有自来水,连水井也没有,只能喝池塘水，做饭靠烧荒草、树枝;老百姓经常吃不饱,小孩大都没条件上学;缺医少药,有病没钱治。如今的六里村,原来的大队部前成为广场,村民委员会两层的办公楼,会议室、办公室一应俱全,电脑等办公用品样样有；从村这头的杨营到那头的齐营的路,汽车畅通;农民住的草屋已被推倒,变成耕田或新居;家家都有电灯、自来水、煤气;乡亲们不愁吃、不愁穿,孩子都能上学;村里已有正规的小学,村里每年都有10几个学生考上大学,还出了硕士、博士。

         改革开放使农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感人的深情

         我们是由儿子开车去的。刚离开北京,就不断接到询问到了何处的电话。

        晚到了一个多小时,到达潢川县城已是晚上10点半。没想到,小关寨的关大国一家三代人,早已在潢川宾馆总服务台前等候。他们给我们带来了香蕉、草莓、桔子、火龙果、芒果等许多水果。我离开五七干校时,他的女儿关艳红只有2岁。她现在广东东莞谋生,得知我去潢川后,特地乘坐了14个小时火车,带着女儿回来同我见面。以后几天,她天天陪着,我到那里她陪到那里。我们离开潢川那天,她一早就送来亲手做的烙饼,让我们在路上吃。我们到关大国的新居看望他们,他的大女儿做了丰盛的晚餐招待我们,他们老俩口和儿、女、女婿及孙辈,像亲人般同我们有说不完的话。饭后,全家人同我们一起合影,拍了一张又一张照片。还将准备好的新榨的花生油、菜仔油和野生的活甲鱼,让我们带回北京。经过反复推让,总算将甲鱼留了下来,只接受了代表他们心意送的油。刚到北京,关大国就来电话关心是否顺利到达,还对我们没有接受活甲鱼感到难过。

        我下放劳动的团中央五七干校三连,只有农工洪作远一家,他的妻子是哑巴。洪作远已逝世,我重访原团中央书记王伟养猪的地方时,遇到他的哑巴妻子。虽然时隔46年,但她一下就认出了我,走上前来双手握住我的手久久不放,用手比划着说个不停,十分激动。陪同参观的人都感到惊讶,我也深受感动。    

        我们的车刚进入固始县胡族镇六里村,就看到王学银站在村口等候。当年,他只有14岁,家住大队部旁边的草房,父亲早逝,同母亲相依为命。我忘不了,他母亲让他每天给我送一瓶用明矾沉淀过的池塘水烧的热水。这是用荒草烧的啊!如今,王学银的家就在村口,是幢160平方米的新居,开了间小卖部,不愁吃穿。他提前准备了鸡蛋和黑鱼要送给我,还要请我们去饭店吃饭。他家养了只漂亮的狗,是刚从无锡领养来的。这只小狗十分可爱,同我老伴特亲,在她怀里不肯离开。王学银的妻子见我老伴欢喜,非要将自己心爱的爱犬送给我们,好说好歹说才使他们作罢。

        我离开五七干校时,黄术英到我住处同我告别,给我送了花生、鸡蛋,让我带回家。我回北京后,他同丈夫从部队回家路过时曾在我家住过。她现在住在县城,得知我去六里村,早早就带着麻油、鸡蛋,来到王学银家等我,紧握我的手,激动地说,离别这么多年,你还没有忘记我们!

         黄术英和王学银夫妻,陪同我们一起去鲁长正家。鲁长正当年是大队民兵营长,知道我到了潢川后,他就不出门,天天在家里等。鲁长正和女儿、女婿,还有一些乡亲,在家门口等着。大家先在门前合影留念,再进门说话。鲁长正说,分别了46年,今日重逢心里热烘烘的。大家回忆起当年的情景,越说越亲切。鲁长正还记得,当年他曾经到过我在五七干校住的地方,见到我的床,同团中央书记胡克实的床,是紧挨着的。他们告诉我,当年,郑承普的妻子因难产有危险,由我们和乡亲涉水抬过春河,到团中央五七干校医务所抢救,免费由团中央干部输血、医务人员做手术,得以转危为安之事,郑家一直感念着。可惜他们夫妻几年前已在外地逝世。谢洪学当年才7岁,还记得我给他妈针灸治病,边扎针边问:“酸不酸?"的情况。现在县城开医所的韩传华,当年只有几岁,听说我来了,说是记得我,也要来看望。当年以做豆腐谋生的张云彦,儿子有癫痫病,我曾经给他针灸。他现在平顶山定居,早就给我打过电话,要我如果去重访,一定要提前告诉他,以便他回乡同我相聚。不巧,他家门前正在修路,他无法赶来,特地来电表示遗憾。 午餐是在鲁长正女儿家吃的,饭菜十分丰盛。他女儿用自己家饲养的鸡、鸭和下的蛋,自己种的菜,还有甲鱼、羊杂等,做了摆满一桌的菜。他们说,当年我在村里吃不饱,受苦了,这次一定要多吃点。大家边吃边谈,有说不完的话。黄术英和鲁长正的家人,还到地里挖了野菜和蒲公英,让我们带回北京。

        告别时,乡亲们不断挥手,依依惜别,叮嘱一定要再来,我也请他们到北京相聚。

        刚回到北京,就接到他们询问是否平安到达的电话。黄术英还叮嘱别忘将野菜和蒲公英吹干,告知袋里有纸条写着吃法。关艳红来电时说:“几天的时间过的好快,相聚的时间太短,你们走的时候,我心里感到酸酸的!"

