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作家吕华青散文《桃花红，梨花白》

荣获2020年度中国散文年会十佳散文奖

2020年12月12日至13日，《海外文摘》杂志社、《散文选刊》杂志社主办的“2020年度中国散文年会”在北京召开。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高洪波到会致辞。梁晓声、王宗仁、张锐锋、鲍尔吉.原野、巴根、阿成、刘庆邦等著名作家参加会议，并分别进行了文学讲座。《海外文摘》杂志执行主编蒋建伟发表了《2020年中国散文工作报告》。

本次年会举办了散文专题研讨，并评选出4个年度奖项。上海作家、诗人吕华青的散文《桃花红，梨花白》，生动记忆了当年知青生活的蹉跎岁月，荣获十佳散文奖。

吕华青现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散文家协会会员、中国自然资源作家协会会员。文学作品散见多种报纸、杂志，电台和电视台，以及美国、瑞士、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报刊。收入《中国最美的散文》《中国新诗百年精选》等30多种文集和海外孔子学院双语教材。著有报告文学《蓝色的崛起》，作品集《走过春秋》。《当代文学.海外版》2020年第42期封面作家向海外推介。这是他近年来第三次在中国散文年会上获奖。

附：吕华青的散文《桃花红，梨花白》

桃花红，梨花白 

作者:吕华青

       我下乡插队的地点，在赣东北地区的一个林场里。林场的后山坡上，有一大片桃林。春风一吹，桃树纷纷吐蕾展瓣，满坡上下红成了一片。

       桃子成熟的季节，林场里弥漫着一股香甜的味道。知青们每天早晨的工作，就是钻进桃林中，选择着采摘那些已经成熟压枝的果实。一只只桃子水灵圆润，个个挺露出丰满的摸样，有的还牵带着碧绿的叶子。桃子一天催着一天地露脸，不赶紧采摘，就会熟透，有的掉落在地上。这个季节，林场每天都要安排知青上街卖桃子，一担桃子挑出去，只要收回18元钱，就记一天的工分。

       我们这几个年轻的上海知青，从来没有做过买卖，在大庭广众之下去沿街叫卖，都有些害羞。我第一次挑着桃子上街去卖，是与一位女知青搭档。上了街，我们两人谁也不好意思开口，站在路边，不知该往哪儿走。看看身边的这位，不象是要买桃子的人，轻声问问走近的那位，得到的回答也让人失望。

       小镇上的汽车站，是人员往来较多的地方。车站没有围墙，南来北往的汽车，在这里的公路边稍停片刻，客人上下完了就走。于是，我们决定到那儿去试试。

       车站边上，有个卖水果的小摊子。摊主见了我们，自然是不欢迎的。我们选择一个远离他的地方，把桃子一斤斤称好分开，用纸袋装好。只要来往的汽车一停，我们就迅速迎上前去，向着车窗举起装着桃子的纸袋，高声叫着：“桃子，桃子，8分一斤，两斤一袋！”那时候，人心单纯，我们从没想过用个小、质差的桃子垫底，做欺骗别人的事，买的人也似乎没有考虑过这个袋子里的桃子会不会短斤缺两的问题。汽车到站，停靠时间很短，乘客一般不会下车到水果摊前买东西。我们凑近车边一吆喝，车内递出钱，我们送上桃子，买卖则顺利成交。所以，每趟汽车到站，或多或少总能卖出一些桃子。

       太阳西斜的时候，我看到筐里的桃子已经不多了，掏出一天的进帐数一数，竟然离林场的收入要求相差无几，心头一阵兴奋。这才发现，早晨出来到现在还没有吃过东西呢。我们决定把筐里剩下的好桃子挑出来自己吃。一种潜意识的成就感，让我们此刻吃起桃子来毫不吝惜。

       时近傍晚，来往的车辆已不多。想到林场“尽力将每天的桃子卖掉，不要带回来”的要求，筐里剩下的桃子必须尽快加以推销。在“8分钱两斤”的吆喝声中，又卖出了几斤。最后，我们索性把筐里的桃子全都倒在地上，分成几堆，高声招呼过往路人：“水蜜桃，一毛钱一堆”，“一毛钱一堆！”这招还真凑效，不一会儿桃子就全部买完了。

       赣东北的初夏，特别炎热。整天在无遮无挡的烈日下劳作，人的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一种暑气，就连头顶遮阳的草帽也常常被汗水浸湿。每天傍晚，从地里干活回来，衣服上的前胸后背，都会挂着一块一块白花花的盐碱汗渍。

       时值六月，田间的早稻已经泛黄，但尚未完全成熟，距“双抢”开镰还有几天。

       在这个田里不闲也不忙的时期，林场便安排劳动力去山涧的旱地翻整，或到山坡上的田间，为豆田除草，每一次都给每个人分配了任务责任区。大伙儿冒着烈日酷暑，在干旱的山间劳作，几天下来，早已筋疲力尽，回到宿舍连饭都不想吃。有人提议，顶着烈日劳作，不如趁着夜晚或清晨的凉爽时间，不分个人责任区，知青一起行动，上山搞“突击”。大伙儿觉得这个建议很新鲜，不仅同意，而且心中都充满期待。

