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叔子对诗教文化的经典论述有几个重要的创新点：一是指出了教育是文化，文化则包含了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论证了诗教的基本特质是人文文化教育，民族文化教育，也是科学文化教育，更是人文与科学交融的教育，因而是杨叔子人文与科学相融的绿色教育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诗教育人功能可简括为培育人性与灵性，前者指陶冶以爱国主义情感为核心的精神境界，后者指启迪以原创性思维为核心的创新智慧。具体说是“立德、启智、健心、育美、燃情”（对己）；“观、群、兴、怨”（对外）；“创新”（对己并对外）（参见《杨叔子槛外诗文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96-207页）。三是创造性地论证了诗教—文化过程也遵行“知识—思维—方法—精神”这样一条具有文化教育整体性、普适性的“下学上达”途经。且据以指出按不同教育层次、不同育人重点要求、循序实施的具体方案，对校园诗教起着切实的指导作用。四是杨叔子依据文化整体性原则，论证了诗教文化是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两者交融、不可分割的整体；也是“知识、思维、方法、（原则）精神”高度统一的整体。诗教既具上述二方面的文化整体性特质，所以诗教是一种文化，是中华特色的教育文化。杨叔子是诗教文化这一科学范畴得以成立的理论奠基人。
诗教文化作为一种文化范畴由笔者于2004年10月发表的《中华诗教与校园文化建设》一文中提出：“中华诗歌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粹，是中华文化元典精神的艺术映象，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形象载体。中华诗教是以中华诗歌为载体的教化方式，是被历史证明为有显功卓效的教化途径。这种特殊的教化内含就是我们所说的诗教文化和诗教精神。”并在文章的第三部分“校园精神与诗教文化”中作出初步阐述：“一般比较认同的观点是：校园精神是指由价值判断、理想模式、思维方法、道德情操等因素构成的校园观念文化。‘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新）民，在止于至善。’”“物格而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大学·经》）。这应算作我国最早的大学文化、大学精神；在此精神指导下培育出的人才必具有儒家积极的用世思想：“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上》）。“‘明德’、‘新民’、‘至善’；
‘格’、‘知’、‘诚’、‘正’、‘修’、‘齐’、‘治’、‘平’；‘独善’、‘兼济’等既是中华民族文化中重要的元典精神，也是从育人的层面反映出传统的民族精神。这些精神鲜活形象地写照在优秀的中华诗词的锦篇绣章中。至今读来仍觉亲切、动人，具有极大的感染教化力和不朽的艺术魅力。这就是诗教文化”（梁东主编《当代中华诗教文论选萃》第345、348页）。
马凯同志十分关注当代诗词与诗教事业，发表过许多重要文章与讲话。2012年9月28日，在首届“诗词中国”传统诗词创作大赛启动仪式致辞中论述了诗教文化：“在孔子诞辰日启动‘诗词中国’创作大赛，再次向世人展示，尽管经过历史曲折，但先贤们创造的中国诗教文化传统并没有断失，相反仍在延续和发展。”马凯同志的这段言简意赅的论述给人以三点启示：诗教文化是中国先贤对教育文化的伟大创造；诗教文化传承有绪，道路曲折，仍在发展；诗词创作是诗教文化的必要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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