        潢川县政协的同志也对我们热情接待,陪同我们重访黄湖农场,参观黄国故城。 

        乡亲们的深情不因岁月而淡薄,我深深感受到亲人般的深情,永远难以忘却。

历史永铭记

        信阳市和潢川县十分重视对团中央五七干校旧址的保护,信阳市市长到黄湖农场进行指导,要求将旧址作为文物保护,并拨款整修文物。他们已将胡耀邦同志居住过的地方,命名为胡耀邦同志故居,对外开放,展出胡耀邦同志和团中央五七干校的有关照片及实物,将旧址定为河南省青少年教育基地、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还计划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保护原来的房屋、环境、设施,使团中央五七干校旧址,成为教育基地和旅游地。    

         我赞成他们的设想。

       我赞成他们的设想,并非是要歌颂五七干校。五七干校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是“左"的路线指引下,对干部、知识分子进行变相劳动改造的地方。不能因为后来在五七干校劳动过的团中央干部中,有多少人任司局长、部长,以至更高的职务,出了不少人才,就将五七干校视为培养干部的大学校。大批干部正值青春年华,精力充沛时,被剥夺了工作机会,损伤了身心健康,浪费了青春,对国家是极大的损失。这些干部在五七干校下放劳动,少则4年左右,多的长达8年左右,如果不下放五七干校,早就可以为国家多做贡献。当年的五七干校,政治运动不断,整天大批判、“斗私批修";让干部在风雨中下地劳动,有汽车不用,让干部到80里路距离的大别山,用架子车拉石头等等，怎会不损害身心健康?胡耀邦同志过早离开我们,不知是否同此有关?更可悲的是,有9个同志因各种原因死亡,有的留下终身残疾。   

        原团中央国际联络部部长钱大卫和中国青年杂志社干部武新富都是在劳动中,因心脏病突发,抡救不及时而逝世。    

         中国青年出版社被隔离审查的厨师卢阿狗,因过量劳动，心脏病暴发，惨叫了一夜后死亡。

          中国青年报干部范泛红,因农药中毒死亡。

          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萧也牧(吴小武),1938年1月参加革命，曾经长期战斗在晋察冀边区。建国初,因针砭时弊,发表小说《我们夫妇之间》,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被批判的作家,后被无限上纲，打成了“右派分子”。他被赶到中国青年出版社任编辑后,继续为革命呐喊，为无产阶级烈士和英雄讴歌。他精心编辑或策划的梁斌的《红旗谱》、孙犁的《白洋淀纪事》、曾秀苍的《太阳从东方升起》，以及青年作家林斤澜、阿凤、滕鸿涛等的作品，在读者中享誉甚高,小说《红岩》也是他约的稿。他主持创办的《红旗飘飘》丛刊,单是第1集至第6集，就发行了213万册。其中许多作品，成为哺育了几代人成长的红色经典。“文革”中,他同一批老编辑为了保卫《红岩》,为罗广斌之死伸张正义,勇敢的编辑《红岩战报》,将真相告知社会,发出了正义的声音。带着饱受摧残的身躯,萧也牧来到团中央五七干校武斗最凶狠，镇压最残酷，被封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的“四好连队”的七连。他久病无力,身体虚弱,却被要求从事难以胜任的重体力劳动。他不断被大会、小会批判斗争,拳打脚踢。他不断遭受毒打,走路时被打倒在水坑里，打饭时饭碗被打翻在地上，被用竹棍,、木杈抽打,被打得倒在地上爬不起来,骨瘦如柴的后胯和两条腿肚上被打得发青发紫,伤痕累累。就这样,萧也牧在种种折磨下,五十二岁就死于非命。死后,被放入薄皮棺材中,埋在乱葬岗上，连墓碑也没有,后来那个土岗开垦，坟场被拖拉机夷为平地。萧也牧平反后，家属去收尸骨，棺木已荡然无存。

        想起这些同志,令人难以平静。

        历史是一本深刻的教科书,不应遗忘。

       保存五七干校的文物,是为了让后代知道历史真相,认清“左"的路线的危害。

      铭记这段历史,是为了总结经验教训,肃清“左"的路线,防止文化大革命再发生,不让惨痛的历史重演。

         铭记历史,珍惜今天,奋斗终身,坚定不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