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张云鹏先生领队首次发掘盘龙城的故事

🌹盘龙城遗址1954年被发现。半个多世纪的发掘与研究揭开了盘龙古城之谜，将武汉现代文明之源上溯到3500年前的早商时代，宣告了武汉城市文明之光数千年的悠久岁月。盘龙城赞颂着我国南方古代文明的优美乐章：远在早商之际，这里城垣巍然耸立，外围壕沟环绕，城内宫室高台邃宇，建筑雕镂连木，宫城外作坊林立，日夜炉火纯青，青铜文化璀璨夺目；遗址中的古墓葬、祭祀坑、深窖穴埋藏有成套的青铜礼器、数以百计的青铜武器以及玉石、陶器，可以想见曾经刀光剑影，旌旗飘飘，战火纷纭，驰骋疆场的浩荡景象；居住在这里的人，最早是一支夏族先民，而后是一支商族人，他们与荆楚民族相互交流、融合，糅合黄河与长江的古代文化，在不断的碰撞与聚合中孕育出了灿烂的南方青铜文明。盘龙城的历史就是讲述商王朝的封君、将领们怎样将盘龙城从一个军事重镇转化为一个行使政权的国家，怎样团结各民族人民共同开发祖国的锦锈河山，创建一座崭新城市的历程。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盘龙城成为了武汉城市之根，延续数千年的历史积淀。人们不禁要问：是谁揭开这一历史的秘密？自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今，湖北省、武汉市及有关的考古学家、史学家，在这荒芜的废墟里，筚路蓝缕，艰苦创业，日以继夜，不辞劳苦，寻求武汉文明之光，找回那段漫长而尘封的世纪。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如今已是硕果累累，不仅发掘出一座座宫殿，一座座墓葬，一批批手工作坊，还编著了一本本厚重史书，一次次唤醒了这座沉睡几千年的古城，让我们看到武汉蹒跚学步的童年。正是他们，揭示了古城的沧桑巨变，让我们看到古代先民创造历史的磅礴气势，聆听到那令人神往的历史史诗；也正是他们，呕心沥血，撰写发掘报告和学术论文，谱写了一篇又一篇盘龙城历史赞歌，昭示了武汉这座古老而年轻城市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盘龙城先后历经数十次考古发掘。参加考古发掘工作的有来自湖北省、武汉市和原孝感地区等有关博物馆的专业人员以及北京大学考古系师生。在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的过去，很多同志历经千辛万苦，任劳任怨，夏抗酷暑，冬耐严寒，把自己的宝贵青春无私奉献给了盘龙城艰苦的考古事业。而如今，仍然有不少长年奋斗在盘龙城田野第一线的考古工作者，他们在世风浮躁，拜金肆虐的今天，忍受清贫，耐住寂寞，默默地为盘龙城考古事业辛勤劳作。可以说，每一次考古发掘就是一支优美的赞歌！盘龙城一代又一代的考古共工作者，为发掘祖国文化宝藏，探索华夏历史文明，寻找武汉城市之根，奋斗不止，战斗不息，值得人们深深敬佩。在这里让我来叙说1963年盘龙城首次考古发掘的故事。

🌹🌹一个未解的谜

🌹1963年的夏天，盘龙城发现青铜器。消息很快由黄陂县文化部门上报湖北省文化局，省博物馆派员前往勘察。被派去的高仲达先生到调查现场后即带来喜讯，报告盘龙城楼子湾水利工地发现青铜器，有可能是墓葬所出。省博考古队员们对此产生极大兴趣。以前只知道黄陂滠口废品收购站曾收过青铜器，还未见有铜器从盘龙城地下出土。

