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子石麻井村原名麻井街。重庆人说快了，就说成麻将街了，于是大多数人叫麻井街为麻将街。麻井街，其实根本没有一条像样的街，铺面也少。
从弹子石“小百味”（卖小吃的）旁边小巷进入一条背街，途经原南岸区一院，走过一所官茅厕，壳瞭望楼，下一坡梯坎就到了南岸织布厂职工宿舍楼，这就是我所熟悉的一段靡井街。公厕是附近居民都要去方便的地方。公厕前面是《渝南剧场》解放前曾是川剧演艺场，内有剧台，观众席，后来剧场改为住宅，里面驻有许多人家。再往前走穿过几条巷子就能看到38中操场。38中是群西式建筑。这些建筑依山而建，有好几排二、三层楼房，用来做教室。这些建筑解放前或许是某国使领馆或住渝办事处。
南岸织布厂职工宿舍楼有两栋，相对而建。两栋中间只有一条不足两米的小路，好在我家住的这栋楼前面有个天井坝子隔开，才不至于楼栋太近，引起尴尬。两栋楼走廊相对，一方端起碗在走廊上吃饭时，另一方或许都能看见你吃的是什么。
有年正月初一早上，我在走廊上吃汤圆，对面邻居给我母亲说，你儿好能吃哟！吃那么大一碗汤圆。我记得是20个，一大碗。那时过年，家家都是自己包汤圆，一个汤圆相当于现在超市卖的4个汤圆。
这两栋职工宿舍楼算麻井街比较体面的建筑了。其它建筑大多是依山而建的穿梪木结构房子，错落无致、十分老旧，这也是麻井街后来改为麻井村的原因之一吧。
我家后面穿过一条巷子就到了河街——坐轮渡回来到弹子石正街的必经之路。出巷子对面有一个老虎灶。老虎灶一年四季都供应开水。五磅水瓶一分钱一瓶，八磅水瓶一分五一瓶，凭票接水，不收现金。我家有时难得烧开水，就拎着茶瓶到那儿去打。如今虽有一分钱这个货币单位，但已无一分这种货币了。那家若有，可当藏品收藏。
我家是1975年搬到麻井街的。我家住的是4楼，房子有两间，面积28个平米。那时房子大多是东西朝向，早上迎朝阳，下午晒太阳，晚上看夕阳。能有如此高档住房，还因为我母亲是一线三班倒员工，加上工龄长才分到的。
说起搬家，父母还闹过矛盾。父亲在新生上院住惯了不愿意搬，母亲说她上班太远，尤其中夜班不安全坚持要搬，才搬成的。
那时房子都没修卫生间，解手很不方便。白天还好，可以跑到《渝南剧场》旁边公共厕所去方便；晚上就麻烦了，要走一段没有路灯的巷子才能到那个公厕。那时每家都备有尿罐，供女人们使用。男人小手则下楼找个阴沟，见没人就屙。但解大手还是得跑到公厕去方便。后来家里也买了个尿壶，陶瓷的。尿壶也装不了多少尿，半夜梦中尿涨醒，慌忙中不注意就会伸进尿液里。
我们那层楼共有六家人。左手邻居姓刘，女主人姓郑，是个技术员。男主人好像反右时被打成了右派，好多年没见过真人，文革后平反落实政策才回来。他家一儿一女。儿子比我小点，叫刘X生，上过中专……很有文才。也是好多年没见过面了，但微信上有笔交。刘X生喜欢写诗、喜欢旅游、喜欢摄影不时在朋友圈晒诗，发风光照片。角落那家邻居男主人姓张，女主人姓龙是技校毕业的，我们都叫她龙孃孃。前几年坐轻轨还见过龙孃孃。龙孃孃有一双儿女，长得又帅又靓。
右手邻居姓X贾。四姊妹。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大儿子叫X东，小的叫X西。X东比我大两岁，喜欢唱歌，不时拿张手抄歌单练歌，听收音机里播放的音乐。当过知青，回城后同我母亲在一家工厂上班，作辅助工，就是给织布工运送纱绽。他们那批知青文化不高，回城年龄也偏大了，大多只能当辅助工。X西何时工作的不太清楚。几年前母亲去世，他也来随了100块钱礼。X西现在好像混得不是很好，吃低保，但口才好，自吹在当地还有点名气，外号肯尼迪。具体哪方面名气我不清楚，可能是抄社会吧。
