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一直害怕黑夜的来临。乡下的傍晚，无论冬夏，晚饭时，大人们都端着饭碗到街口去，青石板上坐着，树疙瘩上靠着，地上蹲着，围成一个饭场。一溜圈的碗，大大小小，飘着溅溅晃晃的月光，味道伴着清风飘散，一片吸溜声中，天南海北、鸡零狗碎都成了饭碗里不可或缺的佐料。我也撇着小木碗紧跟着父亲出去，吃完的时候，仰脸装着听大人们的云山雾罩，磨蹭来磨蹭去，从来不敢独自回家，我家又高又厚的门槛后是一条幽暗狭窄的过道，过道尽头是黑洞洞的厨房，躲在土坯墙洞里的煤油灯，忽明忽暗会带给我对恐惧的无限联想。次数多了，父亲问我为啥不敢回去，我告诉他，有鬼。鬼在哪里？我说在大门后的旮旯里藏着，他拉着我把两扇门合上，特意划根火柴让我看，自然是没有。
这样总也不能完全消除我下一次的惧怕。
当然我没见过鬼，都是从 街西头的德发老汉嘴里跑出来的：是个吐着血红舌头，“红眼绿鼻子四只毛蹄子”，并能来无影去无踪的怪物。
学校在村子的最北边，原是一座河大王庙，相传过去是河道，为了避免水患而建的，年代久远，有前殿和大殿，还有一座青砖裱砌的二层土楼，一人合抱的粗檩条，黑黝黝的，落满了尘灰。尽管邻近村庄毕竟是在空旷的野外，父亲是民办教师，学校要求老师们每晚都要住校办公。七八岁我就跟着他一起住宿，宿舍是一排青砖拱起的窑洞，父亲抽烟，两毛钱一包的黑“邙山”，经常满屋烟雾缭绕，我时常怀疑那一本本作业都是他用烟卷批改的。每包烟我都盼望着父亲恰好是在白天抽完，他每次在夜里抽出最后一根的时候，就是我最提心的一刻，父亲会从内衣的口袋里掏出两毛钱，交给我去买烟。父亲严厉，不怒自威，我从不敢流露内心的胆怯。
村庄里唯一的“代销店”在南面的正街，走出学校，要穿过几乎半里长的一条坑洼不平的土路，并且一边还是寨沟，漆黑的夜里，这一路无疑是我一个人的长征。第一道关卡就是锈迹斑驳的校门外，两边各蹲着一尊石狮子，狮子没有了，只留有刻着纹饰图案的石座，旁有一颗皂角树，树冠稠密，虬枝四散，上面时常会挂有祈福免灾的红布条，我害怕这一条条红舌头，把我舔吃了去，又担心枝叶的深处有一双绿眼睛含着正中下怀的冷笑，窥探出我砰砰跳动的胆怯。我带着不情愿，尽量让脚步悄无声息，但坑坑洼洼的路面让我的蹑手蹑脚变成一种徒劳，我恼恨棉麻袼褙纳成的布鞋底子，为何总在这时能摩擦出清晰的响声，路一边尽是高大粗壮的椿树、榆树、苦楝树、大叶杨，一阵风吹得叶子哗哗做响，我目不斜视，害怕那是勾引我的“鬼拍手”。只有仰头看着村庄上的那片天空，无数明亮的星星，在闪烁交织，我走过一颗就有另外一颗在前面等着我，似乎我在往天上走，在星河里趟过，遇到月黑风高的夜晚，我心里找过很多种撒谎的理由，打算半途而归，可这种虚构却又被自己推翻，我知道面对父亲时的那份心虚，会被紧握在手龇牙咧嘴的烟盒和汗渍彻底出卖。
父亲说世上哪里有鬼神，都是自己在吓唬自己。可我还不相信，因为小孩怕，大人也有怕的。
那次东头的三圣家丢了一袋玉米，他娘满街吆喝，谁捡到俺家的玉米了？！给俺拿出来呀，尼龙袋子装着，不拿出来我可天天出来骂，你们只要不怕脸发烧。两天没反应，第三天他娘扎了一个秸秆人，一天三次给上面泼开水，边泼边骂，说谁偷就烫死谁，结果第二天早上打开院门时，原封不动的一袋玉米就杵在她门口的土墙根。大人们当作笑话调侃时，我却开始惊叹那瓢开水的威力了？