🌹当时，高先生将从工地采集来的一件残铜器和一些砂质灰红陶片摆在办公桌上，意在广开思路，征求业务人员的意见。考古队员们也出于好奇心争先围着观看。初接触时大家都有点陌生感。那件采集来的铜器，口部虽残，但还能辨认出应该是一件铜斝（属温酒器），因为早在50年代我省黄陂矿山水库泊木港就曾出土过铜斝（同出还有铜戈，见《考古通讯》1958年第9期），其形态为：高体、口立高伞柱，颈、腹部满饰云纹衬地的饕餮纹，胎质厚重，时代则为晚商时期。盘龙城出土的这件铜斝为敞口，口立矮柱，高颈弧腹，平底附三角四棱尖锥空足，颈部饰窄带状单层流动体饕餮纹，胎质薄，与黄陂泊木港出土的铜斝存有差异。其究竟属什么时代？各位是议论纷纷。在那些采集的陶片、鬲足、红陶缸和硬陶片中，最感兴趣的当属鬲足。从江陵楚地发掘回来的同志，感到其与楚鬲的高柱足不同，也与蕲春毛家嘴西周素面柱足鬲有差别，时代显得更早，而早到什么时候，大家各有所思，等待有实践经验的权威人士发表高见。现场观摩文物的人群中，有位身材魁梧、具有专家风度的学者，一直坐在放置文物的办公桌旁，细致地观察铜器及陶片特点，还不时用铅笔和红蓝铅笔勾了一些草图，神态严肃认真、兴致勃勃。这位对文物这么用心的人，就是刚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调任湖北省博物馆考古研究室主任的张云鹏先生。

🌹张云鹏，浙江大学人类学系研究生毕业，1952年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跟随夏鼎所长在黄河流域从事田野考古发掘与研究。1954年被派往湖北从事长江流域考古，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队队长。他与湖北的文物考古人员共同发掘过京山屈家岭、天门石家河等新石器时代遗址，编著有考古发掘报告《京山屈家岭》，对江汉地区考古很有研究，是一位有丰富田野发掘经验的考古专家。当时馆领导及考古队员对他十分敬重，很希望他能对这批文物发表见解，从中得到启示。张先生面对办公桌上的陶片，十分认真地琢磨，时而拿起陶片看了又看，时而紧锁眉头，陷入沉思。其实，他辨陶片是十分有经验的，对这批文物的时代该是胸有成竹。早在50年代，他就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石兴邦、马得志、安志敏等专家一起发掘过河南辉县琉璃阁商代墓葬及遗址。1953-1954年，他作为全国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辅导员参加了郑州二里岗商代遗址的发掘。对这批文物他是最有资格发言的。看完后，他很激动地说了句“这遗址的发现十分重要”，说完之后感觉好像还要说些什么，但话到嘴边又收回去。究竟他在想什么？想说什么呢？后来他才告诉我们，当时他想起1958年《考古通讯》所报道的盘龙城村民上交的铜斝与铜爵，和这次采集的铜斝，均与辉县琉璃阁商墓出土同类器类似，时代有可能属商。但同出的陶鬲、红陶缸片、印纹陶，有其特征：陶鬲裆部较平，鬲足根部位的红陶色特多，足根顶部略内凹，呈包足套结，似鬲非鬲，似鼎非鼎，特别是陶鬲的制法与中原有异，中原以模制为多，而盘龙城以手制为主，兼有轮制，陶鬲足根是附加的，与郑州二里岗的分裆鬲有异；厚胎的红陶缸片，貌似屈家岭所出陶片，但形态纹饰却有所不同；至于硬陶、釉陶，曾在郑州出土过，但数量少，而这里的则数量很多。这支文化，究竟属什么性质的文化呢？如果时代定在商，那么究竟是商文化影响所及，还是属商文化？若是后者，那么一直以来史学界认为商文化不过大别山、不过长江的观点作何解释？这就触及史学界的大课题，因而他在观察陶片后欲言又止。

🌹🌹商人留下的脚印

🌹省博物馆的领导知道张先生心中已有所悟，又还存有疑点，更加对这一遗址重视了，翌日即派他带队前往现场进一步勘查并发掘。同去的有二位刚毕业不久分配到省博工作的大学生：郭德维和我。我记得那是六月底的一天，正值仲夏，骄阳似火，我们一行三人，背起行装，风风火火地踏上了征途。当时，武汉北部交通条件很不便，搭公汽到岱家山之后，还要沿府河北岸徒步10多里。夏日的府河两岸，杨枝婆娑，芦苇密繁，青草丛生，郁郁葱葱，宽阔的河堤被挤得只给行人留条羊肠小道。一路上我们小心翼翼向前走，不时要提防身边的荆棘，还有脚下的毒蛇，好不容易才到达了湖边，对面即是盘龙城。可当年五、六月间，江汉暴雨频频，府河上游洪峰一浪高一浪，致河水猛涨，淹没了一大片湖叉与良田，盘龙城一带成了一片迷茫的汪洋。看着洪水涛涛，碧波粼粼，我们只能望洋兴叹，因为没有船就过不了渡。过了好一阵子，终于算是找到一条农民的打渔船，与船夫谈妥价后，他划船载我们三人横渡府河，这才到达对岸盘龙城的楼子湾。

