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柳泽生(阜新知青驿站群员)
推荐:白云溪
--- 启 程
1970年8月31日,阜新市城镇70届九年一贯制中学毕业生(那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所谓中学)1 万多人,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怀揣着“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扎根农村干革命,改变农村山和水”的雄心壮志和真诚、崇高的理想,在送行的鞭炮锣鼓和一阵阵口号声中,乘坐各式各样的交通工具,被送到本市所辖的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和彰武县的几十个人民公社。我们就像一群刚刚离巢的雏燕,飞落在阜新广袤大地的几百个大大小小村庄上。

1968年开始的知青大下乡,是初中3个年级、高中3个年级一起走,基本上是一个也不留,俗称“老三届”。1970年的毕业生,是实行九年一贯制后的首届毕业生,基本上是三分之一留城当工人,三分之二下乡作知青。按当时的理解,留城当工人的学生大多数都是根红苗正、家庭出身好的(贫下中农)、表现出色的(按当时的政治要求);“黑五类”子女(地主、富农家庭成分,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被称之为“黑五类”)、“走资派”子女(当时被批斗的干部,被称之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当时所谓有问题的家庭的子女,当然是上山下乡的首选对象。
当时的宣传说:当工人、作知青,都是革命需要,只是分工不同。其实,人人心知肚明,在当时,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当了工人就进入了领导阶级;农民则是工人阶级的同盟军,知青还要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那差别何止是十万八千里,简直是天壤之别啊。当时,有政策规定,各学校可以选一二个有代表性的“可教育好的子女”(“黑五类”子女的别称)留城当工人,我所在的市第十二中学的“工宣队”( “文化大革命”期间,实行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由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管理学校)怕弄不好出说道,受牵连,就一个也没留。
上工厂和到农村去的汽车是同时启动的,车到市区,上工厂的汽车拐进了阜新冶金备件厂。我们则一路向西,奔向阜新西北部——贫困的紫都台人民公社。别了,我20来年的城市生活;别了我十多年的学校生活。
就这样,我们怀着“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的“豪情壮志”,踏上生起步的漫漫征程。

全家人拍照欢送下乡的场面,还是比较少见的。在当时,这是一种团聚,也是一种别样心情的送别。照片中的我那年18岁,我的3个弟弟后来也陆续都下了乡,这在当时也是少见的。按当时的政策,家有两个以上子女下乡的,可以照顾留城一个。我们家从1970年到1976年哥四个都下了乡,一个也没能享受到这的照顾。后排右二为本人。

同学留影,着装是那个时代的标配。仿制军装和军帽,手捧红宝书,胸前伟人像章。风华正茂少年时。
下乡一年后回城探家,与留城在工厂的同学留影。
照片上的题字,还保留着那个时代的鲜明印记。前排中为本人。

力争上游不断登攀
文:白云溪
仰望浩浩天宇的星移斗转,
涉过流年江河的浪涌波翻,
时光的长镜终辞去了
知识青年的俊朗红颜。
那高歌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的稚气笑脸,
那无偿撒给黑土地的青春华年,
那力争上游不断登攀的热汗,
仿佛只在倏忽间
便被吹皱、褪去、风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