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帝国系列五

商鞅变法与《商君书》对大秦帝国及后世的影响

作者|清风   

大秦帝国的源起，跟一个人密切相关，他就是《史记》都为他立传的商鞅。

商鞅（公元前390—公元前338年），复姓公孙，名鞅，“少好刑名之学”，专研以法治国，受改革派魏国人李悝、卫国人吴起等人的影响很大。在任魏国宰相公叔痤家臣时，公叔痤病重曾对魏惠王说：“公孙鞅年少有奇才，可任用为相。”又说“王既不用公孙鞅，必杀之，勿令出境。”但公叔痤死后，魏惠王并没有听从。

公孙鞅听说秦孝公下令求贤，欲收复秦之失地，便携李悝的《法经》来到秦国。通过秦孝公宠臣景监，三次面见秦孝公，并提出了帝道、王道、霸道三种君主之策，只有霸道得到秦王的赞许。公元前359年任左庶长（爵名，战国秦置，为二十等爵第十级。庶长，意为众列之长），开始筹划变法。

徙木取信

变法伊始，旧贵族们纷纷反对，认为“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这其实是权贵们维护自身利益、抵触变革的说辞。商鞅则针锋相对地指出：“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礼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主张“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商君书▪更法篇》《史记▪商君列传》）。他以历史进化论的观点驳斥了旧贵族所谓“法古”、“循礼”的复古主张，掌控了舆论的制高点。

为了让秦国人看到他主持变法的决心，树立国家的权威和信誉，他采取了“徙木取信”的举措：在国都咸阳市场南门立下一根三丈长的木杆，召集百姓说有能够搬到北门的就赏给十镒黄金，并当即兑现，以此立信于百姓。

车裂之刑     

时机成熟之后，公元前356年和公元前350年，秦国先后两次实行变法。变法内容有：“废井田、开阡陌，实行郡县制，奖励耕织和战斗，实行连坐之法”。这时太子犯法，商鞅说：“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处罚太傅公子虔与老师公孙贾。秦孝公十六年（公元前346年），太傅公子虔又犯法，商鞅施以割鼻之刑。变法深入推行之后，秦国出现了道不拾遗，山无盗贼的景象。公元前340年，秦军击败魏军，魏割地求和，魏惠王后悔没听公叔痤之言。公孙鞅因功获封商于（古地区名，又名于中，在今河南淅川县西南）十五邑，这就是后来称商鞅的原因。

由于商鞅主导制定的秦律严苛且残忍，尤其是还增加了肉刑、大辟、凿顶、抽肋、镬烹（huò pēng我国古代酷刑之一，镬烹分为两种：“水烹”和“油烹”，明永乐皇帝朱棣废止）之刑，加上推行的军功爵制度，损害了贵族们的利益，导致权贵们多有不满甚至忿恨。秦国公族赵良为让商鞅躲避灾祸劝他说宜“归十五都，灌园于鄙”，“不贪商、于之富，不宠秦国之教”，但商鞅不以为然。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惠文王即位。公子虔告商鞅谋反，商鞅逃亡，途中欲住旅店，却因他以前的规定未出示证件，店家害怕“连坐”不敢留宿。想逃往魏国，也因以前失信而被拒绝。后来商鞅回到商邑（今陕西省丹凤县城西古城村），发邑兵攻击郑国，被秦兵击溃，商鞅被杀于郑国黾池，死后又被秦惠王处“车裂之刑”。可谓咎由自取，可怜、可悲、可叹。

商鞅变法持续了20多年，让秦国强大，并横扫六国。商鞅的法家治国思想，体现在他及后人补充完善的《商君书》里。这本书在不同朝代，有不同版本，内容亦有多有少，但以专政、暴政、愚政治国的主题却始终未变。 

《商君书》，又名《商子》，现存26篇，属于战国法家学派的代表作之一，重点论述商鞅等在当时秦国施行的变法理论和具体措施。主要思想如下：强调“强国弱民”。书中有“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朴则强，淫则弱。弱则轨，淫则越志。弱则有用，越志则强。故曰：以强去强者，弱；以弱去强者，强”，意思是能够战胜强敌、称霸天下的国家，必须控制本国的百姓，使之成为“弱民”，而不是“淫民”。商鞅认为国家的强势和人民的强势是对立的。只有使人民顺从法律、朴实忠厚，人民才不易结成强大的力量来对抗国家和君主，这样国家才会容易治理，君主的地位才会牢固。用强民去消灭另一部分强民，那么剩下来的仍然是强民，那国家就处于弱势。用弱民把强民消灭了，剩下来的是弱民，没有威胁，国家就处于强势了。强民存在，国家就弱；弱民存在，国家才强。强民，是指那些有思想、有主见、有本领，跟国家作对的人；弱民是指那些惟命是从，没有思想、没有见解、随波逐流的人。

《商君书》中认为人性本恶，必须承认人之恶性，治理国家要以恶治善才能使国家强大，主张重刑轻赏。他认为加重刑罚，减少奖赏，是君主爱护民众，民众就会拼命争夺奖赏；增加奖赏，减轻刑罚，是君主不爱护民众，民众就不会为奖赏而拼死奋斗。