我小学二年级时，有天下午放学，根旺叔家门口拥了很多人，我从人缝里挤进去，根旺叔正跪在地上，面前坐着桂兰嫂子，桂兰嫂子一反常态，目光呆滞，粗声粗气以长辈的口吻在指点根旺叔，根旺叔垂着头，恭恭敬敬地的连声应着，并且一口一个爹的叫着。围观的人鸦雀无声，噤若寒蝉。后来根旺叔毕恭毕敬地递过来一碗凉水，桂兰嫂喝了一口，并不下咽，仰起头在嘴里咕噜噜的漱着，然后噗一下，喷在地上，土地上随即洇湿了一大片，她双手揉搓了一下脸，恢复了日常的神态，起身走了。根旺叔可是村里的能人呀，并且脾性火爆，天不怕地不怕，咋会这样低三下四的给桂兰嫂子喊爹？到家问我妈，我妈说是“附”住人啦，根旺他爹去世三年，现在魂魄“附”在桂兰身上了。
多年后，我才知道发生在偏僻乡村的这种“附体”现象，只不过是人的一种幻觉和臆想，多发生在体质较弱的人身上，和一个人的自身经历、生活环境、精神性格有关……
也明白生命的河流里，有些无形的东西也在随着岁月而成长。比如，害怕的种子会结成一种敬畏的果实，埋在我的心间，渗透我的血脉，成为我行走于世的制约和底线，它像坚不可摧的堤坝护围着我，规整着我的走向，不允许我任何的旁逸斜出甚至决堤坍塌。
二
当我领悟这些的时候，我已经和所有的同龄人一样，从懵懂少年跨过青年，一路走来，步入了人到中年的序列。在时代的洪流裹挟下，也和所有的普通人一样，离开了土地，走出了村庄，成为千千万万农民工群体里的一员，奔走在外。我和村里要好的三圣几个人，背着行李，在广袤的天地间像移动的棋子，从南方到西北，寻找着人生的坐标，盘算着工种和收入之间的平衡。唯一和三圣他们不同的，就是我的另类或者“迂腐”。
最短的工期是在南方的一个冷库，给乡镇的超市和饭店送冷冻肉。冷库在城郊，葱郁的灌木掩映下，打着一个著名品牌做冷鲜批发。每天，我们天不亮就装车出发，两个人一辆小型厢式货车，兵分两路，各管东西方向的十来个乡镇，我和三圣在一起，他开车，我负责交货记账，然后晚上回来给老板交付一天的钱款和账单。这是一个比较轻松的活计，除了月薪五千的工资还有销量的提成。可当我有天质疑冷库里堆放着乌青发暗的猪肉，拿出来切割成片成丝的时候，老板恼怒了，他一把拨拉掉同村建才堆着笑脸递过去的香烟，隔着建才的肩膀，指着我，滚，滚蛋，立马滚蛋！我扭头走出冷库的大院时，三圣几个拎着我的行李，也追了出来，路上建材一脸的不情愿，眼睛不住地乜斜着我，三圣拦住了他的欲言又止。夜深人静的时候，我翻来覆去，想不通，觉得自己连累了伙计们，又不明白有些人为什么能够如此理直气壮，心里真的没有对那个叫做“鬼神”的怕惧和如履薄冰吗？
在外的日子游走不定，我们的身份也在不断转换，在西北的边城，干过水泥厂的上料工，湖广交界修路的护砌工，老家中原的塑胶工。所到之处都留下深深浅浅的脚窝，有劳作的汗水，以及领取薪水的眉头舒展，每个人都像河床上的鹅卵石，不停地被冲刷和打磨，一层层的粗粝在剥落，新生的质感也在滋长。
