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作家，充其量叫文学爱好者，或许叫做作者罢了。

通俗地讲，作家应指是以文化创作为业，专业从事写作的人，他们有一个叫做作协的婆家，管着他们的衣食住行。而我仅是工作之余，涂涂鸦鸦，以此抒发心中的情感，或发泄心底的不平。

尽管被《中国乡村杂志》社和一家文化传媒公司认证为“中国乡村作家”，以及被一些文学平台定为签约作家，但我依旧不是作家。

作家是一个神圣的名词，特指在文学创作上享有盛名成就的人。回首几十年的业余写作之路，从报纸到杂志，从市级到省级，从传统纸刊到网络新媒体，从官媒到自媒，林林总总，发表过几十篇文学稿、上百幅新闻图片稿、上千篇新闻稿。一路走来，我从不参加什么文学聚会，也没申请过加入作家协会，更没有惊世之作，我哪有资格称作作家？

中国有一种奉承文化，习惯性地将副字省略，把副经理称做经理，将副主任叫成主任，大多数人乐意接受。也有人喜欢自我拔高，写过两首诗，自称为诗人；发表过几个“豆腐块”，名片上印有两个鲜红大字—“作家”。每当有人称我为作家时，我如针芒刺面，大有盗世欺名之感。获得的获奖证书，我都是随手一丢，锁入箱底，仅为见证我记录过一些东西。

我出生在一个叫甘溪冲的小山村，那里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富，有脍炙人口的插田歌，有流传一百多年的《烈女文》，有警示世人莫贪婪的民间故事，有非物质文化遗产——铁狮子。而我作为一名从甘溪冲里走出的子民，对这种厚重的历史和人文，熟视无睹，没去记录、挖掘、整理与传承，任其流失、断层。每每回乡，老乡称我为作家，想到自己没为家乡做过半点贡献，也没为家乡建设参与鼓与呼，深感内疚，无地自容。

曾经，我在中国作家网读过一篇文艺报评论员写的《承担起当代作家的责任与使命》，方知作家责任重大，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牵连着文学与时代、文学与历史、文学与民族之间的深刻关系。他们必须勇于承担时代、民族和社会责任。而我，因学识的制约，没有将自己的观察、思考和创作自觉地融入时代发展的大势之中，自觉地将个体命运与民族、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有几篇拙作，尽管触及到底层的社会现象，但有骨无肉，没能引起共鸣。

我有一位好友叫肖国良，是小学到初中的同学，大学毕业后在区里当领导，昨天与我聊起家乡的人文。他告诉我，村里有一名叫肖运生的黄浦军校17期毕业生，抗战胜利后，隐去功名，甘愿在一家农场当伐木工人。还有一个叫肖琢如的老中医，17岁中秀才。嫉世俗龌龊，立志于医，始则广览医书，力求博达，著有《医学卮言》、《喉科要义》、《历代名医方评》、《遁园医案》、《遁园诗文草》等书。其临诊时，总以至诚仁爱之心待之。不论贫贱富贵，一视同仁，细心诊察。省级劳动模范李以成以愚公移山精神，率领李家湾村民开荒造田，改变了山多地少田稀局面，1963年光荣出席湖南省在原邵阳地区召开的劳模表彰大会。

送走同学，我深深地陷入了沉思：家乡的老人，有一个共性，他们不图名，不图利，在各自岗位，默默耕耘，默默贡献。任何称谓，只是虚名。证书不是成绩，而是鞭策和激励。乡土是根，乡情是源，尽管我不是作家，但有写作基础，应有责任和担当，以村里先人的默默耕耘、默默贡献精神，将乡村故事、乡村记忆、乡村传说、乡村文化、乡村精神，用笔和镜头记录下来，为地域文化传承，做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