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妈妈
文/吴仰生
多年前，我的同事和朋友都说我爱人长的清秀，大大的眼睛，挺直的秀鼻，小小的嘴儿，虽从未见她化妆打扮过，还就是上人眼。其实，对我来说，美不美丽，关系並不大，稳重，实诚，会过日子才是最重要的。但不管怎样，还是高兴，就去告诉她。她说，他们也不想想我是谁生的，我们的妈妈可是个大美人。
有道是，选妻先选丈母娘，这话实在有道理。
在我上高中的时候，姐姐从县黄梅剧团流落到肉联𠂆，我就常去北门的厂里蹭饭吃，肉𠂆还是有肉的。我就常看到爱人的妈妈。她叫朱珍民，每次去肉厂上班都挎着两大篮子脏衣服，好在息工时抽空洗。这就是好母亲，我想。因为我母亲为了养我，在大地方当媬姆。我从十一岁时起，就一个人孤独地过日子，大冬天在井旁洗被子，这冻肿手指的滋味实在难受。
她短发，大眼晴，端庄而不失温雅。很怪了，当时看到她就眼熟，多次看到她就亲近，就呆想，我要有这么位妈妈管看我、爱着我就福气了。
我就把这个不合实际的想法告诉姐姐。姐说，你别说，老朱还真是个少有的好妈妈。
我老岳父原来是城关光小的教师，五八年反右，为了凑足百分之五右派的名额，就莫名其妙的被打成右派，被遣送农场去劳改，一去就是五六年。幸好能写会画，就被选中出黑板報，弄宣传，也就活了下来。同时被关改的三十多人中，累死、病死了近三十。打倒"四人帮”后，他被平反了，竟找不着他的案底，实在令人啼笑皆非。
这个政治玩笑开得太大了。送丈夫服刑的时候，我的丈母娘，搀着大的，抱着小的，带着四、五个孩子，在风雨的路口等了一天，也未见着，因为押送囚犯的汽车被雨布罩着，她哭倒在雨地中，差点就没活过来。
下面日子的艰难，真无法罄书。我母亲每月寄我十元，我都难过。她找着一个搓绳子的工作，一月不到二十元，要养活五六口人，怎么过呀？我算可怜了，她和她的一家比我还难。对于一个弱而无援的女人，唯一的解脱只有寻死。她多次想到了，但又不敢想。亲戚们劝她改嫁，她是个烈女子，她决然不会；有人劝她把孩子们送养他家，她是个爱子如命的好母亲，也决然不肯。那天，上水炉子打开水，就不知不觉地穿过五条巷口，上了街，还爬上埂头，走到下浮桥口。她缓缓地浸入河水中，感到河水透凉，头脑也就清醒了许多；她听到几个儿女的哭喊，尤其是她大女儿晓明的哭叫，尖啸而凄惨。这几天，大女儿常常尾随着自己。转身回头一看晓明正在下埂向她扑来……
这晓明就是我的爱人。说起这段往事，她就红了眼，禁不住落下泪珠儿。那吋，她还不到十岁。
后来，会过日子的老妈妈就搬到了河南，在上渡口附近租了间破漏不堪的农房，只几毛钱一月，又开了些荒地，种上南瓜、胡罗卜什么的，维持一家度命。现在，我爱人见了这些蔬菜就禁不住要吐，但也不说为什么，还说这些是好东西，有营养，能救命。
晓明有个小姨，只比她妈妈小一岁，叫朱汉如，是浙农大的著名教授，拿着国务院津贴。当时，她还只是个讲师，就每月贴她家五元，怕姐姐珍民不要，就说是给哓明交学费的，这一贴就是近十年。这就好多了。
说起来，这也是有渊缘的。妈妈从小就被抱给生父的好友当女儿。两个父亲都姓朱，那时候的好朋友，比较现在的，感情浓多了，是可以割头换颈的。生父有五个儿女，任对方选。她的养父一眼就看上了这个白净胖乎、机灵可爱的老二。生父大气，竟一口答应。他是个开药铺的，最喜欢这个二姑娘了。他对我妈的妈说，日本人都进当涂城了，不太平了，我的朋友是教书的，对女儿是好的。她的被抱养，对二女儿汉如也许不是坏事，她就能继续上学了。这两姊妹最亲，后来汉如上了南京大学，没有姐姐零花钱的救助是上不成的，尽管她那时一天只吃一顿饭。老话说，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人与人的因果报德实在是人类的美好。去年底，汉如小姨，九十二岁了，硬要来照顾大一岁的姐姐，在当涂生活了几个月。她教姐姐玩游戏、打牌，唱歌跳舞，要怎么开心就怎么开心。
