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年代的“票”

              随笔作者/向远茂/图片引用

      “票”是一个时代的产物，那个七十年代的某些“票”已成为历史，日月变迁，岁月更替，“票”海沉钩。如今的另一类“票”却是悄然兴起，有如雨后的春笋勃发，林林总总，不绝于世。诸如车票、船票、机票、电影票、戏票、门票、股票、入场券、购物券、奖券等等，这所有的一切最终归结为两个字“钞票”。    

       在我的记忆里，那个年代有粮票（粮票又分为湖南省粮票与全国通用粮票）、布票、油票（一种是食用油票，另一种是柴油票）、肉票、糖票等等，这种“票”的出现，是因为当时的物资匮乏，才导致市场物资流通的紧俏奇缺，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生产与生活的需求，只能采取凭“票”的方式供应，以减轻供不应求的压力。那时，到粮站购粮是要凭粮票的，除了统销粮不要“票”，那是上面下拨的救济或赈灾粮，人民公社分配到各大队，由大队分配到各生产队，再造册盖章，审批上报交到粮站，按花名册供应粮食；赶集到市场的餐馆吃饭也是要凭粮票的，尤其是出门在外更少不了需要全国通用粮票，不然是没有饭吃的，故而全国通用粮票更难得、更贵重。我家里积存的全国通用粮票，收藏在箱子中舍不得用，以备不时之需，不过也仅仅只是五斤或十斤的票面而已。

       做衣裤得去供销社扯几尺或几丈布也是要“布票”的。我清楚的记得：有一年是在下大雪的日子，生产队会计叫社员们去领布票，我母亲去领回了一大板块的布票，那个高兴的样子，不言而喻。母亲一直看着那崭新的布票数了又数，并说到年前每人买几尺布做套衣裤，给小妹买点花布也做一套，好穿着过新年，一家人都沉浸在无比的欣喜之中，我兄妹俩都期盼着春节能够快点到来。记得，当时因为布票不够用，村里的人几乎都种有棉花，收棉后晒干，再去轧花，接着母亲们、女儿们、姑娘们、媳妇们自己动手纺棉成线，反复浆洗，拉线排列，上机织布，很是费劲。织成的土布是白色的，再送到排布坪或是龙鼻嘴的染坊去染色，染好了去取回来，再请裁缝师傅做成衣裤。穿那种土布新衣裤，全身都会被靛青沾染得青蓝青蓝的，尤其是那些七八十岁的老人家，裤子做得很大，裤腰还镶上一条三到五寸的白边，扎裤子很方便，将那条白边用两只手拿着，同时左手沿腰间贴向右边，右手则贴向左边，再向下卷一卷扣住，裤子就扎好了！

       那时，想要有一餐肉吃，是十分不容易的。千等万盼，终于等到过年，拿着肉“票”去供销社买一、两斤暴盐肉，可想而知那肉中盐的含量，简直是不能吃的，那个咸的都带苦味了，先要用清水浸泡一个晚上，还要换几次水才行，到大年初一才能炒吃，仍然还是有点咸的，但总比没有肉过年要好。那年代家家都养猪，但户户无猪杀，因为物资紧缺，大家生活困难，能够有碗饭吃就是万幸了。更何况每家每户都有上交派购猪的任务，一年辛辛苦苦养得一头猪还要派购上交，心有不满，又当如何？村村寨寨、家家户户都是一样的，谁家能特殊？交派购猪，还要自己请几个人去送，一是送到本人民公社的肉食站，再就是送到龙鼻嘴肉食站。每当进栏拿猪的时候，那猪嚎叫得应山应河，一寨子的人都能听得见。然后，将猪五花大绑牢牢的捆在架子上，母亲就站在一旁一边看着一边抹泪，有几分伤心，更有几分无奈！送派购猪最少需要四个人抬，两个人一组轮换着交替着抬，一路翻山越岭而去，猪却在架子上不停的嚎叫着，直到声嘶力竭，仍在哼哼嗡嗡的呻吟，感叹命已休矣。交完派购猪回来，最多有一提下杂或是半边猪头或是一点水油而已，作为给养猪者的奖励，但还是作价抵扣的。父亲回到家，便给我们全家炒吃，这比过年更热闹，心情也更兴奋。同时，还显得有些比平常所没有的严肃，气氛有些异样而紧张，我与小妹谁也不敢多话，只管吃就行。

       我在那个时代对这三种“票”记忆犹新，因为这三种“票”涉及到吃、穿这个生存的问题，所以印象十分深刻！常言到：“民以食为天”可见这“吃”是谓民生之大计。我曾在一本书上看到一个某朝代的皇帝对他的臣子们说：“既然臣民们没有饭吃，怎么不去吃肉糜”这就是一个“仁君”对民众疾苦的体恤？有句话说得好：“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在草野”这是不无道理的，要贴近社会，走进民间，才能了解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也才可能明白什么是生存，什么是艰难。生存大同，而人们生存的方式和结果却是殊途不能同归……

       我们现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百姓的生产与生活在不断地提高，家用电器、电脑进门，新农村建设，乡村振兴正在进行，人们不再为生活发愁、不再为生计奔波的今天，切不要忘记我们的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