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父亲诞辰110年，去世40周年   （二）

拔钉子

文/李俊科

   拔钉子，我初听说，不明白其中的含义，还认为是墙上或物件上的钉子，需要了，钉上，不需要了，拔出来就是了，后来才知道不是那个意思。它是一个运动，是一个政治运动。解放初期，分土地，分果实，恢复农村经济，向群众管输红色思想的时候，要开许多会议，搞许多运动，父亲就和那些积极分子激动在场院，流汗在地头，家里成了她们的驿站。运动结束了，说他们就是钉子，父亲和那些积极分子又被集中到一个地方集训，他们就汇聚到了炕头。理由是，在运动中犯了错误，要进行学习改造，集中把钉子拔出来。他们中间有红色钉子，也有白色钉子。我不知道父亲是红色的，还是白色的，反正都是钉子，都需要拔出来。

   父亲和那些积极分子被集中在城郊区三官庙人民公社的小型会议室里参加集训，已经四天了，浑身都不自在。劳动习惯了的他，一下子清闲起来，手脚都不知道往哪里放。同室的还有五个，与他一样，也都闷闷不乐，性急的时候，脑袋只想往墙上撞。

   屋子不大。两间瓦房，靠后墙根垒了一个大炕，白天算是一个长凳子，供他们坐躺，晚上便是睡觉的地方。好在床上还有两条破被子，夜里寒冷的时候，也能挡挡寒，只是身上的衣服有点单薄了。十一月中旬来的，马上就是小雪季节了，不知道家里知道不知道他们的事情，棉袄到现在还没有送来，更不知道还能在这里还能待多久。靠前窗是一个柴桌子，上面放着几张白纸，还有一个铅笔头，供他们书写笔记，其实是让他们交代问题。几个半老家伙，没有识字的，放了也是白放。

   二哥，咱们总不能老这样待着吧，你得想个办法。

   老皮说话了。他知道父亲的声誉比他们高，想让父亲出面调停。都来好几天了，除了学习，还是学习，咱们这些老党员，觉悟本来就高，还学习个啥。工作上的事情那都是上面要求咱们做的，正确与否与咱们没有关系。眼看着天冷了，咱们来的时候，孩子他妈不知道，棉衣也没送来。几天不回家，不知道她们急不急？

   你咋知道她们不知道？父亲说，她们只是不清楚啥原因就是了。上面说你犯错误了，你就犯错误了，就大胆地承认错误。他们要的是态度，态度只要端正就行了。错与对，应该有人负责，毕竟咱们是执行者。

   二哥说的对。老马接腔了，说大话，弄虚作假都是他们逼的，与咱们啥关系？

   我与你们不一样。老张说，我们村里出了人命，这个是明摆着的，我作为村里的主要领导，能逃脱责任吗？但是，我不是故意的。农活重，生活又跟不上，树皮都啃光了。要不是浮夸，能饿死人吗？老张说着说着就流泪了，饿死人，不光是我们村，其他村里也有，我是被冤枉的。将来，你们出去了，多去看看我的家人，有难了帮帮，就算是咱们朋友一场。

   老张，你也不要总是自己揽责任。父亲说，饿死人是大事，不光是你们村，咱们公社，咱们县，咱们省估计也有。我们村也有，我家就饿死两个，一个是我的大哥，他死的时候嘴还张着，怎么也合不上，我难受得直流眼泪。一个是我的小儿子，还不满月。没有奶水，我就去食堂给他要一点面粉。因没有计划，保管员只给一小盅。三天不到，孩子的命就丢了。父亲揉揉眼泪说，一个政策从上面传达下来，执行的人多了，要追责，各级都脱不了干系，受到处理的可能是一大片。我们目前要做的是老老实实地学习，认认真真地改造，诚心诚意地交代问题，将来大不了被法办，住监。父亲叹口气说，只是我们在执行政策的时候，方式有点简单、粗暴，死不了。除非有人栽赃陷害，除非你罪大恶极。

   话是这样说，谁知道哪一天能让咱们回家呀。老张停止了哽咽，瞪着眼睛看着父亲，我家里还有老母亲呢。

   既来之则安之，问题弄不清，结不了案，肯定回不去。父亲解释说，既然要咱们学习提高，交代问题，咱们就认真想想，能交代什么，就交代什么，有虚心接受改造的态度，改正错误的行动，或许问题就化解了。咱们都是半文盲，肯定也写不出什么。想好了，就说给他们听，让他们记下来就是了。

   老郭和老刘也想说什么，只是张张嘴没有说出来。

   父亲嘴上是这样说的，但心里也和大家一样难以平静，他夜里睡觉的时候，脑子里尽是一团乱麻，总也理不出一个头绪来。

   他想不通的事情有好几件，主要的还是前两年的。从1958年元旦开始的水利化，到吃食堂，大炼钢铁，大跃进，每走一步都是按照上面的精神去做的，出了问题，帽子却戴在了基层的头上。家长作风，强怕命令，瞎指挥，弄虚作假，多吃多占，甚至还说自己贪污犯罪。自己全心全意为大家服务，结果是自己错了。学习了几天，还是想不通。