🌹楼子湾座落在府河之畔的一个山岗南侧，又名跑马岗，东隔湖叉与盘龙城城址相对峙，东北与杨家湾、杨家嘴岗地相连，西与江家湾岗地相接，形成一条链锁状岗丘。

🌹当时，岗地上有一条农民新开的沟渠，弯弯曲曲流过楼子湾岗顶的南侧。就在水沟中，我们发现了一大片黑灰土，沟壁也露出片片灰黑土，断断续续地延伸在沟里，同时又暴露有木炭屑、青铜物和陶片。仔细看，水沟壁上，有成片黄褐土、灰黑土、红粘土分布，土色鲜艳，土层相互叠压，清晰可见。这应该就是一处古文化遗址。主持考古发掘的张云鹏先生决定在此发掘。

🌹张先生指导我们先将水沟壁铲光，形成剖面，按不同土色划线，并研究了地层的相互叠压关系，然后开始选点布方，进行发掘。我们在水沟剖面上有灰黑土的地段布下了五条探沟，2×4米一条。发掘下去，真是百发百中，每个探沟均有墓葬或遗迹，一共发掘墓葬五座，建筑遗迹一处，灰坑一个，出土了数10件青铜器，陶器、玉器和石器等文物。

🌹在发掘过程中，张先生很注意寻找地层的叠压关系，他对探沟负责人说，考古发掘时，一定要注意地层与地层，地层与遗迹，遗迹与遗迹之间的相互叠压或打破关系。郭德维先生是一位思维敏捷、精明能干、胆大心细，善于思考的人，他在铲剖面时，就首先发现他所负责的4号探沟（PLWT4）中有地层叠压墓葬的情况，于是在黄土文化层（地层第5层）之下，清理出了4号墓（PLWM4）。墓室呈长方形土坑竖穴，填土为褐灰色，葬具、人骨架已腐，残存肢骨4根。墓底四周有二层台，人架下有一不规则长方形腰坑，坑内有兽骨残痕。棺槨内放置随葬器物，槨内南端（墓主足下）置铜鼎、铜鬲、铜斝、铜爵，东北侧置铜戈，西侧置铜钺，棺内有玉器，如蝉形饰，戈、柄形器等。

🌹我负责的是2号探沟（PLWT2）。在探沟内先是发现了3号墓，但地层显得有些复杂，与4号墓所在的4号探沟的土色略异。4号墓是叠压在第5层黄土文化层之下，而3号墓则打破了这层黄褐土及红色的生土。同时在寻找3号墓墓口时又发现它的墓坑被另外的一座方坑形遗迹打破，坑内填土为浅黑褐土，夹有木炭屑和朱砂，清理时其内发现了一件铜爵，随即定为墓葬，编号2号墓。发掘时，在2号墓墓坑之下约20公分处出现了一层白膏泥土，这一发现当即让我记起1962年我参加江陵张家山103号墓发掘的情景。当时在清理到墓室时露出了白膏泥，因为我第一次单独清墓，不知如何下手。这天刚好张云鹏先生来到墓坑，他和王劲先生当时是墓地的发掘主持人。张先生见到这一情况，即下坑与我一起研究进一步的发掘方案。他建议采用十字四分法，先发掘两个对角部分，再发掘另二个对角部分。我便按他指示的方法，根据各层堆积逐层下掘，最后，顺利完成了这座墓葬墓室的清理工作。有了这个经验，我对眼前楼子湾3号墓的清理充满信心。我将想法与张云鹏先生商量，经他同意，我采用十字四分法进行清理。我和技工们便停止用洋镐、洋铲操作，改用小手铲做，边挖边刮边辨土色。揭开东北、西南两对角线内的白膏泥层后，露出了黄褐斑土和灰白杂土，黄褐黑斑土分布四周，判断是二层台。灰杂土分布中间，上下撒有朱砂，这应是棺槨所在。在南边二层台上清理出1件釉陶鼓腹尊和1件釉陶双肩斜腹尊。在东边二层台上放置有牛腿骨，并清理1件釉陶小口瓮和1件陶坩埚，坩埚下半部显得厚重，呈橄榄状，器表饰方格纹，清理时器身下半部十分完整。当天晚上收工时，太阳已经西落，天色已近黄昏，我们想墓室才刚露土，已清出的四件陶器中，三件釉陶尊已被压破，不太显眼，另一件陶坩埚比较厚重，满身黄泥，我们就想等明天再继续清理。可是翌日清晨，就发现躺在二层台上的陶坩埚，被人重重地的打了一锤，器身露出裂缝和打击痕，大家都感到可惜和愤怒。据民工分析，可能有个别爱财之徒，以为坩埚内藏有金银财宝，想捞一把，偷偷砸坏了陶器。这给我们敲起警钟，从此以后，参加清墓的年轻人日夜值班，因就住在楼子湾，离墓葬很近，盗贼不能不害怕三分，另外我们向当地生产小队、大队报了案，群众也被发动起来，大家严加防范，从此这帮偷盗者再不敢胡来。