《商君书》是天下第一禁书，在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专制时代，都是秘而不宣，过去一直是太傅教太子的教材，只有历代君王和太子才能读到。《商君书》虽然不到三万字，但却完整地阐述了封建君主通过“严刑峻法”等种种手段，达到维护君主统治的不可告人的目的。

《商君书》治国术核心有两点：第一是抑商，主张禁止粮食贸易，商人和农民都不得卖粮，甚至连为商业贸易和人口流动服务的旅馆业也予以取缔，民众都被束缚在自己的土地上，也无法获取外部信息，只能成为生产工具。第二是弱民，“政作民之所恶，民弱。政作民之所乐，民强。民弱国强，民强国弱。”

以弱制民有五法：一是“以弱去强，以奸驭良，实行流氓政治，小人政治”，“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二是“实行一教，进行思想控制”，不让百姓有知识、多思考、懂道理；三是“通过剥夺个人资产，造成一个无恒产、无恒心的社会，让民众依附国家”；四是通过“辱民、贫民、弱民，使人民贫穷、软弱，实现民弱国强，利于统治”；五是“杀力”，发动战争，外杀强敌，内杀强民”，消灭不可驾驭的强民。这些，后来都成了“中国历朝历代君主治国驭民心照不宣的诡秘暗器，是他们不惜以民生的代价来化解内忧外患矛盾，获得长治久安的看家本领！”

此外，法家还强调“辱民”和“贫民”。所谓“辱民”，就是让百姓们屈辱的生活，没有自尊，甚至整天生活在恐惧之中。商鞅主持制定的“连坐”，邻居犯法不检举揭发要受刑罚，这样互相监视，人人自危。而“贫民”，就是除了生存必需之外，不能让百姓有富余的粮食和财产，即使赖以生存的物资也要由国家分给，不服从国家就得饿死。

以上，就是商鞅的“驭民五术”：壹民：统一思想；弱民：国强民弱，治国之道务在弱民；疲民：为民寻事，疲于奔命，使民无瑕顾及他事；辱民：一是让百姓无自尊、自信，二是教唆相互检举揭发，让他们终日生活在恐怖之中；贫民：除了生活必需，剥夺余财，让百姓人穷志短。如果以上五者都不灵，杀之，即从精神与肉体上予以消灭。

《商君书》对历朝历代的封建帝王们来说，可谓是驾驭国民最伟大的发明，但对于民众和民族来说，却是中国人千年噩梦之肇始，也是严重制约社会发展的桎梏。清末维新派谭嗣同感叹：“两千年政治，秦政也”。中国的封建王朝，改姓氏不改秦制，自大秦始也。

而再放眼同时期的欧洲，早在春秋末期，雅典民主制度就已诞生。民主一词的意义是由希腊语的demos（人民）和kratia（统治或权威）派生出来的，意为“由人民进行统治”，它的基本特征是全体公民是统治者，参与政治，集体掌握国家最高权力；公民集体内部相对平等；法律至上。虽然其实质是雅典民主政治维护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地位和利益，是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之上，是少数人的民主，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但也毕竟开启了文明的窗口。而在中国的战国初期，希腊人便开始了选举。同时期，古罗马共和国三权分立确立，国家治理由元老院、执政官和部族会议（Comitia Tributa）共同完成。掌握国家实权的元老院由贵族组成，执政官由百人队会议从贵族中选举产生，行使最高行政权力，部族大会由平民和贵族构成。有人说，“古罗马共和国是最早尝试实行法治的国家,创造了一种突出权利、制衡权力的‘混合政体’，而这个政体最大的特点就是权力受到了法律的制约,呈现出一种‘法治化’的特征。”这些，都是欧洲早期对于政治文明的有益探索。

在科学技术层面，公元前，古希腊人就知道大地是球体，埃拉托斯特尼测算出地球周长39000公里，2000年后启蒙了中国。而此时，统一后的大秦帝国建立起的从未有过的中央集权制度及其农耕社会，则让中国与科技渐行渐远，而且，还让中华民族与先进的政治、经济体制无缘。它从此给中国埋下了落后的病根，并再也挥之不去，最终成了阻碍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的绊脚石。

                 一一  2020年8月21日   清风斋

图片截选自网络《大秦帝国》剧照，致谢！

作者简介：

        崔自三，笔名清风，河南永城市人，硕士研究生，知名讲师，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游走于全国各地讲学，国内多家大学客座教授，自由撰稿人，曾到美国、新加坡、日本、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国家以及台湾、香港、澳门等地区游学、访问。2018年4月，赴西藏采风，至此实现了走遍全国的梦想。现居河南郑州市，酷爱写作，曾在各类媒体发表文章300多万字，出版商战小说《挑战》第一、第二部、诗散文集《一缕清风，一弯明月》、《那年匆匆》、历史文化散文《风雨一叶秋——中国文化与历史漫笔》、《时光的脚步》等十一部作品，文章风格清新、婉约，深受广大读者们的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