我妈妈很会影响人与教育人的。后来，养父又抱养了个两个男孩，其中有一个比她小十岁，就是朱乐民。我在一篇散文中提到过，乐民舅舅后来考取了复旦新文系，是个将军级文人。有一次乐民舅舅跟我谈心，说：你妈妈可严厉了，我不怕父母就怕她，不敢不背书，不敢不学好，；没有珍民姐姐，就没有我的今天。还说，你真走运，有这么样的岳母。舅舅的话，让我对妈妈更敬然起来。
她的五个子女，在她的教育下，都还行。小儿子，十五岁就考取了天津大学自动化系，当时是当涂的高考状元，早在三十五年前就在深圳发展。他的爱人可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妈妈的另一对儿女从医，大女儿乃教师，也是我的爱人。老二为了全家生计，未读过中学，就顶其职。其实，我这小舅子特聪明，跟他哥哥一样，也非常孝道。我们虽是郎舅，实为朋友。
在我眼里，岳母一点也不厉害。我跟晓明在农村谈恋爱，在当时的农村也箅是沸沸洋洋、轰轰烈烈，这些我会在以后的文章中一一写来，如数珍宝地写来。妈妈结婚迟，二十四岁才有了哓明。女儿让她成为了母亲，她就一心认为这女儿就是她的掌上明珠，取名叫晓明。时值解放，天刚放亮，一名双关。看重女儿，选女婿就精挑细剔了。而我当时的境况遭透了，招工招学沾不上边，家境又如此狼狈。我的妈妈并不嫌弃，说两个苦命孩子在一起才有奔头，就让我上她家给她看看。记得，我那时腰上扎一根草绳子，揹了一小袋米就去东营登门"求亲"了。她家就以骨头烧白菜款待我。我不知矜持，狼吞虎咽着。妈妈说我实在，还挺高兴。
我揹着米袋，走了三十里地，是从围屏赶来的。围屏是我和晓明下放的地方。傍晚了，我得赶回去。妈妈不放心，就叫我晚上留下，天亮再走，惹得全家都儍了眼。我就在她家一张大床后面搭个陋铺。大床的帐子很破，大洞小洞十几个，全用创口贴贴着，一股子沁人的药香。妈妈靠我这边躺着，那边是晓明。我一晚上都在胡思乱想，自己已有幸成为这个家庭的一员了。
第二天清晨，晓明送我，说她一晚上都被她的母亲紧紧地抱着睡，现在全身都在疼。我由不得笑了，明白妈妈的担心，她是怕女儿干蠢事，爬到我那边去了。
晓明说，怎么会呢？我说万一呢？她说，那我就不是朱珍民的女儿了！还说，她十一岁时就骗过日本人，我哪敢呀！
于是，她就跟我说些妈妈小时候的一些趣事。
霍里地处偏僻，日本人进犯时，也只是设了关卡，不敢驻军，因为向山一带是十里大山，常有游击队出没。地下组织看我妈妈小时候机警过人，就让她送情报。将纸条嵌在竹子做的发夹里。她还真的成功了几次。有一次很险，她已一蹦一跳、若无其事地过关了。但是，两个日本兵端着带刺刀的枪追过来。吓得妈妈拼命跑；鬼子来劲了，更是拼命追。妈妈逃到一片小树丛中，扒下裤子就解了泡大"粑粑”，並随手将那竹发夹埋入其中。面对刺刀，妈妈不是吓哭，而是痴笑，戏道:米西，米西，粑粑，吃？！两个鬼子似乎没有听懂他们自己的“中国话”，感到这个俊傻孩子，真是逗，为了屙屎，就不怕送了命？
我的妈妈差点就成了部队上的交通员、侦察员乃至女将军。但是，因为舍不得养父养母和幼小的朱乐民，就未去成。
我母亲陈国芳有一个堂弟，也就我堂舅，原名陈国强，后改名陈健，就碰到象我妈妈类似的经历。他十二岁时，在无为县城里一家药铺学徒。因被冤枉偷钱而逼上了银屏山打游击。父亲找过多次，他都躲了。后来，他这个红小鬼随师北上。解放初期，陈毅当上海市长，他是中共中央上诲市的机要局局长；陈毅元帅任副总理，他就任了中共中央机要局局长。我的母亲，就跟着他南征北战，先在上海，后又去北京，干着媬姆，养着儿子。
我曾为此替岳母婉惜过。她却说，我成了花木兰，还有你的事吗？意思是说，你就成不了我的女婿。老妈妈是很有辩证头脑的。
说起这些，实在太多了。有一件事令我深思至今……
一九七五年，我上调去芜湖的四合山搬运公司上班。我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只好将这几年收集的报纸、素材资料搬到我未来的岳母家，足足有三板车。那些报纸大多是我乘工作之借口从公社和大队部“顺"来的。然而，被我未来的岳母全烧了。不过，也烧得其所，用它们煮了五天大鍋饭。