🌹第二天，四周二层台清出之后，中间露出一片长方形呈灰白色的膏泥土，表面还带有薄薄的一层灰黑土夹朱砂。显然是棺槨的印痕，棺在槨室偏东北部。槨的南端随葬有青铜礼器鼎、觚、斝、爵，生产工具铜锛，青铜武器铜镞。槨的东侧放置有青铜武器矛和刀，生产工具铜锛。棺内有人骨架，仰身直肢，头向北面朝西，头端放置一铜戈。

🌹墓室清毕后，以铜觚、斝、爵、鼎为主的随葬礼器组合一目了然，与辉县琉璃阁商墓基本相似。但商墓应该还有另一葬俗，就是墓主腰部之下挖有腰坑。已清理的1号墓、4号墓、5号墓的墓室中部均发现有腰坑，只是因挖渠遭不同程度破坏。3号墓地势较低墓室尚存，是否存在腰坑？其形制及殉葬物怎样？我们期望有更完整资料，张先生对此亦寄予厚望。为了揭开这一谜团，在完成墓室遗迹拍照、绘图之后，我小心翼翼从墓室中部开始往下继续清理，当墓室底部铲平之后，即发现一长方形坑，打破红生土层，坑口特别清楚，坑内填满白膏泥土。这让我们精神大作，立刻用平头铲顺坑壁的光滑面小块小块地清理白膏泥，向下5厘米处即露出狗架残骨。这时又改用竹签一点一点地剔泥，将狗架清理出来。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座几千年前的古墓，虽葬具已腐，但经我们细心清理，墓室结构清理得十分完整，人骨架、狗架就像是活灵活现，有如一幅木刻版画。看了拍出的照片，真实百感欣慰。这是我和工人们整整用了半月时间，每天从天刚发亮到摸黑，寸步未离开墓坑，辛苦劳动换来的成果。它是楼子湾商墓中墓室保存得最完整的一座，张先生更视之为国宝，对大家说，这是商族人来到盘龙城留下的足迹。

🌹张云鹏先生负责的7号探沟（PLWT1）发现一组建筑遗迹，由三个坑（G1、G2、G3）组成，每个坑均为平底，G1为方形，G2为圆形，G3为不规则的椭圆形，G1与G2相通，G2与G3相连，建筑遗迹内发现一批石头，位于G1东北角和G2的东侧，推断建筑遗迹可能是一处工棚。建筑遗迹G1之下，压了一个灰坑，距地表深约0.8米，坑口近方形，残口径1.3米，深3.3米，坑壁向外钝扩，形成上部略小、下部略大的袋状坑，底径长1.9宽1.7米，坑内堆积可分7层土层，从上而下依次叠压，有灰黑土、灰黄土、红黄斑土、黄土、浅灰土、红灰斑土和红黄土，坑内出土陶器有鬲、瓮、罐和缸等。张先生负责发掘这一灰坑。