豫东的那个小小造纸厂，与其说是工厂，不如说是私人作坊更准确，半亩多大的红砖围院，趁着院墙用石棉瓦搭建起来的一排亮棚就是车间，这里生产一种叫半漂白的纸，专门批发给小型印刷厂印制作业本之类。每天都有送废纸的大小车辆进来，然后有专人分拣归类，接着就是泡浆、打浆、漂白、毛布提拉、卷筒烘干、切割成型。也许我喜欢看书的原因，对每一张纸都有种天然的亲近感，每一个环节上都用了最大的专注和用心，这是真正的变废为宝，并且在自己手里每天都在重复上演，让每张陈旧都又获得重生，内心充满了成就感，电闸合上的一刹那，机器有节奏的轰鸣都是一首沁人心脾的乐曲。老板夫妻两个，四十岁出头，口气温和，一搭腔就能感觉到待人的实在，没有任何居高临下的身架，活多忙不过来的时候，老板经常舍下身子加入到我们的操作队伍，清一色的劳作频率，分不清雇佣者和被雇佣者。每次开饭时遇到来送废纸的人，除了称重上大宽大长的干脆利落外，还硬要留人家吃饭，工人们成堆的的脏衣服，也经常成为老板娘洗衣时的顺手捎带。平时哪个工人手头紧，只要吱声，都会提前把一个月的工资领到手，而发工资那天老板娘总要催促着，寄回家里呀，可不能一人在外吃饱，全家就不饥了。
当地工人说隔壁的一个卫生纸厂，为了增加重量，给每一层纸里面都添加滑石粉，价格便宜，生意也照样红火。老板娘每次听到这话都非常不屑，那昧良心的事咱们从来不去干。我问为啥，她说，积德啊，做事凭心，人不见天见，说不定哪天就有好报。
这是我唯一在最简陋的环境中觉得最舒心的一份工，只可惜一年后，厂子响应环境治理而关停。
三
2016年的秋季，母亲突然感到头晕胸闷恶心，不停地呕吐，我从外面赶回来时，母亲在医院的检查结果已经出来，心肌梗塞，三处堵塞，其中一处血管堵塞程度已达90%，医生说必须做支架治疗，母亲住院将近半月，最后以付出三万块钱的代价而换取了她的康复出院。我扶着母亲带着一大塑料袋子的长期用药，坐上城乡客车，从县城回到了四十里外的乡村。
到家的当晚，最先来看望母亲的是三圣的二儿子，提着一箱奶制品。他早年卫校毕业，在村子里开了私人诊所，前些年在这个近三千口人的村子里生意火爆，日夜营业。后来县医院退休回乡的昌举哥也开了诊所，此后两家诊所都对村民格外热情，体贴周到，很多时候，谁有个头疼脑热不等登门，都随叫随到。尽管他重复着母亲出院时的同样医嘱，翻看着母亲带回的用药，说大部分药品咱诊所里都有，我也从不会曲解这份奶制品带来的真诚。可半年后看到村子里来了一辆药检所的车，以销售部分假冒药品的事实关停了他的诊所时，我的错愕大大超出了众人的想象。
陪着母亲的这段日子，是我心情最轻松地时候。除了每天按时按量照顾母亲的服药外，其余时间我就可以在村子里闲转，村庄早已不是旧时的模样，它逐渐地延伸和扩展，过去十来口的大户人家，都分割成了各自的单门独户，红砖到顶，瓷片亮眼。坑洼不平的土街，早已被坚硬平整的水泥路所替代，每一条街道都装上了定时开关的路灯。村内高大的北方树木几乎不见，街道两边被南方迁移的长青花木所点缀。村校早已搬迁在村南的公路边，旧址上已建成了整齐划一的几排人家，那颗皂角树在“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召唤下不知去向，周围砌成了一个大花池，四季都花花绿绿。
我走遍了村庄的每一个角落，有风吹来，我都会不自主地加深呼吸，让风吹遍我的每一寸肌肤，每一个细胞都在竭力去饱和我年少时代的气息，风是永恒的，它连绵不休，把我这一张行走在时光里的纸片，不断地漂洗，吹展每一道皱痕。
