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冯雷

1981年生，山西太原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和诗歌理论研究。已在《南方论坛》《文艺争鸣》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三十余篇

类似于“当代中国诗歌病症”这样的话题近年来屡屡出现，这说明目前诗歌的创作态势让大家感到不满。从时间的维度上来看，其实这种不满远非始于晚近，1936年朱自清先生在《新诗的进步》里就曾写道“许多人看着作新诗读新诗的人不如十几年前多，而书店老板也不欢迎新诗集，因而就悲观起来，说新诗不行了，前面没有路。”

而仅就当前来看，实际上不光诗歌，包括小说、散文以及影视剧创作在内的整个文坛似乎都不尽如人意，“文坛症候”之类的文章、笔谈、对话时常见诸报端，引起讨论。这样纵向、横向交叉一看，便可知目前诗歌所面对的问题是大环境下的小气候。

这样讲并不是说诗歌的病症不需要关注，更不是说诗歌根本没有什么所谓的“病症”。但诗歌的问题究竟是什么，虽众说纷纭却又莫衷一是。应当说，近年来诗歌、诗坛的病症大家都有目共睹，关于诗歌病症的种种说法都非空穴来风，之所以引起争议，就说明这些说法本身也存在问题，或以偏概全，或流于表面，总之未尽如人意。

说当前诗歌存在问题，其实潜在的是在和古代尤其是现代诗歌进行对比，感觉当代诗歌的成就不及过往。前些年德国汉学家顾彬抛出的“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一说曾引起文坛很大的震动。这样的“诊断意见”从感情上来说的确让人难以接受，不过从我的阅读感受来说，无论诗歌还是小说，却又常常觉得当代文学佳作寥寥。

把当代文学和现代文学进行对比，仅就作家们的知识水平来说就很能说明问题。“进入”当代的第一批作家大多是从战场生归来的幸存者，第二批作家青春年华之际遭逢“文革”，第三批作家以“知青”居多。总体上来说，这三批诗人、作家之中虽然也不乏佼佼者，但大多知识储备、知识结构并不理想。再往后的“70后”、“80后”作家群体目前虽已崭露头角，但还未见全貌尚难以准确评说。应当说“70后”、“80后”是建国之后受惠于正规教育的第一代，而受制于当前的教育体制，整个民族文化层次的提升还任重而道远，远非二十年、三十年之功。

从这个角度来说，“知识化”是制约当代诗歌发展的一大主要因素，而当代诗歌的病症或许可以概括为是消费环境下 “祛知识化”的不良倾向。

正所谓“不破不立”，现代汉诗是建立在破除古典诗歌格律的基础上的，但长期以来却没有建立起新的写作规范。因而时至今日在许多诗歌写作者的观念之中，写诗完全凭的是才情。写诗当然不能没有真情实感，不过有了感情和才华却未必便能够写出好诗。

当代许多诗人进入中老年之后纷纷搁下诗笔，转而写一些散文和回忆录，这种情况不能说和想象力的枯竭没有关系。那么当想象力趋于衰竭的时候，诗歌何以为继？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肖开愚、欧阳江河等诗人提出“中年写作”，在我看来针对的正是这一问题。

当诗人步入中年，诗歌的想象不再飞腾的时候，靠什么来继续写诗？当现实环境不再适合浪漫的想象时（比如灾难、比如战争），靠什么来继续写诗？通过屈原的创作、通过杜甫的创作，或许应当承认，要靠知识转化成的良知和智慧。所以说，要重新树立诗歌的知识地位，第一层意思便是要扭转写诗主要靠才情的观念，使诗歌写作者认识到，诗歌是一种知识的转化，诗歌内在充盈的品质，来自于才情，更来自于人类文化的传承。