🌹当时发掘的方法是先挖坑的一半，再作另一半，考古发掘要分地层、找遗迹，故清理只能用小手铲进行，因而半个坑的操作空间十分狭窄。张先生身材高大，下坑动作不便。当时主要操作人是一位小伙子，名叫邱富全，年龄才16岁，个头不高，十分聪明灵活。他对张先生交待的事情件件心领神会，划地层、清器物都搞得井井有条，有什么重要遗迹及时请示，仔细清理。灰坑中的填土，有时与坑壁很难区分，他凭自己的机灵，熟练地使用小手铲，把灰坑坑壁光滑面清理得完整无误。这个灰坑的坑底为圆形袋状，坑底距地表有近5米，张先生一再叮嘱他清理时一定要注意安全，他总说不要紧，有问题他会很快爬上来。他的确灵活得像一只小猴子，动作敏捷利索，每天爬坑上下无数次，从不叫累，工作再苦他总是乐滋滋的，只要有重要的发现，他就有使不完的劲。

🌹休息时，张先生总和工人们坐在一起聊聊天，大家常常问起已发现的遗迹现象，比如灰坑作什么用，陶缸作什么用等等。张先生也与他们促膝谈心，耐心地介绍已发掘房基该如何复原，灰坑与陶缸有可能与藏物有关，还引古文献说“藏谷麦曰窖”、“仲秋之月，可以穿窦窖，修囷仑”。另外，灰坑也可能与水井有关。大家对古文献理解不深，面对灰坑内层层古堆积的土层，有人很有主见地肯定后一说法是对的，马上就有人提出质疑，说在山岗顶上挖井能出水吗？如果是水井，坑底不会这么干燥，一定是一坑淤泥。就这样，你一句我一句，大家热烈讨论，最后的结论还是二种可能都不排除。

🌹工地上哪里有重要发现，哪里就有人群。发掘墓葬时，有时候张先生带大家到各墓坑现场讲解。他像一位老师向学生讲课一样，滔滔不绝地传播考古常识。他常以安阳殷墟商墓的实况为例，讲商代墓制特征，他说商墓很注重墓主方向，多为东北向，因为殷人崇尚东北方位，这可能与崇拜日月有关，也可能与崇拜先祖有关，因为商族起源于东方，以此来表示对祖先的怀念与崇敬。而盘龙城已发掘墓葬以北向居多，其用意应与怀念祖先有关。对各墓存在二层台的问题。他作了一些介绍，说墓坑内葬具与墓坑之间的填土，考古学称作二层台。安阳武官村大墓的二层台，人工夯筑过，上面散布许多人殉坑，随葬礼乐器，而楼子湾3号墓的二层台上殉葬一只牛腿骨，也有坩埚和釉陶，象征墓主生前的追求。谈到腰坑，他介绍殷墟商墓中常有腰坑，这是商族的埋葬习俗，位于墓底中心。武官村大墓腰坑内埋一持戈人，而盘龙城的几座墓腰坑多殉犬。谈及随葬品，他提到商代墓葬随葬青铜礼器以觚、爵为主体组合，有的两套以上，套数多少，象征着墓主地位。对于4号墓发现了一件铜钺，张先生介绍说这是有相当地位的贵族才能使用，是领兵权的象征。盘龙城已发掘的墓中，几乎每座墓都有铜武器戈、矛、镞等出土，说明盘龙城存在一支用先进武器武装起来的军队。墓葬中随葬有成套的青铜礼器及武器，当为军队的中小头目。

🌹通过以上的考古发掘得知，在楼子湾遗址地层的叠压情况是，盘龙城五期的房基压着盘龙城的四期的灰坑，五期的文化层叠压在盘龙城四期墓葬之上。盘龙城六期墓葬打破盘龙城五期文化层。整理资料时，张先生叮嘱一定要注意叠压地层出土陶片特征的变化，于是我们在统计陶片时，高度注意陶色、陶质、纹饰及器形所发生的变化。在统计1号灰坑（PLWH1）与房基（PLWG1）出土陶片时，发现H1出土里黑陶略多，而房基G1及文化层第五层出土灰陶数量多，黑陶略少；所出土的陶鬲，H1出土的陶鬲胎较薄，绳纹较细，第5层及房基G1出土陶片灰陶多，陶鬲胎较厚，绳纹较粗；郭德维先生负责发掘的四号墓（PLWM4）被压在文化层第5层之下，前者出土陶鬲，陶质较薄，口沿略外卷，后者出土的陶鬲陶质略厚，口沿外折。