   水利化的口号是县里提出来的，也是1958年全县的中心任务，自己不过是全县6万劳动力之一的鼓动者和参与者。当时，也想为后洼，为八迭堂村老百姓办一点实事，分别在后洼的小沟口、王营的蛤蟆洼旁边各修一座蓄水池塘。自己负责后洼池塘，王正鼎负责王营池塘，并得到了上级领导的同意。自己组织了三四十个男女劳力，按照县委政府的要求，“奋力大干一百天，天寒地冻不停工”。在生产力落后的情况下，大家硬是用肩挑、夯砸的土办法，修了一座长45米，宽35米，深约3米的小型池塘。那年冬天，天寒地冻，滴水成冰，社员们没有一个叫苦喊累的。从开工那天起，工地就是战场，任务就是命令，工地上红旗招展，号声震天，用“沸腾”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大家一直坚持在工地上，轻伤也不下火线，累了就趴在膝盖上打个盹，起来再干。有几个妇女还怀着孩子，繁重的劳动，让她们当场流产。顽强的她们，随便处理一下之后又投入战斗。有几个男子，身体本来就弱，由于营养跟不上，昼夜轮番上阵，晕倒在工地上，缓过来劲又抡起了䦆头。粪筐用坏了几十担，扁担压折了几十根。当我把最后一个出水口盖上石板的时候，工地上却没有一点声音，我抬头一看，我的社员们都瘫倒在池塘的大堤上睡着了。看着这揪心的一幕，我流泪了。我赶紧上前叫醒他们，怕他们受凉生病。寸土难移，我们是知道的。在那个机械化程度不高，没有拉车的情况下，黄土不挖不掉，不铲不动，不挑不走。为了这个不能完成的任务，为了“百库千渠万个塘”的突击活动，为了“苦战三个月，实现水利化”的跃进口号，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父亲知道，大跃进的口号是上面让喊的，自己只是一个顺从者而已。有了池塘，才想到没有水源，池塘就是一个摆设。就迎合了上级的那个“引水上山岗”，那个“村村有工程，社社有重点，干部包工程，劳力定任务”的水利化运动。大家刚刚从池塘下来，很快就被运动赶到了西坡上。任务定下来后，就把社员们精神彻底压跨了。一个工期接着一个工期，天天都有任务追在你的屁股后面。我的社员劳累得就剩下了一幅骨头架子，收工的时候，走着走着就睡着了，屁股挨住地就起不来了，我也疲倦得只有一口气，上下眼皮一打架就睁不开了。工期结束后，我还没有坐下来喘喘气，就又被拉去开批斗会。上级说我是瞎指挥，属于强迫命令，不管老百姓死活的家长作风。我能不冤枉吗？

   一个“百千万”工程刚刚结束，另一个“千百万”（粮食亩产千斤，芝麻、棉花亩产百斤，红薯亩产千斤）誓师大会又开始了。动员大会一场接着一场，决心书改了又改，人们的思想觉悟一浪高过一浪。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说的就是那个年代。数字是没有限制的，可以往上说呀。但是，土地却生产不出那么多粮食来，领导干着急。没有肥料，土地就是再深翻三遍也是枉然。到了夏收的时候，为了应付上级的检查，啥办法都用上了，与“千百万”数字的差距还是很大。父亲想不通也得想，不然就是右倾保守思想，是批判的对象。父亲就只好按照领导们提示的，做了一件昧良心的事儿，把麦秸也装进了粮仓里。人家都这样干，你不干就过不了领导的那一关。1959年开春，继续反对右倾保守思想，县委召开千人大会，提出了小麦亩产1200，力争达到3000斤的不切合实际的口号，要求到会的干部写出决心书和表态书。父亲没有办法，只好违心地也在保证书上签了自己的名字。

   事情远远没有结束，1959年七月一号的“铁马当先”又开始了，大炼钢铁是层层压码的，全县采用“边规划，边学习，边建炉，边生产”的建造土炉的大办钢铁运动。这个时候正巧赶上吃食堂，小社合大社，接着成立人民公社，把父亲忙得团团转。但是，工作重点不能丢，钢铁还是需要炼的，那是国家的基本建设。本地没有铁矿石，也没有炼铁的原料，家家只好不让冒烟，扒了各家各户的锅灶，把铁锅投进土锅炉里，吃饭的时候，男女老少都进食堂。没有炼铁的柴火，把村子里的树都砍光了，还是不行。有的干部就提议，把各家各户的家具也拉来炼铁。父亲不同意。父亲说，农民的家具虽然是分果实分的，但是，过去是地主的，现在就是自己的了。作为国家的主人，家具还是要有的。况且，制作一套家具是很不容易的，老百姓没有钱，毁掉了再去制作，那样损失太大。有的人提出砍伐西坡上的大树，解决柴火问题。为了完成任务，父亲只好点头同意。树是可以再生的，今年砍了，明年如果再植树，要不了几年就能长成有用之才。就这样，一阵风过后，西坡光秃秃了，父亲也心疼了好长时间。但是，炼铁的任务仍然没有完成，领导也怪罪自己不作为，太诚实，又成为每次会议批评的对象之一。父亲虽然成了批评的对象，但是情绪不能低落，咬牙还得坚持，工作还得照常进行。

