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召唤

                         戴永久

 上世纪70年代末，在一元化道德观和价值观的长期熏陶下，时代造就英雄模范人物的高大形象，广为传颂，直接而有效地影响和规范着人们的言行。

“时刻听从党召唤”，“誓把重担挑在肩”，“越是艰险越向前”，“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国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等豪言壮语，名言警句，激荡人心，催人奋进。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大凡组织和领导决定的事，一般的人都会选择服从拥护和支持。即使个人有这样那样的困难想法，哪怕有成千上万的理由，一般都不愿流露，而是暗暗埋在心底，默默承担，自行消化。

1979年，全国组织三千干部援藏，原扬州地区（1976年经国务院批准分为地级扬州市和地级泰州两个市）选调了17名同志入藏。其中泰县（1992年撤县改建姜堰市）就有曹恒龙、戴永久、刘俊宽三位同志。

 曹恒龙同志，是建国以前参加工作，并长期在基层担任主要领导，时任泰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副县长）的一位年过半百、政绩突出、干部尊重、群众拥戴的老同志。

由于长期的超负荷工作，高节奏运转，严重的体力透支，给身体造成的各种伤害，时有显现。但在其高度事业心责任感及其惊人毅力的强大精神作用支撑下，他还是精神焕发，干劲十足，日以继夜地为工作而奔忙。

夫人姜良芬同志，更是屡屡放弃舒适的生活环境和称心如意的工作，拖家带口，随丈夫的工作变动而四处奔波。多年来，工作和家庭两副重担带来的劳累，让其心力疲惫，健壮的体魄亦不如前。

四个子女，除老大刚成家立业外，其余的不是在上学，就是在待业。个人的身体条件和家庭情况，真的不算理想和宽松。但是，当组织上决定其援藏并征求本人意见时，曹恒龙同志以大局为重，义无反顾，毫不犹豫，斩钉截铁的表示：坚决服从组织安排。

组织上问他是不是待征求一下家里人的意见后，再作决定，他不假思索地答道：“姜良芬是党员干部，她决不会得拖我的后腿，子女们作为新社会培养成长的青年，更是没得话说。既然组织信任，只要体检合格，我就决心援藏。”

刘俊宽同志，既是一位优秀的“社来社去”工农兵大学生（当时大学生在全社乃至全县也屈指可数），也是当时公社重点培养新的后备干部苗子。当时，他正满怀豪情地奋斗在公社农业技术员兼本村管委会副主任工作岗位上，群众口碑好，组织评价高，是一个出类拔萃、前途无量的有志青年。

当组织上决定让他援藏，並征求个人意见时，他不假思索，当即表明：“作为一名年青党员干部，应该做到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既然组织上看重、培养我，我要加倍珍惜组织上给予我这一可得而不可求的经受锻炼、接受考验的难得良机，坚决服从组织调遣，支援西藏建设边疆。”

其实，刘俊宽同志父母年事已高，家庭困难不少，特别是要与新婚燕尓（刘俊宽同志结婚一个月后就毅然随团赴藏，实在可敬可佩）的妻子相隔万里，一别数载，个中滋味和思想工作的难度可想而知。

我是1973年从县政工组副组长岗位上调至大埨公社，先后任大埨公社党委副书记、书记。

经过几年实践磨炼，工作上得心应手，事业上小有成就（当时大埨公社以低产田改造为主的农田基本建设和为之配套的栽桑养蚕、田间绿化，分别被评为省和地区先进典型），前途上一片光明。

当组织上征求本人对选拔援藏意见时，二话没说，当即表示：“既然是工作需要, 组织信任，本人绝对听从党的召唤，坚决无条件服从组织安排。至于家庭困难和父母及家属思想工作就不必组织上操心，我保证会做好思想工作，让他们全力支持我赴藏工作。”

其实，当时，我家中的困难，还是比较突出的，父母年过花甲，四个弟弟除二弟永发刚结婚外，其余三人和我的两个孩子都在上学。一家人生活的千斤重担，无情地压在父母及我爱人的肩上。为了支持我的工作，他们义无反顾地默默承担着一切，反过来劝我，放心赴藏，努力工作，为国争光，为家庭争气。

颜锦仪同志与我们共同援藏更具戏剧性。1979年4月初，颜锦仪局长带领扬州地区社队工业局调查组一行，到泰县大埨公社进行调研。我理所当然出面陪同，他们得知我即将援藏的消息，检查组的同志人人报以羡慕的目光。

临别时，颜局长还深情预祝我赴藏一路顺风，待圆满完成援藏任务，凯旋归来时，再为我接风洗尘。

5月6日，扬州地区援藏干部在扬州西园招待所集中，我惊喜地发现，颜锦仪同志也在会场，我连忙上前招呼，他一把将我拉到身旁边椅子上坐下，笑嘻嘻地说，“‘有缘千里来相会’，这次，我也跟你们一起去援藏了。”

我一听，又惊又喜，惊的是这么重大的事情，这么短短几天时间就敲定下来，觉得不可思议；喜的是又能有了一位值得信赖和依靠的领导，结伴同行。后来得知，颜局长从泰县调研结束后回到扬州，组织上就跟其见面，决定选他援藏，并征求个人意见。

其实，当时颜局长也已年过半百，家慈八十高龄，夫人体弱多病，子女尚未就业，家中困难不少。但是，他硬是以一个党员、领导干部的标准，严格要求、规范自己，不假思索，爽快地答应：坚决服从组织调动。

由于时间过于仓促，组织上从实际出发，准备让其缓后几日，单独赴藏，他却毅然谢绝。仅用了10几天的时间，连夜准备，赶上大部队一起出发赴藏。

另外，还有西藏阿里地区原办公室主任彭长遇同志。他于1959年学校毕业后，分配到西藏海拔最高、条件最差、人烟稀少的阿里地区工作，先后参与并经历了西藏的平叛、民主改革、互助合作、人民公社化等一系列工作。他长期离妻别子，孤身一人，风餐露宿，舍生忘死，不计得失，无怨无悔，矢志不渝地连续在阿里地区生活工作了19年。最后，百病缠身，危及生命，始得内调，安置养病。

以上，我列举的只不过是我所知道的援藏干部中，少数的几位而已。其实，扬州地区援藏的17名干部，江苏援藏的2 13名干部，乃至全国3000援藏干部，特别是建国以后陆续赴藏的那些老西藏们，哪一位不都是怀着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无限忠诚，克服个人和家庭中，各种各样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大业为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以个人艰苦卓绝的牺牲奉献精神，吃尽千辛万苦，不畏艰险，无私奉献（据我所知，当时干部援藏大都是平级调动，完成使命后内调回来也是平级安排，并无所谓的享受“双工资”、“官升几级”的“升官发财”之实），流汗流血，扎根边疆，成就了西藏今日的辉煌。

这一段感人历史应永载史册，千古流传，激励后人。

作者简介：戴永久，江苏姜堰人，1944年生，中共党员，大专文化，江苏省作协会员。退休后，爱习字、喜收尝、学写作。几年来，多篇散文在省、市报刊上发表，专著《西藏情怀》、《我的百岁父亲》分别由《团结出版社》、《凤凰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