胥叔，大名胥X华，是我煤矿和针织厂同事，论年龄算我父辈了。胥叔身高近1米7，偏瘦，脸上有些兰色麻子，是煤矿放炮时受的伤。手有点爪，也是那时受的伤。因此，同辈或者相互熟悉的人就叫他胥爪二。

      胥叔和我父亲是同事，也是我父亲得力助手。那时父亲是井长，胥叔是采煤队队长。

  同龄人中胥叔算有文化的。既能记录笔记 ，也能写点稿子。像我父亲那代工农干部，大多只能勉强读报，做笔记都困难。据说，胥叔参加过土改，是土改工作队员，活到现在，算是“老干部”了。像他那样，有土改工作政治资本，有文化，不应该还在一线冲锋陷阵。 或是胥叔太自信，觉得自己有文化，只是没遇到赏识他的领导，又或是时运不济，直到退休，胥叔也只混到车间书记位置，这还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事了。 

       早上，我常见胥叔召集工友们站在井口开班前会。寒风中，一群衣衫褴褛，有的屁股都漏在外面的矿工在寒风中瑟瑟发抖，顿感悲凉。 那时，时兴开会解决问题，和现在的国企、机关差不多。胥叔开会除了强调安全外，就是鼓励大家多挖煤，多出煤，为四个现代化作贡献。

 胥叔说话展劲，工作拼命，经常最早一个下井，最后一个出井。  

     七十年代，社会还处于亢奋阶段，一有领导讲话或者最高指示就放高产，相当于当时农村放卫星，但多半是做假。

      涂山煤矿，一个设计能力不到三万吨的小矿，有次放高产，居然一天出过505吨煤，向上面报喜。谁信？ 

       这505吨产量，就是前几天把所有矿车推到井下，装上存储多天的煤，甚至矸石，到放高产那天一齐推出来，报喜的。 即便像胥叔这样拼命工作，也难免被整。我见过徐叔最悲催的时候。

        那年，他被煤矿保卫部门拘押在路边一十来平方单工宿舍，将近一个月，说他乱搞男女关系。每当我路过拘押他的房间，从窗户铁栏杆外，看着他一个人在室内踱来来踱去，犹如困兽一般时，觉得胥叔好可怜！后查无实据，不了了之。在那个阶级斗争为纲，疑犯视同罪犯就能随意拘押的年代，许多现在想来不该发生的事也会发生。 

       文革时，煤矿选派工人组织工宣队进入学校，参与管理。记得其中有个廖姓工人，人长得帅，还没结婚，和下浩某中学学生好上，把人家肚子搞大了。追查起来那名工人只有逃亡，从此杳无音信。

       胥叔有俩儿一女，说起他的儿子，本人对他们还有过救命之恩。

      1981年重庆涨大水，那个水比今年的水还大。那时，胥叔的俩个儿子年龄还小。大的十多岁，小的七八岁。或许他们是去看涨水，或许是去河边戏水没注意水势，等水涨过来时，兄弟俩就被困在一堵摇摇摇欲坠的半截围墙上，进退再难、险象环生。上岸要淌过几十米长，半人深的洪水。他俩那时似乎不会游泳；墙外就是滔滔江水。那种洪水不管水性多好的人，都不敢下去游泳。而且俩兄弟还有一个腿上受了伤，鲜血淋漓。我见到这种情况，一半淌水，一半游泳，游到俩兄弟身边，一个、一个把他们扛在肩上，送到安全地带。

       八零年，在国家调整、改革、充实、提高政策下，涂山煤矿由于煤质差、储量少、开采成本高，长期依赖财政补贴，不得不宣告停产。几经周折，政府同意就地转产：煤矿转产针织。政府为此拿出了六十万元停拆费，帮助企业实现转产。 在转产动员大会上，胥叔代表车间，发出:“从此我们扔下风镐，抱上摇钱树了”的感慨！……计划经济时代，针织厂很赚钱。

       胥叔是在上班途中，追赶乘公交车时受的伤，肋骨被车撞断了几匹。那时坐公交真的是拼命呀！早上，很久才来一趟车，车一来，一群上班等急了的人便蜂蛹而上，拼命往车上挤。挤不上的人吊在车门外，也要搭走，不然上班迟到要被扣钱的。真的是“古巴”古到爬呀！ 受伤后，胥叔就退休了，不久听说他去世了。

        他去世已经三十多年了，那句动员会上发出的，“我们从此抱上摇钱树的期盼”至今我还记忆犹新，但愿胥叔在天安好！

              本故事并非虚构，但情节有加工。

风花雪月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