   成立人民公社是毛主席号召的，是大事，也是好事，父亲是举双手赞成的。在合小社成立大社，生产大队选举领导班子的时候，驻队干部刘海柱与程汉鼎想让父亲和李金明三爹也进入班子，父亲就是不同意。理由是，李金芳五爹是大队支书，班子里不能都是我们老李家的人。那样，容易形成宗族体系，还容易给一些不怀好意的人造成口实，不利于开展工作。程汉鼎不同意，他说，干部是凭思想和能力的，有人想进领导班子，是干扎哇，没有领导能力，思想也有问题。父亲说，合社的时候召沟等小社也有社长，肯定也有经验，让他们进来，工作更好开展。就这样，父亲退下来担任后洼生产队长，三爹为王营生产队副队长，李家营的朱振国，召沟的孙军五等，进入了班子。社员仍然归大队统一调动，任务分派到生产队再进行分解，父亲照样忙得几天都进不了家门。

   到了1959年的9、10 月份，全县的大兵团作战开始了，“一平二调”让社员们离开自己的土地，抛弃了自己的小家，去完成全公社的攻坚任务。这个时候，农业生产就出现了大呼隆现象。人马未到，粮草先行。在石人沟水库工地上，任务赶的很紧。父亲担心后洼队社员的身体吃不消，就多次派人到大队催要粮食补助。我三四岁，当时也在工地的幼儿园。他的大孙子文定刚过周岁，也抱在那里统一派人看护。工地上生活差，父亲怕我们的营养跟不上，还帮忙为幼儿园的孩子们要补助粮食。后来，这就成了他多吃多占，贪污犯罪的罪证。

   1961年5月份开展的三反运动，父亲就是被点名批评的。这次进行的拔钉子运动，也是为了落实党中央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省委开展了《民主革命补课的决定》，主要是肃清五风，即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这五风，父亲全都占了，怪不得他被集中到公社里集训。一集训就是两个多月，眼看就要过年了，他们五个又被集中到了县里继续学习，从表面看，似乎问题更严重了。

   其实，母亲也很着急。她知道父亲工作忙，不至于一个月不回家。这中间她问过我五爹，我五爹说父亲是去学习改造的，事情不大，学习结束就回来了。况且，驻队干部和大队干部也去公社做了工作。他们根本不相信父亲有问题，即使有，也只是工作方法问题。眼看天冷了，母亲通过五爹给父亲捎过一次袄子和换替衣服。我很长时间没有见到父亲，也是很想念的。同学们知道了，就对我说，我父亲是去拔钉子的。我不知道拔钉子的意思，还认为是那里的钉子特别多，特别大，别人拔不了，特意请父亲去拔的。都两个多月了，还拔不完。后来听说不是那个意思，说是父亲犯错了，去接受改造的。我不信，父亲为了工作，整天不回家，咋能犯错呢。还听说有的人不好好改造，被政府法办了。这时我才知道，拔钉子不是我原来想像的那样简单，弄不好会坐监的。我就要母亲去告诉父亲，认真改造，承认错误，早点回来。母亲看看我，没有理我，转身去忙别的了。

   快过年的时候，父亲回来了，张四婶说他比在家的时候白了、胖了。只是精神受到了刺激，情绪不是太好，工作也不如以前那样积极主动了。我只知道他回来后陪我的机会多了，只要他稍微闲着，我就往他怀里钻。

   父亲回来之后，五爹来我家好几次。从他们的言谈中我才知道，那个时候的运动是上面把钉子范围扩大化了，面扩的过宽，要求过急。1962年，中央为此专门召开了扩大会议，总结1958年以来的经验、教训、缺点和失误，还专门下发了文件，把这些归纳为十六个字，即：过高，过大，过长，过多，过急，过快，过火斗争。中央予以纠正，地方各级领导也相应承担了责任。对于的确有严重问题的干部，予以制裁，其余的全部平反纠正。大队还专门召开大会予以澄清，消除影响，给父亲撑腰打气，并委以重任。

   在平反大会上，驻队干部评价说，父亲是老党员，是富有经验的农村基层干部，心红苗正，像钉子一样紧紧地扎根于群众，是真心为群众服务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这个钉子，是谁也拔不掉的。这样的评价，立即赢得了群众热烈的掌声。至此，拔钉子运动就在各级政府承担责任的基础上结束了，父亲的腰直了起来，精神又恢复到原来的样子。

  这件事情之后，我才知道，父亲是个红色的钉子，是永远扎根在群众的心中的。

2020.11.29.  5290

作者简介:李俊科，网名了了、巴族十三客，河南西峡八迭人，退休后客居洛阳。中共党员，中学高级教师。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闪小说专委会会员，中华精短文学学会联盟会员，洛阳市作协会员，洛阳诗词学会会员，出版有《恩情重于山》、《赵洼，曾经的地方》、《后凹，远逝的记忆》、《山村细雨》等文学作品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