强调重新树立诗歌的知识地位，还意味着希望诗歌写作者能够进入诗歌的一些本体问题。我的意思当然不是要强求诗人取代学者，进行深入的学术研究。但是回顾诗歌史上占据一定地位的重要诗人，实际上又往往还是诗歌问题的研究者，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理论建树。比如现代文学史上的陆志韦、徐志摩、闻一多、梁宗岱、何其芳、卞之琳、冯至、林庚等，在当代比如王家新、欧阳江河、西川等等。其实“民间”也好，“知识分子”也罢，都不过是逞一时意气而已。每个诗歌的发展和前进，面对的不是意气之争，而是一些具体的、实在的问题。只有在创作中解决掉这些问题，诗歌才能获得继续前进的力量和活力。

在我看来，当代诗歌一直没有处理好的一个大问题便是现代汉诗的格律化问题，即如何为现代汉诗建格定律。格律并不等同于束缚，而是一种依傍和规范，熟读唐诗三百首的中国当代诗人不应当没有这点认识。虽然现代汉语字词关系的变化，古代五言、七言的格律模式必然涨破，但这是不是说新生的现代汉诗就不再需要格律？恐怕非也。

现代诗歌史上，现代汉诗的格律问题一直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前面提到的陆志韦、徐志摩、闻一多、梁宗岱、何其芳、卞之琳、冯至、林庚都曾进行了相关的研究和尝试。而如今，却再也没有诗人有耐心、有能力继续这一问题的研究和探索。浓郁的诗味从哪里来？跳跃的节奏从哪里来？格律化或者说诗体的建设未尝就是一个没有意义的话题吧？

从二言到四言，再到五言、七言，从骈文到唐诗、宋词再到如今的现代汉诗，我们可以很明白地看出，诗歌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前进的过程。新的诗体必然会在一代诗人笔下臻于成熟，这其中既有时代的积淀，也有个人的准备。我们看前面列举的现代诗歌史上的那些大诗人，大多精通一到两门外语，且往往有一定的旧学功底，即使说不上学贯中西、学贯古今，但他们广阔的视域远非一般人所能及。

而看我们今日，往往是搞翻译的不通诗歌，写诗歌的不懂外语，这种窘况无疑限制了当代诗歌的发展。当青春的激情耗尽而又没有能够寻找到诗歌探索的路径，则诗歌的创新和发展从何谈起？所以，重新确立诗歌的知识地位，我想还应当意味着拓展诗歌的时空视野，真正能够向世界、向历史讨取经验，能够主动、自觉并且有效地站在一定高度上，审视当代诗歌所处的历史阶段，所面临的瓶颈性问题。

事实上，今时今日并非没有打动人心的诗歌作品，可以说这是一个不乏好诗的时代，但却是一个缺乏大诗人的时代。而真正的大诗人，我想首先一定是有着相当诗歌知识的诗人。而这种诗歌知识、人文知识积累的完成，其实也不是个人问题，而是整个民族知识层次提升的问题。所以，我们还得继续翘首以盼吧。

当前诗歌所面对的诸多问题，和目前的商业化环境有着密切关系，一小撮顶着诗人光环的文丐急功近利，哗众取宠，沽名钓誉，与其说他们是诗歌写作者倒不如说他们是“诗坛活动家”。而一些诗评家又不时碍于朋友情面违心的写一些“表扬稿”，推波助澜。所以当前“诗歌生态”不尽如人意，应当说诗歌写作者和诗歌评论者双方都有责任。所以，提出重新树立诗歌的知识地位，我想在最低层次上，实际上是要重新树立诗歌的艺术形象，诗歌是语言艺术，它绝非是个人就能写得了的，排印成册的不见得就是优秀的诗集，获得大奖的也不见得就是桂冠诗人。

总之，诗歌是艺术，是一门专门的知识，正如闻一多先生所说的那样“我并不看轻打铁抬轿的底人格，但我确乎相信他们不是作好诗懂好诗的人。不独他们，便是科学家哲学家也同他们一样。诗是诗人作的，尤之乎铁是打铁的打的，轿是抬轿的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