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纪念父亲诞辰110年,去世40周年 (三)
换地
文/李俊科
土地是民生之根本,是老百姓赖以生存之希望。旧社会如此,新社会也是这样。谁占有了土地,谁就占有了幸福,谁得到肥沃的土地,谁就具备了幸福的资本。解放前就因为地主有土地,才成为财主,老百姓没有土地,才被称为穷人。人民当家做主之后,土地就归老百姓所有。因此,翻了身的人民,都想获得肥沃的土地。
后洼就没有那么幸运了,肥沃的土地很少。近百亩土地,基本上都是贫瘠的山坡洼地。背山面岗的,交通也不方便,就连村子里的出路,也得看别人的脸色。
后洼位于八迭冲八迭堂村王家营和李家营的后面,背靠西岭,东面隔着孟家岗下的王家营,与八迭河相望,南面与李家营接壤,北边越过王家营的耕地,就是能看到堂后生产队的西坡。王、李营的分界线,只有一条狭窄的便道,这个便道,就是后洼唯一的出路。成立农业社的时候,后洼与王家营是一个生产队,因为生产活动的不方便,后洼就从王家营分了出来。生产队分开了,土地相应也应该分开。但是,为了如何分地,让父辈们操碎了心。
两个队在一起的时候,生产队的面积比较大。从八迭河的东岸,一直到西岭顶,东西大约两公里宽。南边李家营到北边堂后,南北最少也有七百米长。土地的类型比较齐全,有河岸滩涂,有水田旱地,也有坡地和丘陵,大竹园和水磨也是共有的。河岸地比较肥沃,是上等好地。要说分开单独成为一个生产队,除了大竹园和水磨分不开,不同的地形是完全可以分割的。队委会干部在一起商量后,满足后洼的要求,并达成协议。基本上以孟家岗后面的洼地为主,把紧靠李家营北边的旱地划一部分给后洼。这样一来,按照后洼的人口和总产量数字,旱地、坡地总共分了近百亩。水田处在八迭河岸上的水渠边上,也是紧挨着李家营的一大一小两块,东西窄长,大约有五亩地。
这样分割土地,后洼的干部满意,社员们也满意。后洼有了自己的土地,大家的劳动积极性就调动起来了,好像幸福就在眼前,干起活来也更有精神,社员们就把毕生的精力,都贡献在这永不肥沃的黄土地上了。
这样经历了许多年,大家都相安无事,按照大自然是规律,春夏秋冬,周而复始。突然有一天就觉得不方便了,就有人提出了问题。提出问题的是爱动脑筋的李大叔李桂林。

上世纪六十年代,村子前面的南北方向,通上通下栽植了两行白杨树,长得非常茂盛。站在下八迭都能看到,这就是后洼最靓丽的一道风景线,也是后洼社员对外炫耀的资本。社员们吃饭的时候,都喜欢端着碗,靠着大树在那里吃着聊着。一天上午,大家都在大树行吃饭,李大叔端着米饭碗慢慢地凑到父亲跟前,提出了一个父亲从来都没有想到的问题。
二哥,咱们是不是该把门前的那块地换回来了?