初夏，一天天燥热起来，三圣在自家的葡萄园里，正拿着剪刀在整枝打岔，秋芬一路小跑，脸色紧张，执行庭的人又来了，你再赶紧躲躲？三圣拽了一把地头的草，搓着手上的泥巴，躲啥？能躲过去？!你给圣娃说了没有？。秋芬一脸的怨恨，咋没说，他有肝病，人家公家能怎样他？圣娃是三圣的堂弟，过去当过二道贩子，凭借一副好口才把自家的日子经营的轻松惬意，明晃晃的背头和皮鞋是标配，三层小楼，雕花栏杆是村里最亮眼的建筑。
蓝白相间的警车，拉着响笛，把空气弄得骤然紧张，圣娃在车后紧跟，三圣迎着车走过去，车上走下几个法警，掏出证件在三圣面前晃了一下，法院的裁决王圣娃一直拒不履行，经多次与你们协商无效，按照程序，你要承担连带责任，今天对你依法作出拘留，希望你配合。三圣满脸通红，接过笔签字的时候，秋芬哭嚎着，你不能签，你花了人家一分钱?！三圣黑丧着脸，任由她的阻止成为一阵风。当一双亮闪闪的铐子正要戴在他的手上时，圣娃扑了上来，你们不能带走我哥，他是担保，可是和他不相干呀，要带就带我。年轻的法警，直接把他推搡到了一边，他再次扑上来，真和我哥无关，你们要讲理呀。一个领导模样的人语气平和，可以讲理呀，你把贷款还清不就行了？圣娃拱着脊梁顶住车门，我没钱，一人做事一人担，把我带走多长时间都没啥说的。
警车在越来越多的围观中开走了，秋芬一屁股坐在地头放声大哭，圣娃去拉她，嫂子，是我不算人。秋芬哭声更大，是人！就你是人！你哥不是人！
人群散去，时光平静。
四
“ 哐、哐、哐”，村街的槐树下响起了一阵铜锣声，把戏开场啦，猴子推独轮车、拿大顶、翻跟头，吸引了大半条街的人，人越聚越多，猴主人扔下手里牵着的那根红皮绳子，拿出了一把亮闪闪的长剑，食指和中指并拢，在剑身上拂拭着，“当啷”弹了一声脆响，捡起地上的一根槐树枝猛劈下去削为两截，然后刹紧红腰带，仰头张大了口，把剑尖深入口中，一点点地插进去，直到剑柄在外。一个围观的小男孩，吓得闭上了眼睛，钻出人群，腿软着跑回家里，告诉给母亲自己的恐慌和担心，会不会把那人的心扎烂？。母亲告诉他，那是哄人的鬼把戏，不用怕，把戏隔张纸。
这是我最早关于鬼、把戏、畏惧连在一起的记忆。
也是几十年后我梦中的经常出现，天命之年，我不知道人活着是不是也是一场把戏，如果是，那张纸还在不在？如果在，那背后将又是什么？
母亲七十六岁了，几近糊涂，不知道该向哪里追问。
几乎每个夜晚，我和母亲都会东拉西扯到夜深，我给她讲外面世界的故事，她似乎更愿意让我倾听她颠三倒四的絮叨。当我提到小时候那些怕鬼的种种过往，她总是呵呵地笑出声来，人啊，该怕的时候不怕，不该怕的时候却乱怕，那都是老黄历了，现在不论白天黑地，到处都亮堂堂的哪里会有鬼？说不清有鬼好还是没鬼好。说完她就安然入睡。
小院肃静，不停地辗转中，我能听到院内那棵核桃树簌簌落叶的声音，窗台下的老式水管在不停地缓慢滴答，而村北的郑西高铁正日夜穿行。
（原载2020年第5期《牡丹》、第11期《散文选刊》（选刊版）选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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