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理杀人”之认识误区来谈儒家人性观

                         清悟子

       清代戴震云：“而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戴震之言有一个前提就是此理非彼理。宋儒之天理与道合真。戴震之“理“，代表封建统治者意志之“理”及后儒固守之风俗陋习之“理”。后学当明辨之。

        戴震之言对清末民初之学者影响很大，民国及现代学者将此观点不断放大，比如鲁迅认为礼教猛于虎，现代学者蔡尚思则说：“程朱派理学最不讲理，最无良知，一阳一阴一法。以理责人，甚于以礼责人；以理杀人，甚于以法杀人。”《中国传统思想总批评》宋儒之“存天理，灭人欲。”观点确存在极端的地方，其人欲并没有将人的正常生存需求和伴随生存需求以外的欲望分开，这直接导致了“封建统治者借天理以束缚人性，地方风俗陋习盛行的局面。朱熹在《与陈师中书》云：“昔伊川先生尝论此事，以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自世俗观之，诚为迂阔；然自知经识理之君子观之，当有以知其不可易也。”，理学之关于节操之论影响颇为负面，明清以来以树立贞节牌坊之命，限制妇女的改嫁，以及妇女裹脚的陋习，残害妇女身体，以达到限制妇女正常社会活动的目的。在这个意义上，儒家礼教为后世诟病也不是没有道理。然而过犹不及，过之则入偏激的误区，而丧失理性的思考。宋儒之性即理，其本质是在阐释人性本与天理相合，因为有私欲的牵引，偏离了天理，故私欲则是一切恶的来源，只有去除这种欲望的干扰才能明达天理。在这个前提下，提出“存天理，去人欲。”的口号，以警示人们不要纵欲，节制欲望，以此唤醒人们的蒙蔽之性，启迪追寻天理的自觉意识。其旨恰恰是为了能致良知。后世学者因未能领悟其真义，故以为制约人欲，即是“以理杀人”“最无良知”，实乃封建统治者，以己私之欲，以天理之名，行杀害命之事者也。权利成天理，陋习成帮凶，才是真正的以“理”杀人。未明理学之旨，误读之处，贻害尤甚。

        清末谭嗣同云：世俗小儒，以天理为善，以人欲为恶，不知无人欲，尚安有天理！吾故悲夫世之妄生分别也。天理善也，人欲也善也。”可谓一针见血、指出了理学之弊端。应该说正常的人之生存需求与道德自觉相作用，并不显示其恶。但超出人正常需求范围者，不受道德约束的欲望则呈现的就是恶的趋向。此趋向形成，则良知不存。另天理与人欲之分别，是后天自然形成，天理代表精神归宿，人欲代表了肉体的需求欲望。岂有不别之理？知分别，方知合一的方向。可贵的是儒家承认人性是有善有恶的。《中庸》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孟子性善论，其意义就在于导人向善，以善为精神引领，从而使社会整体意识形态正向发展。这也是宋儒为什么推崇孟子的原因。其善恶在社生活中是如何体现的呢？精神回溯，道德自觉的力量大于肉体的欲望需求，精神引领，向道而行则善成。肉体需求欲望大于精神回溯和道德自觉，则呈现肉体的欲望成引领，精神成为附庸则恶生。

       儒家文化引领中国文化两千多年，其根本原因就是：社会整体精神与生存欲望的平衡，并以善为精神引领，向道而行的宗旨。这是儒家文化人性的光辉和精神的本质。

                           修改于庚子十月二十五于清悟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