🌹张先生看了各探沟陶片统计表后十分兴奋，他说，结合地层叠压关系，楼子湾遗址可以进行考古学分期了。他将有地层叠压关系的地层，分为三期，即上层、中层和下层，时代均属二里岗期。郑州商代二里岗遗址的考古学分期，我国著名商代考古学家安金槐先生在《郑州二里岗》一书中，分上、下二层，盘龙城楼子湾分三期，是否与郑州二里岗相近，当时鉴于资料所限，一时不能定论，后来盘龙城考古发掘报告中，定为盘龙城四、五、六期。

🌹🌹盘龙城的故事

🌹考古队到达盘龙城之后，当地公社及大队安排我们住在杨家湾生产队长杨长林家中，当时农村正在搞小四清，省、地、县下来农村蹲点的干部，都和农民“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进住的农户都是农村苦大仇深的根子。杨队长看到大队对他的信任，也满腔热情地接待我们。其实，他家境是比较困难的，家有5个小孩，均未成人，加上夫妻俩共7人，称得上家大口阔，加上我们考古队有4人，伙食全靠他妻子张罗，够辛苦了。但再困难他也要克服，因为他感到家里有省里来的干部进住十分荣耀。可是这么多人吃饭怎么办呢？他堂屋仅有一张小方桌，等着吃饭的有十多人，围绕桌子二圈还容不下，那么只好由杨队长作陪，我们当贵宾，孩子们就受委屈了，靠边找个小板凳自行安顿。后来，考古队又来了几位测量人员，杨队长家里的锅再煮不下了，我们只好重新找地方单独开伙。在杨队长家吃饭的日子里，大家深深体会到当年的农民是多么淳朴。

🌹盘龙城考古发掘期间，正是盛夏的三伏天，最高温度常常在40°左右，晚上，杨家湾的男女老少都在露天乘凉或睡觉。我们也一样，当时，杨队长向村民借来几张竹床，放在他家门口的露天小院，这就是我们睡觉的住所。夜晚，圆圆的月亮像个玉盘高高挂起，镶在满天星斗之间，柔和皎洁的银光照亮杨家湾，照亮盘龙湖。大地十分宁静，唯独杨家湾十分热闹。自从考古队住进杨家后，白天在工地参加发掘的民工及村里有文化的年轻人，晚饭后都喜欢到杨队长家门口聊天，围绕在张先生及考古队员周围，谈考古，谈发现，谈历史，谈论当时报纸正在评价的曹操和秦始皇。大家议论纷纷，张先生也参与，但他总是把话题引到盘龙城来，他常常请杨队长讲盘龙城，杨队长待人和蔼可亲，讲起盘龙城眼睛炯炯有神，十分带劲，让年轻人感到很神奇。他说几十年前的盘龙城，除南城垣西段，三十年代被挖掉，以后填补起来外，城墙的东、西、北及南垣的东南段都保存很好。墙体高高耸起，高达7-8米，内坡缓外坡陡，力气再大的水牛都爬不上去，墙顶呈面包状，北垣与东垣相交的东北角城墙上，发现有似角楼性质的建筑遗迹。城垣外侧有二层台子，为人行道。小时候他和伙伴们骑着牛进城吃草，晚上骑着牛回家，都从城门进出。城内东部偏高，西部低洼，城内一片荒芜，杂草丛生，成为附近村庄放牛、放猪的牧场。还有些青年人说了一些道听途说的有关盘龙城的故事。听过去老人说，数千年前，有一草寇王在此坐位，后来包公大人办案从此路过，将草寇王灭掉。据说城内原有宋代庙宇，也许与传说有关，也许是历代一些张冠李戴的传说，但故事某些情节似乎耐人寻味。

🌹对文物的发现，杨队长说，他在早年时，亲眼看到李家嘴岗地的西坡处（与东城垣相对峙），散置着许多铜镞，有的成排放置，推断是残墓遗留，也许是战争射箭的遗迹。据杨厚学老人介绍，1958年，湖北省文管会郭冰廉先生曾来盘龙城进行考古调查。当地群众向他交了六件青铜器，其中二件是老人在城垣西北角拾得后亲自交给他的，也就是在1958年《考古通讯》曾这样报导过的，有一件铜斝和一件铜爵，称“发现在盘龙城西北偶的城基下，这些铜器都是由于雨水的冲刷以及取土后被农民们发现的”。

