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068年，多利安人入侵伯罗奔尼撒半岛，雅典国王科德洛斯带领军队反抗入侵者，他身先士卒，在战斗中英勇献身。在讨论国王的继任者时，阿提卡的世袭贵族们认为，以科德洛斯的血统、品行和能力，再也无人有资格继承他的王位，因此决定废除国王，改为选举执政官。雅典从此结束了君主时代，进入贵族制。开始的执政官是终身的，后来改为十年任职制，不久又从十年任职制改为一年任职制，并由一人执政改为9人行政，确立了行政、祭祀、军事三权分立原则。

这种联合执政具有民主制的萌芽，但操作上还是极粗糙的，解决不了财富不公的社会矛盾，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到少数权贵手中。公元前594年，雅典的贫富差距达到极点，政府控制了一切，官员贪赃枉法，法律成了权贵谋私的工具。穷人们在酝酿着暴动，富人准备用武力来保卫自己的财富。整个社会像一个火药桶，一场暴力革命随时都可能暴发。

在这个关键节点，一位新的执政官上台了，他就是梭伦。

梭伦（Solon，约前640年—约前558年），生于雅典，古希腊时期雅典城邦著名的改革家、政治家。出身于没落的贵族。他年轻时一面经商，一面游历，到过许多地方，漫游名胜古迹，考察社会风情。作为科德洛斯王的后裔，梭有着贵族的基因，代表着富人的利益。按照常理，他上台后会站在富人的立场上。徜若这样，一场血腥的暴力革命就在所难免。但是梭伦既不是改革派也不是保守派，他是一个执着的爱国者，他30岁时就率领军队收复被邻邦侵占的萨拉米斯岛，在雅典负有盛名。为了雅典的稳定和发展，他上任执政官后选择了一条中间路线，那就是改良。梭伦采取一系列改良措施，努力均衡社会财富：贬值货币，以减轻所有债务人的负担（尽管他自己也是债权人）；减少一切个人间的债务，并且终止因欠债而坐牢的处罚；取消拖欠的税款和贷款利息；创立了一种累进所得税制度，使得富人需要比穷人多付出十二倍的税钱；在更多的民意基础上改组了法庭；颁布了著名的《梭伦法典》，将贵族权利向各阶层开放，中等阶级进入四百人会议，成为议事会员。下等阶级在公民大会中参政，从而拥有公民权；组建最高法庭，法官面向全体公民通过普选产生，所有自由人无论贫富贵贱，法律面前平等；允许贵族保留祖传土地，规定占有土地的最高限额（防止产生新的债务奴隶），制定遗嘱法；安置那些在战争中为雅典而牺牲者的后人，由政府承担他们生活费和教育费。

这些措施，并不是以打富济贫、分田分地的暴力手段来实现财富的再分配，而是以温和的改良以达到财富均衡。梭伦的改革措施，在当时可谓两头不落好：富人抗议说，这是赤裸裸的非法剥夺；激进分子则抱怨，梭伦没有进行土地革命。但是，尽管人们都不满意，梭伦改革却在贵族与穷人间找到了平衡点，起到减压伐的作用，缓和了社会矛盾，雅典在摇摇摆摆中得以稳定发展。因此不论左派还是右派，都一致认同：梭伦的改革将雅典从腥风血雨的革命中拯救了出来。

尽管梭伦在后来的权力斗争中被放逐，但是他完成了雅典民主政治的顶层设计，奠定了雅典民主政治的基础。

公元前509年，克里斯提尼联合平民推翻贵族统治，并当选为首席执政官。克里斯提尼在梭伦设定的大框架上，进行了深化和完善：划分十个地区部落取代过去的四个氏族部落；以五百人会议代替梭伦创立的四百人会议，它日后成为雅典最重要的国家行政机关；创立十将军委员会，作为最高的军事机构，委员会由十个地区部落各选一人组成，其中一人为首席将军，一年一任，轮流统帅军队；创立了“陶片放逐法”，以秘密投票的方式表决流放危害国家的分子，打击贵族顽固分子，以防止僭主政治再起。

克里斯提尼改革肃清了氏族制的残余，标志着雅典一个多世纪以来平民与贵族斗争的胜利结束，确立了奴隶主民主政治，完成了雅典由氏族到国家的过渡。

克里斯提尼以革命手段夺得权力，但他并不认为革命必然具有合法性，他深知革命也会导致独裁，因此，他要以革命的手段扬弃革命，以独裁的手段取消独裁。

从梭伦立法到克里斯提尼改革，说明，在历史进程中，除了暴力革命，改良也是一条可选路径，而且带来的副作用要小得多。也可以看出，在历史的关键节点，关键人物的选择可以决定历史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