李大叔说的那块地,就是后路旁边的那块。后洼通往王家营的小路,我们称之为“后路”。这条路,实际上是站在王家营的角度来认定的,过去是那样称呼的,叫习惯了,现在也改不过来。路边的那块地是王家营的,地边就是我们通往八迭冲的小路,只有二尺来宽。架子车流行的时候,生产队买回来一辆拉车,半个轱辘就轧在王家营的庄稼地里。王家营的社员看到了,理论了半天,父亲去给王家营的干部做工作,表面上问题解决了,矛盾仍然存在。毕竟是王家营的地盘,他们是主人。我们如果想拉车通过的时候,害怕损坏了她们的庄稼,大都是两人抬着车厢,一人扛着车轮。走过了后路,再组合起来,很不方便。
这个主意不错。父亲当场没有答复,让我考虑考虑。
他知道现在的王家营人,不像过去那样头脑简单,好说话。分开队之后,他们把既得利益看得很重,只想沾光,不想吃亏。要想把地换过来,用啥换,怎样换,都是需要考虑的。
晚上收工的时候,父亲召集队委会的李有定七爹,李付勇二叔,李瑞芳薛三婶来我家开会,商议有关换地的事情,李大叔和张明泽四叔列席参加。最后商定,要想不受他人的制约,我们必须掌握主动权,一定要把后路上的地换过来。父亲出面,用前头(站在后洼的角度,称王家营为“前头”)八迭河岸上的那块四亩二分水田,换取后路上的八亩旱地。父亲对大家说,我们还得做好思想准备,一旦他们不同意,那块八分水田也会牺牲的。我知道,那两块水田属于下等地,最多能换七亩旱地。毕竟后路上这块地对咱们太重要了,它在王家营不算是好地,但是对于咱们来说,比咱们后面哪块地都强。父亲说,分了队之后,情义也分家了,你是你,我是我,就连富明(我三爹的小名)王正鼎这些弟兄和朋友也不行了,他们都要为王家营的利益去考虑问题,不会让步的。但是,我会尽力说服他们。退一步说,大米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不是大问题了,咱们的洼地平整之后,就“海南岛”那块地的大米都够咱们吃了,不在乎前头那几亩水田。

事情真的像父亲预料的那样,王家营领导寸步不让,李金福三爹没说什么,李金明三爹就首先反对。因为那块地在他家屋后,上工下工都很方便。父亲把后洼的困难讲给他听之后,亲兄弟还是亲兄弟,李金明三爹就不再反对了。王正鼎却说,一亩水田两亩旱地,这个谁都清楚。但是,你那水田处在水渠边,属于漏水田,是下等地,打不了多少水稻。这样换,吃亏的是我们。父亲笑笑说,你说的太好,原来分队的时候,你们把好地自己留着,把下等地分给我们了,良心是不是坏了。王正鼎争辩道,话不能那样说,分地时,你也参加了,你知道,土地是按照产量分的,你那几亩水田本来就分的多了,不存在好地坏地。你现在要换的是地,不是产量。就算把你那五亩水田全部给我们,总产量我们仍然是吃亏的。看在咱们原来是一家的缘分上,我们吃个亏算了,免得为了你们的出路,伤了两家的和气。王正鼎扭头看看父亲说,只能换七亩,靠住东头还要割出来一亩。那个地方位置高,我们要做个打麦场。
不行。父亲立马不同意。既然你知道我们要的是出路,你那样拦腰割一刀,不是同没换一样?你们现在那打麦场位置多好,又在营坛前面,没有啥堵挡,东南风吹着,多惬意。移到那里,你们不嫌前面的庄稼运输远了!王正鼎用手搔搔头,看了父亲一眼,你这家伙,说的有道理。那就定住了,全部换。
就这样,后洼用前头的五亩水田,换来了后路上的八亩旱地,为今天后洼的发展,打开了交通要道,为乡村的扩展,储备一定的土地空间。
地换回来就属于自己的了,父亲带领大家把小路拓宽了一半,交通就便利多了。后来,后洼有了窑厂,拖拉机就能长驱直入,把黄土拉出去,把大把的钞票赚了回来。
有了这八亩好地,夏季的收成就增加了不少,但是,拉麦捆去后面的打麦场,要经过一个岗坡,就费劲多了。李大叔说,不如把打麦场从后面移到前面,毁掉大树行旁边的菜园,重建打麦场。父亲不同意。在大集体的岁月里,自留地是不允许存在的,农家户唯一的合法私有财产就是菜园地,这一点如果也没有了,老百姓的生活就单调多了。李大叔说,不是不要菜地,而是把菜地移到村前渠边的耕种地里,况且,原来的打麦场可以毁掉当作耕地用,耕地总数还不少,只是产量下降了,不碍事。父亲不是担心产量的问题,而是担心打麦场的风向问题。那个地方地势较低,背靠大树行,来风不顺畅,扬场都有困难。