我是爱书如命的人。文化大革命前，我省吃检用，聚上了上千本书，这对一个高中生来说，很是骄傲。那时书也便宜，大多几毛钱一本。母亲寄我十元，六元在校吃饭，一天二毛，剪头一毛，一月可余三元多。还有，我假日挑沙土、搬木竹筏子，也能挣点。那时，我就学会打工，也算有点经济头脑了。这些钱，全买书了。但这些书，被我的“红卫兵”同学们全烧了，烧得干干净净，一张纸也不剩，一片灰烬。那时，虽然不让学生之间互斗，但因为当时的县黄梅剧团有个女主角演员向我借了几年书，在日记中多多记了我几笔，就遭大忌了。好事者因为我为他们团写过剧本，又恨我惹他们的心上人关注，加上还姓吴，我便成了当涂的"吴晗”，就被他们贴了多张的大字报炮轰。现在的电视剧中，地下工作者临危烧情报，还因烧不尽而让敌人得了蛛丝马迹，让很多革命者牺牲了。我的那些同学干革命实在是彻底之极。那次，我坐在灰烬中哭了一天一夜。这种悲怆，在我一生中只此一次，当实难以忘怀。
两次的书报被烧，却大有不同，我便大惑不解地问未来的岳母。她淡淡地回答道，你还甘心把这儿当家吗？我说，当然。她又问，这些报纸是不是现在的？是，当然是。还是烧了好，变来变去的，谁说得清呢？我明白了，当时还在文化大革命，这个时候留下的一切也许将来就是大祸。
老妈妈实在已把我当成儿子，她要让我全须全尾地活下来，虽然我活得很累很苦。
我记得林觉民说过几句感人肺腑的话。他在晚年时给妻子写了封信，说是希望死在她的后面。小时候，对他的想法不理解。
我的岳父中年时经受过非人的打击和折磨，身体就很差。在我岳母的精心护理下，他半瘫了十年，且活到九十岁才离世。他走后，岳母痛苦不堪，常常发呆，又旋即苦涩地笑。我问，她喃喃地说，老头子在我前面走了，真好！我又问，你读过林觉民给妻子的书信么？她摇摇头，又去发呆了，又去想我老岳父了。
我想，这就是夫妻间的最高情操和臻境。这些境界的人，内心是相通的，不管你是大文人还是老妇女，也不管你地位显赫还是卑下。
一九八四年，大散文家吴泰昌在《文学》上发表了一篇散文《红红的小辣椒》，这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后来，他将收载此文的集子送我。其中说到了好玩伴，应该就是我的舅舅朱乐民。其实，我们这几家人还真有渊缘，泰昌母亲当过那时霍里镇小学的校长，我的大姑母和我的丈爷爷都是小学的教师。于是，我大姑母就教过泰昌与乐民。散文家吴泰昌和将军级的朱乐民又是挚友，他们都是我的忘年交。
我就问妈妈，你小时候在霍里生活，见过王家盐水鸭尾上的小辣椒吗？红色的。妈妈说，喜欢，常吃。泰昌说，这红色让它感到小镇的灰色的气闷有了暧色和亮艳。妈妈的看法又不完全一样。她说，这红色让自己感到这鸭还活着，就象乐民和你说的，虽死犹生，这样才有盼头。
朴实的话，又将泰昌散文的意境与美学价值更进了一层。我笑着对妈妈说，你没有参军，没去当花木兰也不亏，你可以弄文学的。
全家人都笑了。
人于世，终有遗憾之事的。有一天，我就问她老人家。她现在可是九十有四了。高龄的她，摇一摇头，不值说的，她吁吁地说，别人听了会笑话。
一再追问，她才不好意思地说，她很想去采石的翠螺山，去看望一下李太白的塑像。小时候，我的老子要我背过不少他的诗。
还有一个遗憾，就是一辈子没有真正下过饭馆。
全家人都哭了。
试问：全当涂城关的老少爷们以及奶嬸姐妹们，谁没有去过太白楼、上过翠螺山？谁没 有下过馆子呀？
啊，我的老妈妈！
吴仰生，笔名仰生，一九四七年生。作家，中、大学教师。笔耕不辍，已有近200万字的散文、小说、报告文学等作品发表与出版。曾获"小天使”全国儿童文学奖、“阿英”文学奖等十多种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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