第二家邻居姓李，女主人是我兄弟的师傅。有一儿两女。儿子随父亲在外地工作，父子俩不常回家。本来有个二妹的，小时抱出去了。平时和我们一起玩的是他家俩姊妹，小莉、小诗。她们都比我小好几岁。俩姊妹都长得乖巧。最初双方父母都有意撮合小莉和我兄弟成婚，可直到我兄弟有弟媳了才说穿。小莉后来嫁人了，但嫁得不好，不久离婚了；小诗也成家了。八十年代初我成家搬走后，来往就少了。
最左面那家男主人是个司机，女主人是个老师。由于工作关系，男主人不常在家，何况那男主人又比我大十多岁，不太来往，所以不太熟悉。
底楼有个邻居有点悲催，是个下肢瘫痪的残疾人。她的残疾是自己造成的。那时她和一男生耍朋友，父母激烈反对，俩人选择跳崖殉情。男方摔死了，女方留下终身残疾，真遗憾！她们的殉情并没引起社会同情，甚至我都是后来才知道的，因她下肢瘫痪后很少出门。
住在我家背面还有个小兄弟也命运多舛。这个兄弟姓刘，是我弟弟最要好的朋友。他家好像是表姊妹开亲，家里子女都不聪明，除了我说的的这个小兄弟外。他和我他弟弟一直都找不到媳妇。后来，他终于找了个农村的女人结婚，婚后添了个儿子。要说生活从此会走上正轨。因我这个小兄弟懂电，不论强电、弱电都有两刷子，许多电器在他手里一会就鼓捣好了。90年代我开了个小型针织器材厂，研制台车电磁式积极送纱器，他还在我的小厂设计、制做过控制电路。小刘兄弟肯干、手巧，他焊接的控制板焊点小，干净整洁。但命运对他真的不公，他儿子出生不久，老婆就患上癌症，一家人变卖贵重物品也没能留住他老婆性命。（那个年代职工没医保的）2013年我弟弟因病去世，他来了。聊起他现在生活，虽然淡定，但更加悲催。他下岗后本来能够找上一份足以糊口的工作，可他又患上口腔癌，不能出去工作了。两父子目前只能靠每月1000元低保生活儿子还要读高中。
邻近38中操场有一处宅院，文革时还发生过一桩冤案。一少年早上摸进邻居家想顺点东西变卖，可进去就见一女孩倒在血泊中，慌乱中急忙逃离。公安根据这少年留下的脚迹很快将其抓获。根据这少年平时表现（这少年平时比较调皮，有偷盗前科 ）推断是他偷盗不成杀人害命的，于是严刑逼供，屈打成招，于是，他只有承认入室盗窃，激情杀人的。在那个公检法一元化年代。一个人的命运就系在某些当权者手里，于是从重从快，迅即判处该少年死刑。
据说，这少年当时还有一个哥哥在部队，军阶营级，知道弟弟情况后，迅速从部队回来，予以施救，但在证据、口供面前，大义灭亲政策感召下，也只能接受事实。
那时还没听说过人权这个词。枪决死刑犯要贴打上红勾的公告并召开公审大会。那次公审大会是在上新街39中召开的，成千上万人参加，不像现在，不是至亲谁去？公审结束后，犯人还得站在刑车上游街示众，杀一儆百，然后才送往刑场执行枪决。
警车开路，刑车跟进时，许多市民追着刑车围观。当刑车经过路口，就是现在上南山，黄桷垭路口，一堵围墙蹲着许多看热闹的人们，围墙承载不住这些人的重量，突然垮塌，砸向下面追逐围观人群，当场死伤十余人，为这名无辜少年陪葬。天作孽，尤可违，人作孽不可活，这也算是报应吧。幸好，大会结束前，我已抢先走出会场，没随刑车看闹热。
不久，真凶出现。原来是一惯犯入室盗窃，被遇害女孩发现，呼叫、挣扎中被这名盗贼杀害的，而那名少年恰好跟进，当了替罪羊。那时刑侦手段相对落后，审判程序简单，更没有律师辩护，加上公安立功心切才造成这桩无可挽回的冤案。
麻井街（村）如今已不复存在，全都新建成弹子石老街，供人游玩、怀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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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花雪月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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