       次日三更，全体知青起了个大早，披星戴月进入山中。山涧的凌晨安静极了，没有一丝风，林中的树叶动也不动。崎岖的山路上，只有我们脚步声清脆的回响。

       山里的地块，是前几年开垦扩展出来的，顺着山势，分散在不同的区域和层面，有些地块的分布，间隔距离比较远。此时，面对深幽的山涧，黑夜的清净，空旷的无助，多少让大家有些失望，几个女知青甚至感到有些害怕。

       现实总是没有想象的那样美好，独处空山的寂寞，只有置身其中的人才能体会。为了寻找一种内心的自在，也为了安全起见，男女知青相约集中在一起，三三两两排成一行，一块地一块地的翻扒。不知是大伙儿都在追赶着时间，还是说着笑着不知不觉地提高了效率，一块地，又一块地，不一会儿就翻整完了，我们不断地转移着战场……

       这个白天，我们可以自由自在的休息，大家没有睡意，心情都显得很轻松。

       知青们围坐在集体宿舍宽敞的中间堂屋，各自把林场里分的桃子拿出来，用井水浸泡在脸盆里，洗着、吃着，聊着各自在上海的生活和那些难以忘怀的往事。

       我小学毕业那年，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混乱的人群中，最招摇的，要数那些身着红色或蓝色拉链大翻领绒衣，浑身长着强壮肌肉疙瘩的“上体司”人。当时，学校停课，一些孩子涉世未深，都很羡慕“上体司”那些体格强壮的青年，纷纷仿效他们的模样，开始注重体格锻炼：举杠铃、玩石锁、练摔跤、学擒拿格斗。我与邻居的几个小伙伴，也一起学过摔跤，练过举重。

       类似的生活经历，引发了知青们的共鸣，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滔滔不绝地用语言还原着曾经的生活……。路过门口的当地老乡，不时挤进门来，胡乱地参与聊上几句，顺便喝口水，歇个凉。

       知青闲聊的话题，不知怎样在当地的老乡中传播开来了。老乡们悄悄议论着往日的上海，估摸着上海知青的“武功”。

       林场里，有位从波阳县城下放来这里劳动锻炼的老师，此人姓王，人称王叔。王叔身高马大，平日里，不苟言笑，永远端着一副等待别人尊崇的样子。当地人都知道他身怀绝技，要说武打，方圆几里无人敢于与之对垒匹敌。

        在农村，晚间收工有着约定俗成的规矩，那是要等到夕阳西下才能回村。这天傍晚，我们结束了一天的劳动，七八个人将劳动的工具扔在一旁，随意懒散地坐在田边，目送着西天的最后一道红云。不知是谁的提议，说“上海佬”人人会武功，藏而不露，建议王叔与上海知青现场比试比试。

       上海知青都是十七八岁的小伙子，自然是不敢挑战一个四十多岁的壮年男人的。意外的是，那天王叔兴致极高，他主动站起身，一把将坐在他身边的我从地上拽起来。结束了一天的劳作，闲来无事，大家的心情都很轻松。我们在众人的欢呼怂恿下，开始试着摔跤玩耍。两人躬着腰，面对面地在田头一块平地上转了两个小圈。没料想，王叔在瞬间猛然靠近我，勾起他那粗壮有力的左臂，紧紧地锁住我的头颈，使劲将我向后推。我尽力挣扎着，想起小时候听大人说过的技巧，侧转身，弯下腰，伸出右手，从外侧去压他右腿的膝盖后关节，同时，竭尽全力使出右肩与大臂的力量，猛地将他推倒在地。

       大伙儿一阵欢呼。

       王叔的情绪写在脸上，十分尴尬。他站起身，如梦初醒，两眼直瞪瞪地望着我。看热闹的人，又大声起哄着：“重来，重来！”

       没有商量。王叔涨红着脸，如同猛虎下山一般，迎面向我狠狠地猛扑过来！我猝不及防，整个身子不由自主地往右一闪，同时伸出左腿，一个“扫荡”，竟让王叔整个身子正面向下，来了个“嘴啃泥”……

       这个结局，让大伙儿都感到有些意外，我也始料不及。几个知青急忙上前，扶起王叔，七手八脚地帮着拍打他身上的泥土。一时间，竟没有人说句安慰的话，也许此时，不知说什么才好。

       作业的田头，距离林场宿舍大约半里路。王叔涨红着脸，回程途中没有说过一句话，大伙儿也都没有了以往收工路上说笑的兴致。其实，这个傍晚，最下不了台的人是我，我不知道该怎样结束这场荒唐的游戏。

       回到宿舍，猛然看到对着房门的床架底下，摆放着从上海带来的三条“固本牌”洗衣皂，那是我从上海带来为自己洗衣服准备的，也是当地老乡十分喜欢的东西。我顿时开了窍，毫不犹豫地抓起两条，用纸包好，赶往王叔的住处，打算以礼相慰。

       王叔装作没看见我进门一样，端坐着，不说一句话。

       我走到他的面前，弯着腰，反复地虔诚表白：“谢谢王叔啊，谢谢您今天一直让着我……”王叔静静地坐着，脸上毫无表情，眼睛始终没有正面看我一下。仿佛，他也不知道今天的游戏自己该如何下台。

       我觉得不便久留，只能放下包有两条洗衣皂的纸包，默默地转身离去。

       王叔的房前，有一片梨树，每棵树的枝头上，都挂着白花花的朵儿。暮色中，那花朵显得有些黯淡，恰似我郁闷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