李大叔当队长的时候,就坚持把打麦场移了过去。结果正如父亲所预料的那样,一到打麦的时候,经常为风向问题伤脑筋。这时候,李大叔找到父亲想办法。父亲考虑后,就有了一个大胆的设想:与李家营换地,把岗顶换过来当打麦场。
岗顶,就是村子后面靠南边的那个高地,是孟家岗的最高处,中间高,两边低,根本浇不上水,纯属于望天收。那块地有三四亩,北边与我们的小路相连,虽然土地贫瘠,但是风向极好。站在上面,无论什么时候,无论哪个风向,都能够满足。如果当作打麦场,就再好不过了。它属于李家营所有,主动权不在自己的手中。队委会也同意交换,就怕李家营的胃口比王家营的胃口还大,不好满足他们的要求。大家知道父亲与李家营是户下,还是亲戚,这个艰巨任务,就交给父亲去完成。目标不大,一亩就足了。
那个时候,李家营的队长是卢叔卢宗山,他是我五哥的岳父,父亲的亲家。由于我四爹去世早,我四妈就把他从渣滓沟接到了李家营,我父亲他们就成了家族弟兄。弟兄加亲家,亲上加亲,话就好说一些。父亲打算用家庭的关系,来换取邻队的关系,用儿子来制约亲家。
一天夜里,父亲让五哥去请卢叔,卢叔很快就到了。
父亲他们之间,没有酒不说话,一有酒就话多,酒杯一端就容易喝醉,该说的话也说不了了,最后卢叔就晃着回家去。有时候晃到半路就倒地了,睡一觉醒来,再摸黑回去,从来都是如此。
卢叔来的时候,黄酒就已经热好了。亲家俩分坐两边,划拳猜枚。等喝得差不多了,父亲才扯到正题上。他简单说了情况之后,卢叔就摇头不同意。父亲说,我年纪大了无所谓,主要为孩子们考虑。你也知道,打麦连天,一场灰糠麦堆在一起,就是一座不小的麦山,哪一堆不是你女婿扬的。扬场是个力气活,三两场可以,长期这样下去,我怕他们受不了。后洼的活本来就重,孩子们使伤了,连个接班的都没有。不考虑你女婿,也为你闺女想想。如果把地换过来,扬场就轻松多了,孩子们高高兴兴的,难道你不喜欢。

换地是个大事,我一个人做不了主。即使我没有意见,其他人还有想法。卢叔开口了。他虽说嘴上不同意,但在心里还是担心五哥的。后洼劳力不多,这个卢叔是清楚的,五哥在队里是主要劳动力,每次重活都是他抢在前面。从这个角度讲,于情于理,于公于私,卢叔也是应该答应的。
你准备那啥来交换?卢叔问。
要地没有,荒坡还是可以考虑的。父亲说,后洼别的不多,两沟四面坡,山坡面积于你李家营面积相当。
你是与我交换的,你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理由。卢叔生气了,否则,就无法成交。
我们唯一能交换的就是坡地,其他条件不行。父亲也板起了面孔。
你说一亩地,我可以考虑,多了不行。卢叔说,必须用耕种地来交换。
后洼耕种地本来就少,用耕种地交换那是不可能的。父亲也很固执,你看这样行不行。父亲说出了自己的打算。
不行。卢叔说,我那是耕种地,虽说浇不上水,也是耕种地。你那荒坡与我的耕种地相比,根本就不是一个等级。一亩耕种地,换你三亩坡地,就是你们紧挨李着家营的那块坡地。
父亲会激将,也会把握分寸。他装作不同意的样子,低头不语。卢叔掂起酒壶给父亲斟满一杯,把酒杯递给了父亲。如果没意见,就这样定了,队委会的工作,我回去做。
你开的价有点大,明天我也得同大家商量。
商量个屁,酒一喝,就定了。卢叔与父亲酒杯一碰,头一仰,抬起脚就走了。
后洼的那个打麦场,就是这样换来的。经过讨价还价,最后的代价是,二亩坡地,换一亩薄地。
改做打麦场之后,(我们称之为“高场”),到打麦的时候,风向好极了,轻轻地把木锨扬起来,麦糠就分离出来了,省力很多。后洼有了窑厂之后,还用那个高场的黄土,烧了几十窑红砖。现在它与岗顶凹一般高低,被当做耕地使用了。就是土地贫瘠了一些,需要养几年才行。
土地承包和流转之后,农村的打麦场就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那段换地的风波,在后洼就慢慢地被历史所淹没。但是,父亲为了集体的利益,那种富有智慧,对后洼忠心耿耿的精神,却永远留在后洼人们的心中。
2020.12.02. 43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