🌹有一天，张先生走访杨家湾一位五保婆婆以及其他年长的老人。据介绍，大约在1910年这一带出过一件兽形铜器，高约90厘米，上有铭文数十字。1911年武汉防汛期间，曾在李家嘴采集到铜器，在杨家湾还出过许多铜镞。其中的精品早已卖给了古董商或流散国外。原黄陂邮政局职工杨柳青先生介绍1954年防汛时，当年洪峰汹涌，张公堤多处有溃口危险，市政府下令干部、工人上堤抢险。武汉市第四建筑公司全体职工便驻扎杨家湾，他们在李家嘴、夏家坟街及盘龙城土垣的东、南、北三面等地日夜取土，还有武汉航运公司的大、小轮日夜拖土、汽笛日夜长鸣，也就在挖土的过程中出土过青铜器。

🌹🌹一张地形图的诞生

🌹在这些有关盘龙城的故事中，张先生印象最深刻的是这里几十年前尚有保存较完整的古城以及常发现有青铜器。他又想起1954年武汉市文管会兰蔚先生调查盘龙城时，在城墙剖面上采集了一些带粗、细饰纹、方格纹的红、褐、灰陶片，还有一些印纹陶片、器形中有缸和鬲足。这些陶片不是与楼子湾出土陶片十分接近吗？因此，这座古城的时代就有可能是商。既然是一座商城，城内什么样的布局，城外文物怎样分布，经常出铜器在什么地点，都要有一张图来表现。张先生对大遗址的考古工作一贯十分重视考古资料的记录和积累。他认为在每一个遗址发掘之前，必须取得一份地表的地形图，一方面可向有关测绘部门索取，另一方面可自己测绘。研究一个大遗址，如果没有一张地形图，就好比打仗没有一张作战图，无法下手。1954年调查盘龙城时，兰蔚先生曾在武汉市城市规划设计院看到一张国民党时期测绘的军用地图，图上标有“盘土城”，但其比例是五万分之一，对考古田野工作还不够实用。因此必须自己测绘一张大比例遗址地形图，可将今后发掘或调查发现的遗迹和文物都标在图上，这样才能了解一个大遗址的整体布局，有利于今后工作的开展。由于受经费所限，加上时间紧迫，工地决定派我去当时的武汉水利电力学院请求协助。校方同意接收这一任务。学校时值暑假，便决定由留校的部分师生以勤工俭学的名义来完成这一测绘任务，派了一名老师会同四位学生前来测绘。工作期间他们吃苦耐劳，老师指导学生操作经纬仪，学生轮换跑标尺。师生团结一致，干劲十足，埋头工作，每天从太阳升起到西沉，脚步从未停息，日夜加班，仅用一个多月时间就完成了任务，按1：5000比例绘制出了一张遗址地形图，将遗址范围及周边的盘龙湖、府河都包括在内。面积约2公里见方。这张图成为我们发掘、研究盘龙城布局的重要蓝图。

🌹北京大学邹衡教授十份赞赏这张图，他曾建议将盘龙城遗址在图上布成考古方，今后考古发掘和农田基本建设中的重要发现，可及时补在图上，积少成多，代代相传。张云鹏先生与邹衡教授的想法不谋而合。张先生于1965年主持楚都纪南城测量时，就布上考古方，此后若干年考古工作者对纪南城勘探时，就按考古方进行操作，这样工作就有条不紊。盘龙城遗址地形图测完之后，北京大学编写的《商周考古》教材，首次将它收进书中。后来的盘龙城考古发掘报告及有关书刊，都采用这张图。盘龙城地形图的问世，对我国商周考古是一个重要贡献。显示着张云鹏先生在考古事业上高瞻远瞩的境界。

🌹🌹遗留下来的课题

🌹1963年盘龙城首次考古发掘，主持发掘的张云鹏先生感到十分高兴，他认为这次发掘令人欣喜，成果丰硕，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其一，发掘的墓葬，墓坑都是长方形竖穴，墓底置棺置椁，椁外有二层台，椁内置铜器、陶器，墓底有腰坑，内殉狗架。解放初年，张先生参加过郑州和辉县商代墓葬发掘，对商墓特征非常熟悉，他认为盘龙城楼子湾的墓葬形制结构及葬俗与中原基本相同。

🌹其二，所出青铜器爵、觚、斝、鼎。这是商墓随葬器物的基本组合。所出的铜斝，口上立菌状柱，曲腹，下有三角四棱尖足；出土的铜爵，椭圆口上立矮柱，束腰方腹或弧腹平底，三尖锥是外撇；铜觚粗体束腰高圈足；铜器的饕餮纹单层作带纹装饰，铜质较薄等等，这些均不同于殷墟和西周同类青铜器，而与郑州、辉县玻璃阁所出同类特征几乎一模一样。

🌹其三，发掘的灰坑，深达5米，口径只有1米多，坑内出土有陶瓮、鬲、缸、瓮等，陶鬲罐体下附尖锥足，深灰坑在郑州二里商代遗址中很常见，它的作用是用作窖藏或水井，而深窖穴是早商的文化特征。

🌹其四，所出陶器，其特点是，陶鬲罐体，下附尖锥足，这种尖锥长足鬲，只有商代早期才有，殷墟足根变短，西周鬲足根底削平，从陶器器类与总特征来看，也与郑州大致相同。

🌹其五，这批墓葬与人们生活的房基及其文化层，存在着地层叠压关系，时代有早有晚，地层第5层要晚于第6层，3号墓（63HPM3）要晚于4号墓（63HPH4）时代均属二里岗期。

🌹张云鹏先生曾担任过1952-1954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在郑州举办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的辅导员，负责指导学生进行科学考古发掘。对青铜器、陶器的断代，可谓了如指掌。经过这次发掘，掌握了第一手资料，这时候他再不沉默了。他断言盘龙城楼子湾墓葬形制及葬俗，特点与郑州、辉县商墓基本相同，具有商墓的特征。所出的青铜器与郑州、辉县等地早商期青铜器同时代，均为商代二里岗期，从而肯定盘龙城楼子湾是一处商代遗址。商代先民已来到长江滨了。

🌹过去盘龙城农民所拾的青铜器，大多卖给古董商，后流于市场，人们都视为流散文物，并推断为从中原流散而来的。现在要重新审定。这次盘龙城所出青铜器是经过科学发掘，它是一处商代的遗址，也就是说商代先民已居住在盘龙城楼子湾，是他们带来了商文化，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信息。张先生对此十分兴奋，要我们写个报导。于是我和郭德维先生写了《盘龙城的遗址和墓葬》，发表在《考古》杂志上，《长江日报》也作了报导。这样，史学界、考古学界都在关心湖北黄陂的盘龙城。

🌹盘龙城遗址的发现，给商代历史提出一个课题，即商文化已经到了长江之滨，这是史学界的新课题。早在殷墟甲骨出世后这久，就有学者断言“卜辞所载地名，大抵在大河南北百里内”，并形成了“商文化不过长江”，“商文化不过大别山”的看法。之所以会有这种观点，主要是因为当时商代文物的发现地只有殷墟及距离不远的几个地点。

🌹盘龙城的发现，使得商文化不及长江的框框就要被打破了。但一种全新的观点要想站住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何况当时郑州商城还没有全面考古发掘，时代存在不同看法。另外，有学者认为中国城市出现于唐宋以后，商代尚未出现城市。郑州商城在学术界未被认定，那对于盘龙城的定性也就很难有一致的认识。

🌹然而，盘龙城出土了商代青铜器、陶器、玉器，还有为数不少的房基及墓葬，这怎么解释呢？究竟这里是受商文化影响？还是纳入了商王朝版图？盘龙城发现有建筑房屋及灰坑，故有人推断可能是个居民点；盘龙城发现有商代墓葬，普遍随葬有青铜兵器，五座墓有三座出青铜武器，墓葬均为中小型墓，因而墓主人被推测是军队的小头目，进而推断这里居住着一支军队，军事色彩很浓，所以推断这里可能是一处军事据点。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三大杂志停刊，《盘龙城楼子湾发掘报告》寄出后没有来得及刊登。由于信息不通，学界对楼子湾的发现也渐渐淡漠，更未引起重视。大家对商朝的疆域问题也议论少了。惟有北京少数学者反映相当强烈，始终惦念黄陂这一发现。盘龙城究竟是商人的一个居民点，还是一个军事据点，在60年代，成为学术界的一个谜，一直等到70年代考古的新发现，这个谜才逐渐解开。2010年8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